發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苦難。它同時也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與文化資源。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上，或“零距離的接觸”，或“近距離的觀照”，或“遠距離的反思”，兒童文學作家們對于這段歷史的書寫從沒停止過。近年來，我國抗戰題材的兒童小說又悄然興起，出現了薛濤的《滿山打鬼子》、李東華的《少年的榮耀》、毛蘆蘆的《小城花開》等作品。就湖南來說，有鄧湘子的《蓼花鼎罐》、牧鈴的《少年戰俘營》、毛云爾的《走出野人山》等。陶永燦最新創作的兒童小說《芭蕉寨少年》獨具匠心地將故事發生的時間截點放在抗戰剛剛結束后。日本鬼子已經宣布投降了，抗戰已經結束，但尾聲與余波還在，我們依然能從故事中感受到戰爭的殘酷和帶給人們的傷害。《芭蕉寨少年》展現的便是這一特定歷史時期湘西南一群瑤族少年的成長故事。

　　《芭蕉寨少年》用一連串緊張曲折的情節寫瑤族少年子南、石頭、甘木三個“老庚”的深厚友情，刻畫了勇敢、機智、鮮活的瑤族少年形象。甘木“死”后，尸體竟然不見了。這是誰干的?聰明機智的子南和憨厚的石頭順著線索一路曲折的追尋，找到了木耳，由此意外地推斷出甘木還活著。于是，大人孩子兵分兩路去桐木鎮尋找甘木。甘木終于被子南和石頭找到了，卻像被什么嚇住了。他究竟是被什么嚇住了呢?經過一番偵探，三個孩子終于發現了日本鬼子逃兵藏身的“鬼洞”。在警察吳隊長的策劃下，日本鬼子逃兵終于束手就擒。子南、石頭、甘木這三個少年形象的刻畫都很成功。子南的機智帶動著故事情節的發展，石頭的憨厚也著實讓人心生喜愛，有了石頭的存在，故事里所呈現的童心童趣的世界愈見斑斕飽滿。甘木到第七章才出現，但他一直緊緊攫住讀者的心。甘木一出場，也讓讀者眼前一亮。他在江中踩獨排的身影何等嫻熟美妙，讓人印象深刻：“只是當木頭慢了下來，停下不走的時候，他才用竹蒿劃拉一下腳邊的水。他的腳也在不停地、細細地移動著。水、木頭、人、竹蒿都在按照自己的規律運動，然而，他們形成了一個整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亮排時，甘木脫了衣服奮力奔跑的身影也是讓人難以忘懷的。這兩個身影展露出瑤族少年的智慧和倔強。

　　故事的另一條隱形線索是以吳隊長為首的警察隊對日本逃兵石田雄二不遺余力地追蹤。讀到作品的最后一節，吳隊長的一句“馬上回去，這是命令!”這一細節頓生安慰，大人是有自己的成擔的。警察隊能成功捉拿日本逃兵,子南、石頭、甘木三個“老庚”關于日軍的發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他們所做的事情的出發點，并不來自“民族大義”“家國情懷”這樣抽象的慨念，而是遵循兒童內在的心理和思考邏輯。

　　作者開篇接二連三地呈現死亡和緊張的氣氛。甘木死了，“躺在地板上，臉色烏紫，已經沒有了呼吸。”甘木的父親死了，“背上有三個窟窿，還‘咕咕’地冒著血水。”甘草突然昏迷不醒，"額頭上蓋著一塊洗臉帕。”更可怕的是，甘木的尸體好像被盜了，"白生生的棺材蓋子被拋在一邊，尸體也不見了，棺材里空空的，什么也沒有。”一件件離的奇的事件挑戰著人的思維，讓人不寒而栗。隨著子南和石頭一步步的深入追蹤，"不寒而栗”的氣氛達到一個高潮后漸漸消散，只留下必要的緊張和疑團去推動故事的發展。運用死亡營造緊張的氣氛，極力調動起讀者的注意力后，又小心翼翼地抹去臨近恐怖的痕跡。帶給人戰栗的感覺，卻并不毫無節制地渲染恐怖和血腥，這是一種謹慎又特別的審美，也由此可見作者面對兒童讀者的良苦用心。

　　《芭蕉寨少年》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挖掘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價值。小說故事的地點發生在雪峰南的一個瑤族山寨。我們在故事的種種細節里也可一路領略瑤族風情。配陰婚、公坪議事、碾米、打風車、編織、土地公公廟、指路碑、放排……湘西南瑤族的地域信仰，民風民俗、民間傳說等鋪滿故事的每一個角落，給小說帶來別樣的審美體驗。它們讓故事的節奏得到舒緩，也讓故事生長得豐盈飽滿。就連故事中一個最為重要的關鍵點，也與民風民俗緊密聯系在一起。甘木為什么“死”?甘木所在的瑤族山寨里，有一個神秘的“鬼洞”。“鬼洞”只在每年的七月十五午時才能看到。那天，甘木在自己的樹屋里恰好看見了“鬼洞”，還看見了洞口的人影。他就這樣被嚇“死”了。失蹤后的他被兩個好朋友找到后，也不敢告訴他們。每年的七月十五，是他們那兒的“鬼節”。根據當地的傳說，患了“鬼節”的“沖煞”是要被惡鬼捉去當替身的。實際上，甘木所看見的洞口的人影正是日本逃兵。由此可見地域文化在作品里并不僅僅是點綴與修飾，而是成為了故事敘述的牽引和動力之一。

　　作者對芭蕉寨水上放排的瑤族水民生活的描寫也是極為精彩的。瑤族水民看起來兇狠強悍，卻也是善良多情的。石頭只因為說了放排的禁語“傘”字，就被放排的少年狠狠抽了一巴掌。而當石頭和子南在江中遇險時，卻又是放排的父子幫了他們一把，放排的父子還特意托人來解救他們。甘木流落到江邊，也是放排的人收留了他。他們擲銅板、踩獨木、斗酒劃拳、放聲大笑、語言粗俗、愛憎分明、豪放粗狂，有著質樸直率、坦蕩蕩的男兒氣概和本色。

　　《芭蕉寨少年》里鮮活的兒童形象，作者清晰的童年意識以及濃郁的民族地域文化韻味的融合讓作品有了強烈的藝術沖擊力。它寫出了特定時期特定地域兒童的生存狀況和心理狀態，呈現了作者本身對歷史、文化以及童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