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伊熙堪卓而言，涉足小說似乎僅是近一兩年的事情。我在偶然讀到《雄獅》之后，搜尋作者的其他小說，所找到的亦不過《酒鬼汪扎》《獵人》兩篇。創作雖少，這些小說卻足以顯示出作者的才情和靈性。在伊熙堪卓的小說里，康巴藏區的人與事無限地抵近神祇，又結實地落在人間生活上，神性有多巍然，人性就有多莊嚴。沒有敘事的游戲，也沒有獵奇的眼光，她在返璞歸真的敘述中顯現出書寫康巴藏區的自覺、自然，用這片土地上的山川河岳、四時風雨以及無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演繹中國版圖上的此地，填充歷史進程中的此刻。

藏區是許多文藝青年的通病和心魔。仿佛世間真有那么一塊亙古未變的神圣凈土，只要踏足其上，就可以感知到眾神的召喚，在啟示中滌蕩身心的污濁。于是，他們走異路，逃異地，去遠方尋求詩與酒，尋求別樣的人們。這樣的藏區源于外部的文化想象，表現出的是一種時代癥候——對現代生活的壓抑感。史景遷在《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中描述了西方近四百年來對中國的認識和理解。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形象的真實性在西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可以在對他者的講述中，投射在內部得到不到滿足的愿望。同樣的道理，我們對于藏區的理解，也總是免不了要在“非我”中表達“我”的關切。因而，在外來者的眼光中，藏區往往被神秘化、奇觀化。即使寫作者有意要摹寫真實，地理、歷史、文化等諸因素的差異，也在背后制約了觀察者會看到什么，做出怎樣的理解。如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就曾在社會上引起爭議，認為是對藏區生活的丑化和扭曲。

丑化和扭曲之所以能夠發生，原因就在于藏區是沒有發出自己聲音的被敘述者。因而，阿來在為“康巴作家群書系”寫的序言中，談到了對這一問題的關切：

這樣雄奇的地理、頑強艱難的人的生存，上千年流傳的文字典籍，幾乎未見正面的書寫。直到兩三百年前，這一地區才作為一個完整明晰的對象開始被書寫。但這些書寫著大多是外來者，是文藝理論中的“他者”。這些書寫者是清朝的官員、外國傳教士或探險家，讓人得以窺見遙遠時的生活的依稀面貌。但“他者”的書寫常常導致一個問題，就是看到差異多。更有甚者為尋找差異而致于“怪力亂神”也不乏其人。

而我孜孜尋求的是這塊土地上人的自我表達。他們自己的生存感。他們對自己生活意義的認知。他們對于自身情感的由衷表達。他們對于橫斷山區這樣一個特殊地理造就的自然環境的細微感知。為什么自我的表達如此重要。因為地域，族群，以至因此產生的文化，都只有依靠這樣的表達，才得以呈現，而只有經過這樣的呈現，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存在。

伊熙堪卓的寫作就是這條脈絡中的一環。而且，她在起步之時即明確意識到自己的創作根據地在哪里：章谷和梭坡。就像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洛、蘇童的香椿樹街，伊熙堪卓在她的這片血地上找到了文學的生長空間。賈平凹曾有過一個很有趣的表述：商洛雖然是山區，站在這里，北京很偏遠，上海很偏遠。當我們進入伊熙堪卓的章谷和梭坡時，會發現這里也有一方自在的天地。

章谷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內，系藏語譯音，意為“群巖之首”。清乾隆四十一年，大將軍阿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之后，章谷改土為屯。1941年建章谷鎮，1956年底撤章谷鎮，1980年改稱城關鎮，1985年恢復章谷原名。梭坡位于章谷東南部，意為蒙古族，據傳很久以前，此地有一批蒙古族人前來放牧而得名。舊時，屬打箭爐明正司管轄下的土千戶領地，1913年改土歸流屬丹巴縣，1941年建鄉，1966年稱東方紅公社，1978年改為梭坡公社，1984年恢復梭坡鄉。

從地名、建制沿革可以看出，章谷、梭坡早已卷入到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分享著這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苦難與光榮。革命、解放、運動、改革……這些被我們所熟知的大事件，同樣是他們生活中的話題。在《獵人》里，背語錄的笑話成為有關運動年月的一種記憶。因為不會漢語，梭坡居民基本靠自己理解的藏語同音字背誦語錄。傻子阿寶自顧自流著鼻涕大聲背誦語錄，他一張口第一句就變成了“子勒隔森龍則，間幾棟惹…”，這是梭坡人講的康方言，翻譯過來便是：老貓鉆進了荊棘籠里，尿了泡尿。這自然是以戲劇化的方式進行的語言解構。

在解構的另一面，歷史的沉重感降臨在不祥女阿昌的命運上。阿昌是村莊的另類，據說從出生起就開始克死族親，被視為魔鬼之女。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中，可以想象她處境的不堪。政治運動給予了她新生的曙光。于是，她成了積極分子，癡迷于語錄的背誦，甚至放火燒了孜木寺。“她不喜歡梭坡，她不喜歡夜晚點著松光柴照明，她不喜歡背著木桶去溪邊背水，她不喜歡充滿牛羊馬糞的牲口圈，她不喜歡撅著屁股在土地上伺候莊稼，她同樣不喜歡立在房前屋后這些不知年代的古碉”，她渴望的是縣城生活。甚至不僅是縣城，只要是梭坡之外的地方，就是她的異地和遠方，寄托了她逃離的愿望。故事的結尾，變成“遮母”（活鬼）的阿昌失去了唯一的兒子，毀了容。在通往村外的黃土路上，獵人扎西多吉背著阿昌，一步步向縣城走去。

《雄獅》是一個家族的衰敗史，也是一則民族寓言。江噶所屬的牧果家族世代流傳著兩件家族信物。一件是獅皮。江噶祖上是土司老爺的千戶大頭人，相傳雄獅就是被這位祖先親手打死的。在雪域高原，虎皮在過去十家里有九家能拿的出，獅皮卻只有在江噶家才能見到。于是，它不僅象征著江噶家的榮耀，也被梭坡村民視為鎮村之寶。一件是清代懋功府衙發給牧果家族的土地契約。這張泛黃的紙里寫著村子里所有土地，甚至于大渡河對岸的一溜漫長土地也是屬于牧果家族的。江嘎的奶奶措姆精明能干，將這兩件信物視為家族的徽記。她明白這些久遠的事物已經沒有實際的功用，但在這些舊物事里，她看到了家族生存繁衍的根基：

那張地契是她不大了解的那個年代的產物，可是她對那枚鮮紅的印章卻充滿了敬意，它是那么清晰而莊嚴，像一個斬釘截鐵說一不二的男人那么讓人無法小覷，就算現在它什么也證明不了了，可是那上面游龍驚鳳般的小楷漢字，就像一個威嚴的衙門在對她說話，她總覺得只要那上面的字還在，牧果家族曾經是大渡河兩岸管理者的身份就不會消失。

因而，即使在“四清”人人都把財物交給公家的時候，她最終還是成功地把這兩件祖傳信物藏匿起來，留存到現在。

梭坡人從來沒有懷疑過圍繞著獅皮的傳說。但從省城下來做基層工作的韓干事卻不以為然，青藏高原的地理條件不允許獅子生存，他據此斷定獅皮是假的。于是，曾經被視為榮耀的獅皮，成了牧果家族謊言和恥辱的證據。江噶家聲譽被毀，從此一蹶不振。江噶的婚事告吹，來退婚的女方父親意味深藏地說：“我們藏族人說一個家族的根兒很重要，誠實勇敢的根子才能長出枝繁葉茂的好果子”。就連江噶的父親不由得也向措姆抱怨起祖先的謊言。

在梭坡，男女婚嫁從沒有給彩禮的習俗。但對于牧果家族來說，不如此就無法解決江噶的婚事。措姆不得不把地契以兩千塊的價格賣給了村里來的文物販子，把保護獅皮的麝香囊子以六千塊錢的價格賣給了草藥醫生彭措，賣了一頭牛、五頭豬，湊齊了兩萬塊的彩禮，為江噶迎娶了斜眼老姑娘勒央。措姆去世后，牧果家族的頹勢不可阻擋，雄獅皮最終難逃典當的厄運。當江噶抱著威風不再的雄獅皮出現在多吉的小賣部時，當年那個漂亮的小伙子，滿臉已是與年齡不相匹配的滄桑。

老手藝人洛絨最終證實了獅皮的真實性。但時至今日，獅皮的真偽已經無關緊要。年輕村長斯郎扎西的話道盡了雄獅皮在此刻的命運：

多吉大叔，事情都過了這么多年了，那展示獅皮都是老皇歷了，現在我們村里最重要的是各家各戶把自己家的民宿條件搞上去搞旅游開發……

這些年家家戶戶都在各自想辦法掙錢，誰還管誰家騙不騙人的事，他牧果家的光景要回到過去那么轟轟烈烈，就是騙了縣太老爺，人們還是把他們當菩薩供著，如果還是像江嘎現在那模樣，他就是不騙人也沒人搭理他……

小說最后，頹然的江嘎要跑去措姆和父親的墳圈，告訴他們牧果家沒有騙人。多吉則蹣跚著走向自己的小賣部。已經沒有人在意獅皮的命運，這個消息只對亡靈和走向夕陽老人有意義。牧果祖宅曾經是村里最漂亮的房子，如今就像是漏了一半氣的皮球。與此同時，斯郎扎西改建古碉為民宿的工程即將竣工。一邊是熱鬧，一邊是頹唐，興衰之間，見出了時代的更替。

談論藏區，終究無法回避宗教的問題。在外來者眼中，這也是藏區最為鮮明的特色。吳德煦是浙江人，在1872年出任章谷屯官，兩年后纂修了《章谷屯志略》。這本書全方位地介紹了章谷的天時、疆域、山川、衙署、祠宇、橋船、官吏丁役、學校、兵民番練戶口科糧、街市鄉村寨落及兵民番練保甲丁口、風俗、土宜物產等情況。其中以疆域與風俗兩項最為翔實。關于宗教風俗的記述尤為可感（據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本）：

夷俗崇佛教，以故無老少，力作稍暇，即持念珠，口中喃喃誦六字真言。其經之奉不一，或臨溪澗作小室安木桶，置經其中，下設機輪，水激之使轉動者；或于道旁作矮屋亦設轉輪木桶納經于內，令行人手轉者；有書于布，掛以長竿，偏植危峰峭壁間，使風吹動者。凡此皆所以代宣揚，籍邀福澤至。道傍必累石為浮屠，高六七尺，間鐫夷字幾滿，無地無之，難以數計。行者不敢經過，必紆其后而行。歸途則否。遇到有事端，必圍繞數十百遍，雖疾風暴雨不少息。春末秋初，皆其農隙，舉家裹糧而出，名為轉經。遍游諸土司界，不憚險阻崇山深谷，必盡登陟。紙印小經，道旁草木無不系之，令風飄揚。如是者，幾閱月而返。秋成后，無貧富必延喇嘛誦經，極為鄭重。親友咸集，共襄厥事……

風俗正是能夠在長時段的概念中，穩定下來，緩慢變遷的事物。在伊熙堪卓的小說里，藏區的生活雖然已與吳德煦的敘述不同，但神性的細節依然無處不在，沉淀在人物的潛意識中。這是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是表達情感的方式。

《獵人》里，孜木寺的阿旺喇嘛說，阿昌之所以如此命途多舛，是因為家房里有塊白石頭，里面住著原屋主的家神菩薩，阿昌強占住房，得罪了神菩薩。獵人扎西多吉認為這是封建迷信，針鋒相對地宣稱自己是一位無神論者。其實，至于無神論者具體意味著什么，他自己并不清楚。這個詞語是幼年時聽革委會主任說的。那時候他們幼年被長者建立起來的關于寺廟和僧人的一切神話都坍塌了。即使如此，他終究不可能與長時段的文化傳統告別。他知道打獵殺生是寺廟絕對不喜歡的行為，為此，在看到寺廟時，自己需得躲著寺廟和與它相關的一切，心里才會感覺踏實些。“扎西多吉一直以為自己已經改名叫了楊興邦，那他距離寺廟和神靈應該已經很遠了，可是不知為何，只要路過孜木寺，只要看見阿旺喇嘛，他的心里便會不自在，他會忍不住把獵物藏起來，把槍也一并藏起來。”最終，面對末路的阿昌，扎西多吉解下兩桿獵槍，雙手將它們抱在胸前，低著頭慢慢向孜木寺走去。他把獵槍交給神靈，去世間完成自己的懺悔和救贖。

神靈解決了扎西多吉的問題，卻不能解決汪扎的苦惱。

汪扎是《酒鬼汪扎》里的人物。他曾經是梭坡數得著的能人。在村人的講述中，從解放后到現在，梭坡第一個有錢蓋新房的是汪扎家，第一個買車子的人也是汪扎，他天生就是個做生意的料。然而，一場意外的車禍奪走他的老婆和孩子，只留下他一個人。經此變化，他雖然活著，但是靈魂已經死了。絕望的汪扎也曾向神靈求救，他把家產捐給孜木寺，獨自背著一個糌粑口袋去拉薩朝佛贖罪。可是一回到梭坡，他就陷入魔障之中。于是，能人汪扎變成了酒鬼汪扎，終日游蕩在章谷的大街小巷，陷入醉酒、鬧事、進局子、再醉酒的惡性循環。民警張曦了解到其中原委后，始終對汪扎心懷悲憫，被汪扎稱為“我的兄弟扎西”。一個夜晚，綽號“刀子”的不良少年向張曦尋仇。危急時刻，醉酒的汪扎拍馬趕到，一板磚下去將刀子擊暈在地。汪扎的板磚救了在場的三個人：張曦逃過一劫。刀子本是孤兒，因這一擊，顱腦受傷成了無人理會的小傻子。但他卻也由此躲過了牢獄之災，沒有了以往的暴戾，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孩子。汪扎呢？汪扎成了刀子的父親，他去孜木寺賭了咒戒酒，告別了糜爛的醉酒生活：“有時候我在想，這個娃一定是我那死去的老婆給我送來的，以前我覺得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一點意思都沒有，現在我腦子里只有這娃娃，只尋思著怎么跟他把日子過起來，像一個真正的父親那樣活著，別的再也不想了。”汪扎從醉酒中醒來，找到了活著的意義，也重新找回了自己。抬頭可見神祇，過的終究還是世間的生活。汪扎沒有在人與神的關系中確定自己的存在，這個艱難的歷程是在人與人的框架內實現的。能夠完成人的救贖的神靈，就居住在這脆弱的肉身之內。

如阿來所說，“未經表達的存在，可以輕易被遺忘，被抹殺，被任意篡改”。當他者開始言說的時候，它才有可能擺脫被塑造的命運，成為一個主體。或許，這正是伊熙堪卓小說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