浯溪和元結似乎就是一個整體,拆開誰都會成為一種虛無。如果元結很走運,仕途上一路通達,這個趴在湘江身邊的鄉村野嶺很可能永遠都會寂寞地靜坐在一江流水里。冥冥之中注定了元結跟浯溪的天緣,本來是倒霉透頂的元結,在被貶的途中,一路郁悶地行船湘江,走到祁陽河段的時候,突然就看到了一個亂石林立的小山野,便好奇地停下船只,登上了這個也許根本無人問津的小石山。他這一登,就登上了后來的中國碑林文化的一個奇峰。

 

　　被先后兩次發落湖南道州刺史的元結,前前后后五次經過這個怪模怪樣的石頭山野。前兩次,仕途上的煩心事攪得他無心顧及它念,只在這座他喜歡的山野上短暫停留了片刻。只有第三次,他爬上這座石山的時候,看著從山腳下流過的那條清清淺淺的山溪,看著面對湘江波濤的那一片寬闊的懸崖陡壁,看著山上那相互連綿、形態怪異的山石,站在最高的一塊石頭上的元結,內心情不自禁生出如是感嘆:零陵郡北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巔堪自逸,誰能相伴作漁翁。也就在這一時刻,他萌生了要住在這座小野山上修身養性、垂釣種花的浪漫情懷。大歷元年,也就是766年,元結為這座小山寫下了第一篇銘文《浯溪銘》。其中,他在《浯溪銘》序言中寫到:“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浯溪。”這讓我們不言而喻,他已攜帶家人住進了這個小山野,并因自己太喜愛這個沒有名稱的地方,而將其署名浯溪。古代的“吾”即“我”,元結以其獨有的創造思維,將這條小溪“據為己有”,讓它成了“我的溪”,但他要保持這片地域的自然天性和本質,于是就在與“我的溪”相關的人文物象上加上了一個象形或象意的偏旁,因此就有了我們在這座山野上看到的“浯溪”“峿臺”“痦亭”。其意就是他們都是我的,都是我元結的。“浯溪三銘”就是元結的《浯溪銘》、《峿臺銘》《痦亭銘》,這是他的前三銘。接下去他又寫了《東崖銘》《中堂銘》《后堂銘》,這是元結的“后三銘”。尤其是元結的前三銘《浯溪銘》、《峿臺銘》《痦亭銘》,元結都請當時有名的書法家季康、瞿令問、袁滋分別用玉箸、懸針、鐘鼎三種風格各異的篆體書寫出來,刻在了三處摩崖上,將他對浯溪驚天動地的絕奇自然山水刻進了石頭的靈魂血肉里,讓它們隨著這片野性而鮮活的石頭在光陰的內部生長呼吸。

 

　　浯溪的摩崖石刻,絕對繞不過《大唐中興頌》,這是浯溪的魂魄。

 

　　元結,這個唐開元年間高中進士的大才子,在安史之亂期間因為向唐肅宗李享敬獻良策而得到重用,作了一名判官,輔助地方長官處理公務。期間,寫下了《大唐中興頌》。他在《大唐中興頌》的序中,簡單介紹了安史之亂的歷史真相和撰寫這篇文章的緣由。他請自己的好友、大書法家顏真卿將《大唐中興頌》刻在緊鄰湘江的那面摩崖上。從文字表述看,似乎在講老皇帝和新皇帝的“風涼話”,實話實說了他們導致國力不強、發生內亂的癥結所在,實則是諫言他們要相互通融,相互和氣,國家定然興旺。說白了,就是強調一個“和”字,只有“和”方能安邦,方能定國……我們現在倡導的“和”文化,元結在他的《大唐中興頌》里就已經闡述了這個意識,這也是《大唐中興頌》隱含最深刻的一種正能量。

 

　　元結是因為文人另類的玩法,才玩出了一個令人無法窮盡的人文浯溪。說元結是個“貪心”的文人,一點也不為過。這一“貪”,就“貪”出了一個幽深的中國文化道場。因了這個文化道場的敞開,后來就源源不斷有了更多文化人的涌入。唐朝除了元結,相繼而進入這個文化大磁場的元友讓、皇甫湜、鄭谷;宋朝有秦觀、楊萬里、范成大、張栻、孫適、李清照、白玉蟾;元朝有張養浩、聶古柏;明朝有王冕、楊維禎;清朝有王漁洋、袁枚、吳大澂經及外國使者等等幾百名文人在浯溪留下詩文,囊括了篆、楷、行、草、隸等各種書體,其中除了顏真卿霸氣四射的正楷鋒芒,還有黃庭堅、董其昌、何紹基、米南宮等令人稱奇的書法。他們和他們墨韻的長存,讓元結的浯溪生發出多重定義。元結將他的浯溪獻給了天下的文人,這些文人們又將元結的浯溪交給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