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德彬十幾年前就有了聯系。那時他還在校，已經開始試著寫作。此后幾年聯系不多，倒是常看見他的文章。我畢業兩三年后，到報社工作，編一個充斥著父親母親公公婆婆爺爺奶奶姥爺姥姥的文學副刊，而德彬那時剛走出校門不久，正面對人生的選擇。我們在論壇上認識，后來加了QQ。其實我們的經歷極為相似，都不善于考試，都不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都是來自普通家庭，通用的幾種游戲規則對我們來說都已閉合，困頓可想而知，這也讓我們都沾染了不同程度的偏激，對人與事抱有懷疑和警惕。現在想來，偏激或許更能抵達真相，這不是洪水猛獸，而是一種認知方式。而和稀泥式的理性，終歸顯得無聊且油膩。

　　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現在想來，還有什么能比謀生更讓人疲憊?越陌度阡，穿街越巷，去為生計奔走。剛畢業時，德彬在某局給領導寫材料，屬于“編外人員”——這種有年代感的詞匯，將隨著歲月的推移而顯得愈發荒唐。在這種處境之下，德彬見識到了前所未有的悖謬。出力最多，卻拿著最微薄的工資，而且這還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現實早就超出了一個年輕人的想象。稍有點頭腦的人，都會問一句為什么，沒有答案，很多人也從來不想這個問題，循著慣性，默默向前行進，就這樣，一生很快就會過去。

　　像德彬這樣的人當然不會甘心。有些問題，是環境所迫、進而想明白的，而他靠自身的聰明，也能想到未來是什么，然而，“目的是有，道路卻無”，他所面臨的困惑，也正是我們這代人共同的困惑。如果不是大學擴招，我們這種學渣也許不會出來上學，心也不會這么高，或許在村里早早就結婚生子，重復父輩的命運。但我們也會感謝這種際遇，如果不出來，我們也不會知道，人生還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活法。想要抵達不同的活法，卻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愿景，我眼見著許多人在掙扎，但沒多久就放棄了。

　　那時我們唯一的愛好就是寫作，德彬有時寫到深夜，在絕望中的抵抗。在他早年的作品中，散文占了多數，一兩千字的短章已經顯現出不俗的面貌。他不求全，偏向于“斷章取義”，截取橫斷面，把那些肌理呈現給讀者看。他在細節上的駕馭能力，已讓他完成了寫作的原始積累。

　　二

　　后來，德彬辭職，遠走深圳，先是考研，隨后在深圳的報社工作過一段時間，現已專事寫作。我辭職寫作的時間比他稍早一些，據說他是受到了我的蠱惑。聽說在辭職后，他父親還抱怨他不該去考研，“還是給局長寫材料有前途。”德彬委婉表達了自己的處境，父親卻說：“熬著，熬著就能轉正。”這種觀念在魯國故地很有代表性，老父親怎會知道，他篤信而又恪守的東西，已經是陳跡，而德彬只能選擇默不作聲。這些年來，我們只在北京有過匆匆一面，而后他又回到南方，陸續傳來他在南方的消息。

　　毫無疑問，他面對社會是節節敗退的，我也一樣。在工業時代，人人都成為社會機器的零部件，個性面臨著湮沒的危機，想要保留自己的個性，那必然是個不合格的零件，從這個角度來說，頭上長角，身上有鱗，不如人家順溜，敗得也無話可說。

　　最終退無可退，我們各自退回家宅之中，向壁而戰。這讓我想起了佩索阿的失敗，這個來自里斯本的會計，一生都是失敗的，我在一篇隨筆里說佩索阿是“辦公室隔斷里的項羽”，他的一生毫無世俗意義上的功業可言，只有默默領受著失敗，他雖敗猶榮。

　　三

　　在讀到歐陽德彬的散文集《城市邊緣的漫步》時，我在文本中看到了一個初到城市的年輕人形象，他在巨大的鋼鐵交通工具馱載下，緩緩停靠在目的地。透過車窗外叢林般的吊車臂，他望見了這座恢弘的城市，震驚之余，他茫然若失。那一刻，他所攜帶的鄉土經驗仿佛轟然塌陷。為了進入城市，初來乍到者必須先進行痛苦的身份剝離，恍若重回孩提時代。他在書中寫到了這種感受：“這是一座精巧的城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只曉得團簇的路燈如含苞欲放的牡丹，橙紅的燈光輝映著行人和車輛的臉，我忘記了來這里的初衷，來這里的時間，所有的規則開始模糊不清。”這種“模糊不清”的精神體驗，就像萬物初生之時的混沌，就像宇宙大爆炸的“奇點”，一切都不確定，又都滿懷新生的喜悅。他是逃離而來，逃離舊日按部就班的沉悶生活，逃離麻木而又荒唐的人群。重新開始的焦慮，也已被闖入新世界的興奮所沖淡。

　　德彬的中短篇小說也多以城市為背景。他筆下的地名“鳥城”頻頻出現，還有窮學生張潮、王姝，大學教授老茂等人物出場。應該說，張潮的身上有德彬的影子，他把自身的遭際投射到小說里。在小說《紙蝴蝶》中，鳥城大學的教授出口成章，“每一句話都帶一兩個專業詞匯”，看上去煞是厲害。這教授剛剛還在課堂上賣弄高雅，下了課就和女學生王姝去開房了，像這類道貌岸然的人物，德彬從來不留情的。張潮喜歡用自制的陶罐封存蝴蝶標本，這似乎是對往昔記憶的祭奠。后來王姝說在老家捕到了一只蝴蝶，要做成標本寄給張潮，張潮收到的蝴蝶，卻是一張鮮紅的蝴蝶剪紙。張潮將這只蝴蝶封存在陶罐中，殘酷而又不乏旖旎的往昔歲月隱入黑暗，他和王姝的感情也是無疾而終。而在《夜茫茫》中，張潮和王姝又成了同一個單位的同事，他們的感情還在城市的暴雨中撲朔迷離，他們兩人都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

　　在德彬的小說中，王姝出現又消失，名字雖一樣，卻已是另有其人，而張潮卻還是那個張潮。在王姝的身上，疊加了若干女性的影子，她們不乏對生活的美好希冀，卻又被體制標準和物欲所包裹。這些情節，應該是德彬早年情感生活的投射，為時代做了密密麻麻的注腳。

　　四

　　他對權威、規矩、標準……這些東西漠不關心，并非不通世故，而是通徹之后的自覺疏離。他已經不像個山東人了，他的還鄉之路，已然關閉，背離桑梓是時代的流動和紛亂，也是個體的精神選擇。

　　而且，他對套公式般的小說也是嗤之以鼻的。試想，有哪個寫作者會在寫小說之前擺開姿態，像個氣功師一樣開始運氣——“我這篇小說要探究人性的深度”、“我這篇小說要關注一下底層”，恐怕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做。

　　寫作并不是一件高雅體面的事，如果他不寫作，他將不知所措。像我們這種人，臉皮太薄了，很難流里流氣、嬉皮笑臉地去混世。應該說，德彬和我一樣，都該感謝寫作，是寫作保護了我們人格的獨立，讓我們退回到了自己的內心，不必去迎合任何人。在這個令人目眩的時代，還不至于迷失。一個人守著一張桌子，還可以安安靜靜地獨處，自己給自己做主，這應該是最為愜意的。寫作的意義真有這么大?只有失敗者才會這么想。在這樣的時代里，失敗也不那么可恥，到處通吃的贏家才是最可恥的。

　　好在我們的抵抗都有了不大不小的結果，日子也并沒有因為漂泊而止歇，生活仍在繼續。我想，德彬有信心將寫作進行到底，在那座城里，德彬有自己的工作室，每天他都要從住處到工作室去，穿過南方的闊葉花木，開始一天的寫作。

　　他的寫作也不想改變這個時代，他能做到的，就是不被時代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