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鑿是1975年的冬天，具體哪天記不清了，只記得那天陽光燦爛。燦爛是有原因的：公社居然要我到縣里去開會!那時候打通知都是開廣播，樹在田中的喇叭一響，全公社哪個角落都聽得到。廣播響起時，我正在資江河里起大糞。大糞是緊缺物質，一般生產隊想搞搞不到，我們知青點有知青家長是肥料局領導。大糞先用船運到碼頭，再起肩往山里挑。遠也不遠，十來里崎嶇山路就到了。我手握糞瓢心里納悶：縣里是開農業學大寨誓師大會，去的都是三級干部，我算個屌呵?是不是搞錯了?戰友們就猜：肯定是你在知青辦有關系!他們認為我會代表知識青年。第二天到公社集中才搞清，我沒有那個資格，我只是作為“工農兵業余作者”去“聽精神”的。什么叫“聽精神”?就是旁聽掌握會議精神，以后落實于文藝創作。

 

　　上縣里開會有會議餐吃，招待所炒菜真的放豬油，還發誤工補貼每天八毛。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要感激《資水》雜志的老前輩曹毅前先生。

 

　　下放農村不久，我偶然看到一本《群眾文藝》，上面盡是快板、對口詞，也刊登一些詩歌，最后面一頁印得有“歡迎投稿”。研究這本刊物，我搞清了地革委下面有個政工組，再下面有個宣傳組，再下面有個文藝工作室，文藝室管文藝創作。還搞清了室里的幾個老師，其實就是“文革”前益陽文聯、益陽群藝館搞創作的那些人，其中就有曹毅前老師。我小時候就讀過曹老師的詩歌，就想：快板、對口詞估計比較難，于是就決定：寫詩歌!寫了就寄，不就是八分錢郵票嗎?下放第一年，知青每月有三塊錢津貼，錢不是問題。后來又搞清楚了：在信封的右上角標注“稿件”二字，只須貼三分錢郵票，錢就更不是問題了。

 

　　還沒有支出三毛錢，就找到組織了。現在想起來對不起曹老師。我開始寫的那些所謂詩歌都不長，比如“知識青年是棵苗，貧下中農把水澆，毛澤東思想陽光照，扎根山鄉不動搖”，又比如“火紅的太陽紅通通，毛主席登上天安門，偉大領袖揮巨手，全國人民向前進”，但曹老師回信輔導，那字數就肯定是我的好多倍。從他的信中，我知道了詩歌并不就是鄉下的四六句子，要講究“十三轍”，“中東”和“人辰”可以押寬韻，還知道了主題、意境、“形散神不散”等無數新名堂。無知人膽大，我一天寫得出半皮籮詩歌，又買得起郵票，發狠寄，這要耗費他多少精力呵?幾籮詩歌經他挑選修改后，《群眾文藝》先上，省知青辦有個《湖南知青》又上，戰友們就開玩笑喊我劉詩人，公社、區里也發現我了。當時各級都有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各級都愛搭個土臺子就搞會演。會演要編演唱資料，領導認為我“地區省里都上了文章”， 演唱資料還不會編?我當然不會客氣，公社和區里抽調人，不挑大糞也照樣記工分，還有戲看，可謂物質精神雙豐收。我也沒有辜負領導的期望，從三句半到對口詞，到益陽絲弦再到花鼓座唱，什么都敢寫。當時的經典演唱資料《兩老口學毛選》和《逛新城》之類，看幾遍就掌握了要領，拿過來，按領導講的，結合區里、公社的革命大好形勢改一改臺詞就行了。演得好不好，那是演員們的事。

 

　　就這樣，曹老師領我進了文藝之門。

　　

 

　　曹老師培養我，李老師也來培養我。

 

　　李老師叫李敏生，文藝室管小說的。某一次省出版社來益陽組稿，李老師將我也叫去住進了招待所。有油水的三菜一湯不能白吃，我胡謅了一個小說《反修堤上》。主題按出版社的要求：貧下中農要學大寨修大堤，階級敵人搞破壞。藝術上按樣板戲“三突出原則”來操作：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我年半初中只讀完一本毛主席語錄，學了一本《工業基礎知識》、一本《農業基礎知識》，搞得這么復雜的路子清?幾萬字的的小說是李老師戴著眼鏡，幫我一大段一大段改出來的。李老師不但幫我改小說，還關心我的成長。后來他知道了我出身不好，總在擔心招工時會沒有工廠要，就鼓動我不要多想，干脆讀大學算了。他給我講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優秀的工農兵業余作者，泉交河鎮上下放的，出身也和你一樣，但他有特長，散文上了湖南日報，影響好大呵!后來就推薦上了湖南師院。李老師說，小劉，出身不可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明年招工農兵學員的時候，我們向你們縣推薦你!若干年后，小劉變成了老劉，老劉和原來益陽縣文教局的老干部閑談中得知，當年地區文藝工作室是有“領導“向他們鼓吹過，說你們縣里的小劉很不錯，建議如何如何。當時文藝室的“領導”除曹、李兩位外，還有管戲劇創作的吳老師，管電影創作的是梁老師，還有一位高老師都關心過我，下縣時都有可能為我鼓吹一下，我只能在此向諸位一并致敬了。

 

　　李老師后來也像曹老師一樣，老給我寫信。故事呵，情節呵，人物呵，矛盾沖突呵，說的都是關于小說創作的知識。有一回信封里還掉出十多張郵票，他是想為我節約開支呢。

　　

 

　　李老師講的那個優秀的“工農兵業余作者“，后來也成了我的老師。

 

　　這就是徐靜老師了。當年他不但寫散文了得，寫演唱資料更是高手。他寫的一個宣傳計劃生育的三句半，流傳在各個公社的毛宣隊，我至今都記得其中一段：一個最好，兩個多了，懷上三個怎么樣辦?刮掉!——想想罷：月色蒙朧，在人民公社的土堆子上，四個小伙子敲著響器，咚咚鏟咚咚鏟不緊不慢，突然“鐺”的一聲鑼響，暴出來后面關鍵的半句，是不是效果奇好會笑翻全場?徐老師是我們的偶象，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迎風橋旅店。當時他還沒有畢業，縣里毛宣隊(其實就是縣劇團)急需一個劇本，縣領導就向師院為他請了創作假，他回來急趕一個叫《兩擔紅花籽》的花鼓戲。這當然是上天安排的，否則益陽那么大，他為什么偏偏落店迎風橋?須知從知青點到迎風橋，只有區區兩三個小時的山路。耽擱一天，也只少記十個工分，損失九分錢。機遇是要抓住的，我記得那是一個陰天，風清云淡。徐老師當時還是一個大帥哥，大帥哥談笑風生滔滔不絕，講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種創作手法的區別，好像還講到了“不反抗”。 “不反抗”是在講托爾斯泰時帶出來的。他說托翁作品不提倡以惡對惡，人家打你的左臉你連右臉也送上去，遲早會感化人家，世界就會漸次美好。我現在知道了，這個話題在當時應當屬危險話題，體現的是基督思想，遠不在當時的紅色框架內。那時候的人們，大都還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說明徐老師那時候就“兼收并蓄”了。徐老師講文學和報紙上講的有點不同，報紙只講魯迅和郭沫若，我就只知道魯迅和郭沫若，哪里知道托爾斯泰、普希金也是作家呢?周立波知道，趙樹理就不知道了。至于《紅與黑》《三個火槍手》等等，都是第一次聽說。徐老師也不問問我讀過這些書嗎就開講，使得我發現了他的一個秘密：他寫三句半只是表象，認真讀書，讀很多很多書，做足文學上的準備才是他的真像。告別徐老師，我沒有直接回知青點，我忍痛搭車進城，到縣文化館借書。管書的阿姨知道我是“工農兵業余作者”，盡我用黃書包背書。可惜當時的文化館沒有徐老師說的那些書，我只背回了《金光大道》和《海島女民兵》。以后我就有事做了，日里想方設法搞徐老師講的那些書，夜里點個藍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燈窩在帳子里讀，被大帥哥徐老師一席話害得苦不諶言，常常出早工的時候兩眼通紅。

　　

 

　　《資水》雜志籌辦的時候，我已經是益陽師專中文專業的學生了。我上課心不在焉，主要看小說。這時候徐老師講的那些書都有借的了，還不舍命讀?班主任批評我就在心里想：要怪你去怪徐靜。當時徐老師畢業已回益陽，和曹老師一起在籌辦《資水》雜志，不多讀點書和他會無法對話的。有一天他叫我“來一下”，問過我讀了一些什么書后，就希望我在《資水》創刊號上露一下臉。當時我已讀了好多小說，正要一試身手呢，那還有講的?寫!時間緊迫呵，從那天起學業我就只應付一下了。鼓搗了一萬多字送到編輯部，曹老師、徐老師、還有新來的王一飛老師都講不錯，后來他們三個人大約都分別改了一遍，基本上就像一篇小說了。標題好像還是曹老師最后拍的板：《愛情的天平》。《資水》一時半還出不來，也不知是哪位老師就向省里《湘江文藝》推薦了。放在現在，這種推薦是不可能的，因為有個誰首發的問題。當年培養人是第一要務，于是我的小說處女作就先在《湘江文藝》發表，再在《資水》創刊號做了頭條。刊物在師專一傳閱，我的班主任再不批評我了，看見我笑瞇瞇。

 

　　歲月悠悠，我后來做記者編副刊，寫短篇寫中篇寫長篇，和上述各位老師的情緣一直不斷，和《資水》雜志情緣也一直不斷。情緣太長太長，全都寫出來非長篇不能勝任，那就暫且打住吧。《資水》雜志是人辦的，感動和感激必落實到具體的人身上才有意義，所以我這篇小文只能從較早的時候寫起。因為我接受諸位老師的啟蒙，是從《資水》還沒有創刊的時候就開始了；而也可以說，沒有諸位老師，也許就沒有《資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