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紀實文學不可以虛構，但可以適當想象。歷史小說也碰到類似問題：到底是歷史，還是小說？應該尊重歷史事實，這是歷史小說表現歷史精神的基本原則，而歷史小說的虛構更多的是指文學方法的運用，如塑造人物的手法，人物關系的設計以及敘述故事的方式等。歷史小說的虛構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任性發揮。

讀長篇小說《戊戌變法》，重溫歷史，追悼先烈，真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是中華民族改變自己恥辱命運，實現民族復興的波瀾壯闊歷史進程中的悲壯一幕。以“六君子”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喚醒了民眾的覺悟，激活了民族的精神，加速了一個腐朽的封建帝國的崩潰滅亡。戊戌變法是失敗了，但這100天卻是可歌可泣的歷史轉折點，作為一座歷史的豐碑，值得我們大書特書。長篇小說《戊戌變法》正是站在這樣的思想高度上，鋪開歷史畫卷，展現時代風云，謳歌犧牲先烈。對這段歷史有深入的研究，又是歷史小說的大家，作者在這部作品里，集中了他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思考的積累，傾注了深厚的情感，展現了獨到的藝術功力。這是一部嘔心瀝血之作。正因此，在眾多同類歷史題材的文學作品中，這部作品定能在深主題、高立意、大格局方面因自己的獨到追求而不同凡響。

這部作品用章回小說的體例展開敘述，在小說結構上突出故事性、傳奇性、可讀性的特點。小說就是需要把歷史講成文學故事，便于更多的讀者接受，借用傳統小說體式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這部作品不是通俗歷史演義，而是一部嚴肅的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特質的作品。尊重歷史、反映歷史是現實主義歷史小說的品質。小說試圖真實地還原百年前中國的歷史風云，真實描寫歷史生活的場景，真實揭示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關系，在這個寫實的基礎上，營造典型環境氛圍，突出人物個性品質，塑造典型人物性格形象，突現具有理性批判力度的道德主題。小說創作在處理現實題材上并不主張一定要拘泥于現實主義，但在處理歷史題材上，現實主義卻是最佳的選擇。因為現實主義是一道很高的門檻，它可以有效地防止歷史小說流于通俗化和戲說化。

堅持現實主義精神，一定會直面這段歷史最深刻的矛盾沖突，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故事線索，小說展開了對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仁人志士憂國憂民而奮起變法，沖擊和動搖了整個大清封建王朝統治的描寫。同時也展開了對以慈禧為首的反動勢力的描寫，形成了劇烈沖突的態勢。雖然，在當時的世界格局變化里，中國由于清王朝的腐朽無能導致甲午戰爭的失敗，已經淪為受人欺凌的弱國，民族處于危亡關頭，但封建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力量還足以消滅摧毀內部任何改革思想的苗頭，維新變法的失敗是注定的。不過，這場變法的真正悲劇在于，這些進步人士特別是領導者過度依賴一個有抱負但沒有權力的皇帝。清王朝的沒落期，發展出一種畸形的政治體制，國家的實權掌握在慈禧太后個人手里，而皇帝也想通過變法把權力重新收回，統治集團殘酷的權力斗爭，不斷加深各種矛盾，不斷消解著變法的本質，把變法逼成一次非法的政變而被擊破。變法英雄們終究沒能改變悲劇的命運。他們當中一些人犧牲了，另一些人不得不流亡他國，但他們像刺破災難深重中國長空的一道閃電，照亮了民族的希望和夢想。小說正是通過這出變法悲劇的真實細致的描寫，折射出那個時代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狀態，折射出深受列強欺凌的國家民族的不幸命運，也折射反映出一個革命時代的走向。這是寫得非常深刻的。

堅持現實主義精神，一定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下功夫，通過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來凝聚起作品的思想主題。小說中人物眾多，且多是時代風云人物。不管他們在這出歷史活劇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有著什么樣的面孔，他們的命運都和這場斗爭聯系在一起。在小說中，作者把著墨用筆重點放在了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翁同龢、李鴻章、光緒皇帝、慈禧太后、袁世凱等人物的性格塑造上，由此帶動和激活了復雜的人物關系，反映出當時的時代精神。譚嗣同的形象塑造是相當成功的。康有為、光緒皇帝、李鴻章性格內涵的復雜性也揭示得相當充分，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也因此更為突出。

作者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敬仰之情寫出了一個頂天立地、大義凜然、血氣方剛、視死如歸的時代英雄形象，這是一個歷史上真實的譚嗣同，又是一個作家心目中的譚嗣同，二者有機地融在一起，組合成一個有血有肉的文學形象。由于人物形象挺立起來，作品主題思想也就有了靈魂，故事敘述就找到了方向，作品就站得住腳。作者在這個人物身上，更多注入了先進思想。作者把人物成長放到艱難曲折的民族復興之路上去考量，體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得這個形象不僅有分量，還有新意。

小說寫出了康有為的精神品質。一個儒生，憑著自己的才氣、勇氣、意氣和運氣，敢于懷疑，勇于自信，把自己真實的和具有挑戰性的思想上書朝廷，在那個時代，他的個性是非常了不起的，與當時的時代文化政治生態的對比反差十分強烈。他的才華與率真，不可思議地感動了朝廷中的少數有識之士與之共鳴，如翁同龢等人，最終得到皇帝的召見，授之不需經過總理衙門而單獨上書的特權。康有為的性格與作為，對當時的統治階層是很有沖擊力的，并很快引起了封建頑固勢力的警惕。康有為品德高尚、信心滿滿，但骨子里傳統忠君思想還是起到了根本性作用，使得他大難臨頭。康有為是一個有理想熱情的思想家而不是一個審時度勢的政治家。他來主持變法，失敗的命運就注定了。當然，他的性格還揭示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思想理念：沒有覺醒的人民大眾自覺積極投入，沒有人民群眾獲得利益的變革，結果都一定是悲劇性的。維新變法的志士們的歷史局限性就在于他們只是一群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康有為的性格內涵正是說明了他的歷史局限性。

光緒皇帝的性格里則透著衰弱破敗的時代信息，是一個比較復雜的矛盾體。作為一個皇帝，他當然希望通過變法來解除國家社稷面臨的危機，改變自己無能執政的狀況，他同時也清楚地知道，這場政治變革，一定也會嚴重觸及皇家的根本利益。盡管他對康有為是真誠的，但他選擇支持變法也是一種政治權衡的結果。做這種選擇就意味著他可能在與慈禧和大臣們的較量中會成為失敗者，一旦變法失敗，政治后果不堪沒想。在這樣的政治結構和生態里，失敗是必然的。這個人物身上的矛盾沖突與命運走向，不光是個人悲劇，也是一個王朝走向沒落的歷史命運的反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

在這部小說的結構里，對李鴻章所下筆墨不多，但很生動，心理細節很到位，突現了他內心的矛盾性。作為一個洋務派的主要人物，他本來想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來強國富民，結果甲午年的一場海戰，裝備力量并不低于日本的中國海軍敗給了日本，不僅使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處于弱勢，也使洋務運動的強國夢徹底破滅。應該說，被貶賦閑的李中堂是會反思的。有歷史研究專家認為李鴻章只是向西方學技術，不像維新變法者那樣觸及政治體制，所以無法實現強國的理想。小說中的李中堂大概還沒有具備這樣的覺悟，所以他內心同情新一代的改革者，卻無力支持，只能選擇觀望態度。當他得知康有為處于危險時，還是非常擔心，托人帶話并送了一點盤纏讓康有為趕緊離京，這個細節把他的人情味寫出來了。

一部歷史小說的重要性，常常不是因為寫了一段什么樣的歷史，而是這段歷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映現實，多大程度上啟發了我們對現實的思考，寫歷史就是寫現實。歷史小說的重要性來自對現實問題的觸動，也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問題導向。要把握好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就要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要堅持唯物史觀。一部嚴肅的歷史文學，一定要涉及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也就是歷史觀問題。《戊戌變法》這部小說堅持了唯物史觀。作品的立意高、格局大，就是因為能夠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觀照歷史、寫歷史。以正確的歷史觀才能分析出百日維新的歷史意義與局限性，才能知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幾個先進知識分子的事情，而是要靠中國人民才能實現。文學思想要樹立唯物史觀，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踐行起來就更困難。一個作家能自覺運用唯物史觀是對流行庸常觀念的反抗。

其次要思考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從《戊戌變法》里，作品的核心問題就是中國要走什么樣的強國之路？改革開放40年，中國進步很大，但問題也非常讓人擔憂。有時會覺得我們還有很漫長的艱難的路要走。我們好像闖過了許多難關，前面又有更多的難關在等待我們去克服。我們創造了新歷史，但過去的歷史好像時常不斷地在頭腦中出現。

最后要思考如何堅持“革命”精神的問題。“百日維新”是悲壯的，教訓也是深刻的。就因為維新者缺乏從根本上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思想，才最后導致變法流產。辛亥革命的成功，就在于懂得在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因此“革命”在中華民族復興歷史進程中的貢獻是非常大的。但在今天，“革命”似乎成了一個非常遙遠的詞，甚至成了貶意詞。否定革命，告別革命，蔑視崇高，詆毀英雄……這樣的語匯與行為，時而出現在我們的現實之中。其實，一個社會的發展和運動方式，是有自己的規律的。也許，未來中國道路實踐不再靠“革命”推動，但其“革命精神”卻應當得以肯定與延續。對“革命”的否定會導致對歷史的否定，會失去對歷史的敬畏，也會導致嚴重的后果。

紀實與虛構的問題。很多人認為紀實文學不可以虛構，但可以適當想象。歷史小說也碰到類似問題：到底是歷史，還是小說？應該尊重歷史事實，這是歷史小說表現歷史精神的基本原則，而歷史小說的虛構更多的是指文學方法的運用，如塑造人物的手法、人物關系的設計以及敘述故事的方式等。歷史小說的虛構是受到限制的，不可以任性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