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認識李洱是從《花腔》開始的。此前，他作為小說家已經頗具聲望，他早期的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中短篇至今還有人念叨。他那時還很年輕，三十不到年紀。——這個年紀，也正是他和他的同齡人陸陸續續登上文壇、啼聲初試的年紀。我至今還記得，當年的文學雜志上怎樣充塞他們的聲音，新鮮，熱鬧，嘰嘰喳喳，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紅杏枝頭春意鬧。

　　當年的文學雜志上，自然還有一些別的聲音，相形之下我們不大留心，那是年長于他們的，屬于他們的兄長和父輩。也許任何時代，都是大家各說各的，年輕有力的，盛年穩健的，蒼老遒勁的……眾聲喧嘩里理應彼此吞沒，歸于一片混沌才是。然而事實上，在任何時代，總是年輕人的聲音更為嘹亮些的，容易出挑。

　　這并不是說，年輕人寫的就是好的，事實是，年輕時的好往往是不大作數的。都說雛鳳清于老鳳聲，可是倘若雛鳳只叫喚一兩聲，下面就喑啞沉默了，慢慢也就被人忘了吧?誰還記得這世上也曾有過這么一個存在，也曾喊過那清亮的一嗓子?因此，持續叫喚是很重要的，哪怕老了，力不從心了，聲音顫巍巍的，叫喚本身也是一種存在吧?叫得勤了，人就會想起年輕時它棲于枝頭、放聲歌唱的曼妙歌喉。兩相對照，簡直蒼涼。

　　我琢磨著寫作也是如此。年輕時的好是要靠日后的寫作來映照的，日后哪怕是質不夠、量來湊，也是可原諒的，否則真就泯然于眾人了，等于沒寫過。無論如何，我認為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有人選擇沉默，有人選擇聒噪，兩者面臨的一個共同前提是，在創造力下降的情況下，一個作家該何去何從?

　　然而在李洱卻不是這樣，他直接規避掉了這個前提。他年輕時的好是不需要映照的，反而是他后來的寫作，使人忘了他前邊的好。也就是說，他是越寫越好了，這在中國作家里大概是極少有的。

　　簡單回顧一下《花腔》之前的李洱吧，一個新銳小說家，成名于1990年代中前期。那時我正兢兢業業地當文青，因此對他那一代的作家，至今還如數家珍。他那一代的作家，籠統說也就是60后，不幸生得晚了些，未及趕上1980年代的文學大潮——也許趕上了，只是三心二意錯過了，待他們回過頭來，認真做起文學時，大潮已經退去，沙灘上一片狼藉，到處都是大浪淘沙過后的遺跡，枯枝敗葉，死魚爛蝦……那情景委實凄涼得很。而另一邊卻漸次熱鬧了起來，充塞著油煙味、叫賣聲，也就是說，隨著文學的黃昏驀然來臨，那邊也開始了燈紅酒綠、笙歌燕舞。

　　這便是李洱那代人的寫作背景，自他那一輩起，這背景就再沒變過。背景很重要嗎?竊以為很重要。就好比原先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現在只走了幾個零落人，沒有觀眾，沒有掌聲，寫作等于是唱獨角戲，自己演，自己看，都形不成參照了。若非上癮成癖，或是對表達的強烈的訴求，這條路怕是很難走下去的。

　　確實，在李洱輩成名的二三十年間，我們已經看到，一代年輕新鮮的聲音怎樣慢慢沒了聲息。總也有二三十人吧，當年文學雜志上的常客，很活躍的。如今回望他們的作品——還有人回望嗎——也未見得就沒毛病，但文字間流露的氣息，毛茸茸的、果敢的，以及對父兄輩寫作的反動和糾正，使得我們這些后來者相信，他們可能會在先鋒和傳統之間找到一條更合適的路徑。確實，先鋒走得太遠了，有如一場狂飆突進，以至于后來他們自己都不過意，意識到當適當地往回收，重新開始寫人物、講事情。

　　但往回收這件事，恕我直言，實在不當由先鋒作家自己來完成，因為難免會矯枉過正；確切地說，應當由稍晚幾年的李洱輩來完成。實在說，李洱輩也是先鋒的同路人，只是當時礙于年幼，看著兄長一旁撕殺打斗，他們愣是沒擠進去，估計旁邊助拳為樂是有的。也就是說，他們身兼參與者和旁觀者兩種身份，而這兩種身份，是能使他們比當事人自己更能看到先鋒的可貴、先鋒的過激，并在以后的寫作中加以揚長避短，從而走出一條新的路的。

　　只可惜這條路他們沒能走多遠，半數以上的人就退出了，未能形成澎湃之勢，合成文學的主流。與此同時，諸如“新寫實”等也濃墨登場了，從那以后，故事性、可讀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推重，這樣一步步的，落回到先鋒之前的宏大敘事模式，側重對社會、歷史、底層的表象書寫，并以此為價值判斷，簡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這中間還夾雜著70后、80后過來攪攪局，一陣亂花漸欲迷人眼之后，終也不耐煩了，干別的去了。

　　也就是說，再怎么折騰，各種花招玩盡，也未能贏回讀者的芳心。文學的頹勢一直持續，更糟糕的是，觀念和敘事也趨于保守落后了，這在年輕一代的寫作里也不乏見。只能說，1980年代是耍得太盡興了，把條條路都耍死了，所謂盛衰相倚。李洱一代或許有那么點機會，在廢墟之上立點什么，然而終于沒頂住。也許內中有人堅持過，只是內心的熱力終不能抵擋文學環境的荒寒，——越是見過繁花勝景的，越是不能抵擋那荒寒。于是罷了，罷了，是時候說再見了，去從商、為官、寫影視、當教授……五花八門，樣樣都有。現在，也不知他們今何在?都還好吧?還念記文學那回事嗎?偶爾翻到舊雜志，看到上面有自己年輕飛揚的文字，他們大抵也會發發愣吧?

　　這便是李洱那代人的結束——五十多歲了，就創造力而言是當結束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何況中間還停了那么些年。但是何以李洱又堅持下來了呢?我估摸著他也不是堅持，他不屬于咬牙切齒型的，本身是個迷糊人。他是足夠機靈，卻不精明，身上少一點現世感，這反而成全了他。

　　也不能說他單純，人情世故他也懂，只是懶得去做，或者做了也不像，也不能持久。某種程度上，他是守在書房里就能自得其樂、自我完成的人，對于這一點，他自己可能也難為情的，因此口頭上越發熱情，頻繁表達對大千世界的興致，他確實是一張利嘴。然而照我說，他也不過是假裝熱情罷了，以顯得自己還是個正常人。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對于身外的滾滾紅塵，他比自己想像的還有免疫力。

　　他走到今天這一步，全然是性格所致，而非堅持。更何況他也沒走到哪一步，就世俗而言，他的聲名和影響遠遠不抵他的作品，哪怕他的聲名是當代中國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也還是不夠。這一點，有心的讀者都心知肚明。我前邊繞了一大圈，實在想把他置于更廣闊的時空、人群里來打量，打量的結果，發現當代是攏不住他的，時空范圍還需擴大，再擴大。

　　二十年來，他只出了兩本長篇，一本《花腔》已足矣，更何況還有風格迥異的《石榴樹上結櫻桃》，都不像一個人寫的——這一點，只有寫作的人才能體諒其中的艱難可貴。據聽說第三部長篇已完成，他遲遲揣在手里，也不知什么意思。大抵是不急吧，還急什么呢，都到這個年歲了，一生已定。現世的功名、風光他是不求了，他只能搏作品，賭時間，倘若時間還公正的話，雖然事實證明，時間也不全如此。

　　他是典型的慢手活兒。幾十年時間，也就寫了一兩百萬字，不會再多了，他這一生止于此矣，著作等身是談不上了。也就是說，在這個以字數為創造力的時代，他是個真正的異類。是自信嗎?是淡泊名利嗎?更確切地說，是那種心系彼岸的人，他不在現世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了。

　　我猜他在寫作上常呈現的不是自信，而是搖擺不定。猶猶疑疑、一試一探之間，反而寫出了世界的復雜性。也可以說，他是先看到了復雜性，爾后才顯得猶疑，可是壯膽寫下去，那個復雜的世界也慢慢變得明晰了。不妨說，他是當代少數幾個具有思想能力的小說家之一。

　　寫作這件事，我疑心李洱是直到《花腔》之后，才把它真正當回事，雖然我這么說也沒什么依據。心理邏輯是，第一，《花腔》是成了的，可作為他寫作的一個分水嶺。第二，反正前邊已耗費了大把青春，不如索性砸進去，把它當成一生志業所在。

　　無論如何，《花腔》之前的李洱，尚是他們中的某一個，也未見得有多卓爾不群。反正是一群人打包出品——這是中國文學界的慣例——俗稱新生代。有那么些年，他的名字頻頻出現在文學雜志上，倘不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出現在評論家的作品里，甚至有時評論家也寫不到他，直接省略號掉了。是從《花腔》開始，他作為個體陡的凸顯了，成了卓越的“那一個”，開始有人為他寫專論，他不在群里了。

　　再說，他的群已瀕臨解散，慢慢退成了他的背景。從那以后，李洱是只為自己寫作了，雖然寫作本來是個體的事。然而我還是遺憾于他的獨木難成林，未能給當代文學帶來一片濃蔭。寫到李洱的時候，難免會想到他們，在此順帶緬懷那過早夭折的一代人。

　　2

　　那么，《花腔》到底是怎樣的一部作品呢?簡單地說，李洱寫了一個知識分子，可是這個知識分子從未出場過，是通過三個人在不同時間段的回憶來呈現的。此人名叫葛任，延安時代的一個重要人物，精神氣質上是有點類似瞿秋白的。李洱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他是照著瞿秋白來寫葛任的。小說中，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安排過葛任和瞿秋白的一次會面，暗示兩人是惺惺相惜的。

　　1942年春，葛任在“二里崗戰斗”中死于日本人的伏擊，等于是為國捐軀了。這件事，中日兩國的媒體都作了渲染，反正是各取所需，雙方面子上都過得去。半年以后，中方突然得到密信，葛任并沒死，正隱姓埋名于一個叫白陂的南方小鎮，以著書立說為己任，是漸有歸隱之意了。

　　這消息如同重磅炸彈，震得延安、重慶驚惶不已。介于國共兩黨在抗戰時的微妙關系，雙方都需要對已進入歷史的“葛任之死”做出反應。重慶方面至少是戴笠出面了，親自下的命令，誘以高官利祿，也就是“抓活的”。延安方面則正好相反，本著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無論是出于民族大義，還是為葛任的個人名節計，他都必須再死一次，簡言之，等于下了滅口令。

　　雙方都派出了精干人馬，快馬加鞭趕往葛任的藏身地，一個叫白陂的小鎮，——我后來百度了這地名，果然是在江西，確乎像那么回事。甚至二里崗也實有其名，應是河南的一個小旮旯地，百度上現在是一個地鐵站名。

　　說這些的意思是，李洱為《花腔》做過十足的案頭功夫，細致到令人發指。大凡寫小說的人都知道，案頭大體做做就行了，不好太詳盡，否則小說沒法寫，因為難免會受制于材料，四處牽絆，八方掣肘，小說很容易就寫死了。

　　我難以想像李洱是怎么做案頭的。一開始可能只是出于興致，可是一俟深入進去，也許他頭都大了，那迷霧一般的中國現代史，層層疊疊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細節……天知道是經過怎樣的化學反應，或是人為的捏捏補補，才出落成我們今天認知到的、為一般大眾所接受的歷史?這其中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歷史有真的嗎，或者說，多大程度上是真的?

　　我疑心作為小說家的李洱，在做案頭不久就意識到，他這是在找死。歷史學界為材料所害的人和事，真稱得上是白骨累累，確也不在乎再多他一個寫小說的。也許他常常就犯蔫了，絕望啊，材料掌握得越多，他越不知如何下手，正如細節一個個纖毫畢現，世相反而越來越模糊——而這，也不知是有意還是偶得，后來竟成了《花腔》的一個主旨。

　　無論如何，《花腔》最先讓我服膺的，便是材料和虛構結合的完美結合。也可以說，小說家李洱是借用了學院派的方法，在和材料的死磕中，非但沒被材料淹死，反躍身材料之上，凌波起舞。更進一步說，史實把他箍得越死，他從史實中獲得的虛構的自由就越多。他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把南轅北轍合于一個整體?

　　整本《花腔》，雖不能說字字有來歷，至少是，在該有來歷的地方，作者交待了來歷。在不可能有來歷的地方，他做出了有來歷的樣子，絲絲入扣，步步為營，真稱得上是“滿紙荒唐言，字字見匠心”，常言說的一本正經地在胡說八道是也。從延安到江西的路怎么走?又是驢車，又是卡車、火車，沿途經過了哪些市鎮，作者心中是有一本明帳的，我疑心他研究過當年的交通線路圖。

　　他既深諳中國交通地理，同時又能做到藏而不露，——沿途他確實寫了一些地名，雖說是為了交待線路，其實主要還是敘事之需，因為在這些地方，人和事都有變故。整個感覺是，這條路好像是我們自己走下來的，要不就是作者親自丈量過。這是我服膺李洱的第二點，有知識而不賣弄，這對于小說家、尤其是男性小說家而言是極難得的，基本上這可視作是美德，其難度猶如有癢癢而不撓、女人長得美而不弄姿一樣。

　　除了交通地理，書中還有大量的對于從前時代報刊文章的引用——這些報刊引文大多是李洱謅出來的，但謅得像模像樣，有來源，有出處，諸如文體、表述、用詞、腔調等，也都幾近復原，至少從我的角度是不大能找出破綻。書中諸如新聞體，文藝腔，文白相雜的文風，延安的文風，國統區的文風……措辭腔調都各有不同。外國傳教士的回憶錄是質樸清新的，海外學者的言談則沉靜雅馴。另外還有文革腔，改革開放腔，活潑潑的民間用語，方言，行話，套話等，比如這一句“天上布滿星，地上亮晶晶”，很顯見是小民百姓對官樣文章的活學活用。

　　《花腔》整個是一雜耍場，小說家周旋于各種文體之間，把日記、游記、詩歌、隨筆、新聞通稿、地方志、回憶錄……進行自由切換，令人眼花瞭亂。他也不知怎么回事，似乎打通了文體開關，想按哪個就按哪個，哪個都是活的。又像是賣藝人手指上的一根棍子，不拘站著，蹲著，側身，旋轉，翻跟頭，那棍子仍粘在手指上，且能耍出各種花樣。

　　尤為難得的，是他于萬花筒一般的文體變幻中，尚能兼顧各樣文風和腔調。整本《花腔》，可說是文體的大雜燴，腔調的集中營——《花腔》的得名也許正來源于此。我近來讀小說，尤感文風、腔調在當下文學語境下的不足，似乎大家都專注故事，主攻意義，一門心思撲向大題材，其實大題材也不一定指向偉大，還有可能是空大，倘若語言沒調性的話。

　　腔調之于小說的重要性，打個比方，是有點像做紅燒肉卻不放醬油，那就不能稱作紅燒肉了。肉當然很重要，但之于文學而言，焉知醬油就是可失缺的?更何況腔調、語調、語言等也不單是醬油，它一旦浸到肉里去，它就成了紅燒肉本身了，物我不分。我從前強調語言，人總以為是修辭意義上的，直到今天，這也是小說界對于語言認知上的一個最大誤區了。

　　以我看，語言是可以作為本體的，因為它關乎一個作家的生命狀態，關乎氣質、個性，有了這個，小說才有可能往深里走，不再流于表面。又譬如腔調，大凡好小說必有腔調，但腔調轉換之難，我想起自己前幾年想嘗試新題材，一直苦于不能定語調，大抵還是氣跟不上。倘沿襲從前的吧，明顯又不貼。從這個意義上講，語言也關乎內容，關乎認知。這才是李洱最讓人敬服的地方，差的小說家不知道語調，略好點的苦于不能轉換語調，而他借一本《花腔》，或鳴或嘯，且歌且哭，變聲變得一個歡。

　　而這一切，都是基于他對于現當代文體、文風，以及官方話、民間語有著相當的敏感和辨識，不夸張地說，他寫出了有白話文以來的語言的變遷史，——未知這算不算得《花腔》的題中義。為了這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也就二十來萬字)，能想見李洱做了怎樣的知識儲備，也有可能是，他是先有了儲備，爾后才想起要寫這本小冊子。

　　無論如何，《花腔》不能僅當故事看，它是一部變相的歷史，也是煞有介事的野史，證據鏈一環扣一環，經過考證，甄別，去蕪存精，末了還是一筆糊涂賬，而這，正是歷史的本相。它的背后，是影影綽綽的民國史、抗戰史、國共關系史、中蘇外交史、人文史、生活史、地方風俗、花邊八卦、醫學——李洱謅了個“糞便學”，用糞便給最高領導人治病，我懶得再去考證了，我選擇相信，至少小說里他引章據典，跟真的似的。為了一本《花腔》，他把百年中國都裝兜里了，必要的時候，他就摸出一張小卡片給你露一下。

　　還是回頭說故事吧。葛任既然活著，延安重慶就都開始行動了。延安派了個白醫生，以給葛任看病為名，這樣最便宜行事了。重慶呢，這里先說兩個人，一個是特工阿慶，一個是他的頂頭上司范將軍。三個人千里迢迢來到了北陂，——需要說明的是，這三人都是葛任的舊友，都肩負重擔，一方是要滅口，一方是為拘捕。這里頭便有矛盾。實則是，三人都想放了葛任而又不擔責任，倘若不得已也只好嫁禍他人了。因此各種心理戲：矛盾，誤會，栽贓，互相掣肘……故事外殼已足夠精彩了。

　　尤其是那個阿慶，明為軍統特工，內里卻受延安指令，其實也就是延安的內線了。他這身份，范將軍當然并不知情。簡直可以做成間諜片了。但是，何以延安來的白醫生，既知阿慶是自己人，卻始終一個人在單打獨斗?原因在于，他既想放了葛任，便是在忤逆上級的決定，首先要瞞的必是自己人——故事的復雜性也在這里，書中的每一個人都目標一致，可是彼此又不相知，互為提防，一直在消耗。

　　另有各式次要人物、偶發事件，稍一錯落，便牽一發而動全身，把事情帶往別處去了。總之各種陰差陽錯，使雙方都不能如愿，末了還是范將軍出面，退而求其次，借日本人之手殺了葛任，“民族英雄”這個稱號總算落了實錘，不是虛枉，等于幫延安實現了這愿望。

　　故事到這里就算結束了，貌似又回到了原點。葛任為日本人所殺，是個民族英雄。是的，他確實死于日本人之手，只是時間、地點不同而已。歷史大概就是這樣寫就的，經過人為的補刀，達到了某種圓滿。直到今天，世人眼中的葛任(倘若世人還記得他的話)，仍是死于“二里崗戰役”，是個抗戰英雄。又有幾人知道這中間發生了些什么。

　　這是《花腔》的故事層面，可是這故事怎么講?其豐富復雜、曲折回旋，我的概述不及萬一。我們先看故事的末梢，葛任既死，阿慶便性急地追殺日本人去了。白醫生呢，延安反正是回不去了：知道得太多了，回去也是一個死。于是他便隨了范將軍，任由他帶到哪里。路上，他跟范講起他這一路的來歷，怎么認識的葛任，兩人怎么去的蘇聯，又怎么回的延安。整風運動時他怎么犯的錯，怎么被拘捕、被釋放，怎么來的白陂，一路上和誰結伴，見了哪些人，發生了哪些事……真是驚心動魄啊。及至到了白陂，又怎么被阿慶的手下吊打，兩人怎么演戲……小說這就開始了。

　　也就是說，《花腔》正如俗話說的，是始于故事結束的地方。——故事結束了，三個當事人跳出來講故事，以一種極自然的、禁得起推敲的由頭。最先發聲的便是這白醫生，時間是1943年春，地點是由白陂至香港途中，他一五一十，和盤托出，并由范的秘書作了筆錄。聽口氣是個忠厚老實人，葛任的發小，原籍浙江，入鄉隨俗故，操一口順溜的北方話：“有甚說甚，將軍。”是啊，他就這么開說了。

　　第二個講述人阿慶的開口，卻是要等到幾十年以后。1970年，河南信陽的一個勞改農場，此時的阿慶，已淪為一個勞改犯。這幾十年都發生了些什么，讀者可自行腦補去。這個阿慶，原是葛任丈人家的一個下人，自小便和葛任玩得很熟，也是葛任帶著出道的，后來誤打誤撞入了軍統。是個機靈人，性躁，身上難免一些流氣、痞氣。他的講述，是源于文革時“葛任之死”的舊案再次被翻出來，專案組找他落實情況，屬于不得不講。他的講述有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又要自保，又要顧及葛任的聲譽。行文中，只見他把花腔耍得一個歡，滿嘴跑火車，避實就虛，不落實地。全程都是“語錄體”，表忠心，喊口號，裝神弄鬼，哭得如喪考妣。然而假作真時真亦假，后經考證，他的言說見未見得就比其他講述者更不靠譜。

　　阿慶這一章寫得極精彩。有腔有調，個性十足，之于阿慶，這是高難度的一次演講。之于李洱，何不是高難度的一次寫作?

　　最后一位講述人范將軍的出現，同樣還得等個幾十年。直到2000年，這個人終于現身了，此時他已是個蒼蒼老者，人稱“范老”。關于他的身份，李洱沒有點明，可是從范老的口述里，我們大體猜到，他后來歸了共產黨，身居高位，聲名顯赫。

　　這范老也是個老狐貍。白陂事件，幾十年來他不愿著一字，本是準備帶進八寶山去的。妙在這老頭兒有顆活潑潑的心，最是近女色，于是相關人士(這個人士我們后面會提及)便安排了一次美妙的遠行，趁著范老去白陂為“希望小學”剪彩之機，著一妙齡女郎陪同。這女郎名叫白凌，乃當年白醫生的孫女，和范老相熟得很——慢著，怎么全湊一起了?有那么巧的事嗎?

　　有的。縝密的李洱早于開篇便布了局，埋了線。葛任之死，大抵后世總有些疑惑，于是便成了一個“葛任研究會”，葛任的后人也參與其中，開始跟進調查，欲還祖上一個清白。由此，凡是跟“葛任之死”沾點邊的，包括他們的后世子孫，一嘟嚕全被串到了一起。前邊提及的那位“相關人士”——著白凌陪范老南下的——便是葛任的后人，此人在小說里未具姓名，但其重要性，怕是要大于三位講述人。

　　一本《花腔》正是由他統領的。是他，從故紙堆里翻出當年白醫生的口述，又翻出“文革”時阿慶的供詞。如今，斯人已逝，三位當事人中只剩當年的范將軍，可是他又搞不掂。不得已他才想出這么個餿主意，出資請白陵南下，陪范老說說話。一路上，祖孫倆歡聲笑語，白陵以給范老寫傳記為由，連哄帶騙，終于撬開了他的嘴，并全程作了錄音。

　　范老的口述很有意思，主要是他這個人有意思，是我們很熟悉的革命老干部的口吻，陳詞濫調，套話連篇。時值2000年，他的這套話語體系跟全球化、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總能搭上點關系，比如：OK，去見馬克思，革命的慶功酒……諸如此類。然而仍不失為一個風趣老頭，尤其在小姑娘面前，心一下子就變慈柔了。一邊回憶往事，一邊拉著白凌的手不放，借口要給她看手相，活現活現!

　　也曾是人中龍鳳。早年曾和葛任一道留學日本，認識了一個叫川井的年輕人。戰時，川井來到中國，隨范將軍去白陂作短暫停留。葛任之死，正是他安排川井下的手，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為成全中國的一個“民族英雄”——那可真是成全啊——多年以后，川井來中國贖罪，第一件事便是在白陂建“希望小學”，使得范和白陂又重建了聯系。

　　從當年處理白陂事件、以及阿慶等人的口述里，當年的范也是個利落之人，正處盛年，精明強干，誰曾想后來變成這么個人，啰里啰嗦，好大喜功，整個人都松塌塌的，說到婦科、大腿根、按摩女時，他的口腔似乎是得到了某種享受。范老的腔調，李洱把握得最是好，他并沒有分明去寫一個人從中青年到老年的變化歷程，可是細心的讀者一俟意識到，兩相一對照，那是要絕倒的。

　　隨著范老的開口，小說也快結束了，至少“正文”部分是結束了。結果怎么樣呢?其實也沒怎么樣。一本小說寫完了，以一種科學的、學術的方式：當事人的口述實錄，史料、證據、田野調查、專家論證等，確認葛任是死于白陂，做了政治需要的刀下鬼。但沒關系的，一般老百姓愿意相信的，仍是他死于二里崗，英勇作戰，彈盡人亡，一個地道的民族英雄。——等于白忙活了。

　　本來也是，官方歸官方，學術歸學術，可是民間仍選擇走自己的路。這中間差了十萬八千里呢。

　　3

　　啰嗦了那么些，好歹是把小說的情節、主要人物說了個大概。還是那句話，我所概述的不及萬一。

　　誠然，《花腔》是一本豐富的書：情節一波三折，人物關系紛繁蕪雜——除了三位講述人，書中有名有姓者多達幾十人，在漫長的、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長河里，他們因葛任被攏到一起，縱橫交錯，爾后便各歸各的去了。

　　有的僅是探個頭，露個臉，還未及說話，就被李洱技巧性地、三兩句話打發掉了，只落了個蒼茫背影。這些人物的出現，于主干情節并無多少推動，反而有生出枝杈的危險，連累作者在敘事之余，還得騰出精力去修剪。

　　可是這些人物的出現多好啊，像戲臺上跑龍套的，主角正在賣力地唱，這邊廂卻跑過來一個蓬頭小鬼，匆匆一晃，很不甘心的，臨消失前還朝觀眾粲然一笑，扮了個鬼臉。大抵總有像我這樣的觀眾，心思會被這小鬼吸引，側頭去追尋他的蹤跡，猜想他的來龍去脈，前世今生。

　　敘事學上似乎有個講究，前邊寫了手槍，那后面必得聽到槍響，——道具之所以為道具，即一定得派上用場。可是我總嫌這種“三一律”式的套路過于僵硬了些。我是寧愿看到手槍不出聲的，無論是擱窗臺上、掛衣帽鉤上，它就那么擱著、掛著，仇人最終沒等到，手槍也慢慢被人忘了。

　　生活大抵就是這樣吧，不是總按設計來的。生活中有很多無用物件，譬如我辦公室陽臺上的幾盆綠植，常常我視而不見，幾同被我忘了的。又譬如我們每天見到的人，鄰居，同事，遇上了總會打聲招呼，閑扯兩句，有意義嗎?當然沒意義。可是這無意義、不相干才是我們生活的大部分。

　　我琢磨著這也是李洱的意思。小說里，他借“葛任之死”編織了一張巨大的網：革命者，傳教士，土匪，文青，戲子，妓女，紅二代，出家人，造假幣的，搞傳銷的，史大林(今譯斯大林)，魯迅……甚至葛任的先祖葛洪他都寫到了(可真能扯啊)，因此關于煉丹他也帶了兩段……真是虛虛實實，人頭攢動，可是小說主干卻絲毫未受影響，只是豐富了，宏闊了，好比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說，《花腔》是借一個人寫出了一群人?這群人中除了三五主人公、十來個重要人物關系錯綜，其他的人并無多少聯動。對于這部分人，李洱著墨不多，基本都是“簡筆畫”，三下五除二，蹭蹭蹭，一個活物便浮于紙上，有音容笑貌，也有腔調。有的甚至連這都不及，只落了個名字，偶爾被提及，證明世上也曾有過這么一個人，他曾經活過。

　　這些人——統稱“次要人物”吧——跟“葛任之死”畢竟關系不大，可倘說沒關系吧，千絲萬縷又總能搭上一點。就這樣，他們被李洱引了出來，安插于各個時空下(尤其是現當代)，是作為證人而存在嗎?貌似是。可是當他們走上前臺，也未必全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這要是擱偵探小說里，就算是閑筆或廢章了。

　　因此，我們勿寧認為，《花腔》里的這些“走馬燈”式的次要人物，只是以葛任為由頭，他們雖寄生于葛任這根樹干上，卻是自管自地蔥籠、搖曳、敗落……就當他們是樹葉吧，一片一片的，多有不搭界的，可是一片一片歸到一處，卻使我們看到了這棵樹的全部：那紛繁復雜的20世紀中國的“世相”。這是李洱最用心的部分，雖然他做出的是漫不經心的樣子，何以如此?小說家的機心所在，二則呢，恐怕當歸功于結構。

　　《花腔》的結構，籠統地說，是三個當事人關于“葛任之死”的口述實錄，這是小說的正文部分。可是《花腔》倘是僅由“正文”組成，寫得再好也不過是個“羅生門”。確實，自從黑澤明的同名電影誕生以來，關于講述、如何講述就變成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命題，由此衍生出的關于事實、真相、謊言的詭異關系，以及它們的含糊和不確定性，早已成為現當代人文社科寫作的一個共識。

　　《花腔》的主題也是關于不確定性，可是高格之處即在于，李洱開篇就引出了一個人，這個人是葛任的外孫，“葛任研究會”的負責人，多年來一直窮力追究他外祖的生死之謎，得了三份珍貴的口述實錄，對照閱讀，卻發現謎霧重重，尤其是當年的白陂事件，三個人講同一件事，非但沒把事情講清楚，反而有很多細節上的出入，使事情陷入五里霧中。

　　這并不是說，三人中有人在撒謊——雖然撒謊也在情理之中——而是時間、記憶、立場、視角等諸多因素，使講述變得全然不同。也許講述本身就是個難題吧，連詞語、腔調都能帶來歧義，講述又如何抵達事實和真相?

　　于是，葛任的外孫便一追到底，對照三份口述實錄，一段段進行勘查甄別。他查資料、走實地，采訪相關人士；倘若相關人士已離世，他便去找他們的子孫后世——這一招尤其妙，引出了當代部分——總之翻了個底朝天，把百年中國做成一處，落在他外祖身上，合成了一個整體；并且他有甚說甚，把整個過程，并采訪、研究所得一樣樣記錄下來——這在小說中被稱作“副本”——由此和“正文”形成了參差對照，也是補充豐富，也是相抵解構。

　　大體上，《花腔》是這樣一本書，開篇便是“卷首語”，由葛任的外孫寫就——小說名義上的作者——交待這本書的來歷，十年來他怎樣窮心竭力，得了三份口述材料，自己又怎樣調查研究，而今他把這一切公諸于眾，還歷史一個真相。

　　可歷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在《卷首語》里并未提及。根據后文，我們大體也知道，所謂歷史的真相，倒也真有“撥開云霧見天日”的，只是再往深里走，恐怕又是云山霧罩了。十多年來，葛家后人窮經皓首，也只是給出了歷史的大略。可是也就這樣了，真相本是沒有的，信的人多了，也就成了真相。

　　小說分三部，即三個人的口述實錄，由葛家后人作了分段處理，每小段后面，他都附上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樣“正文”和“副本”交錯進行，越發綱目清晰，簡明之極。

　　好小說大抵就是這樣吧，并不以花哨、繁復的形式奪人眼目，反而越是浩繁的小說，形式上越是能做到簡潔明凈，這個道理正如詰屈聱牙多未見得能寫出偉大的思想，平常的語言反而能引出深刻的洞見一樣。

　　總之《花腔》就其形式，整個做到了樸素，整飭，開闊，了然，像分割清楚的稻田，內中溝渠縱橫，可是田歸田，壟歸壟，打理得清清楚楚。當我們從壟上走過，眼看稻田鋪天蓋地，一壟一壟伸向天際，那視野何等遼闊。可是當我們蹲下身來，細察腳下的每一棵青禾，看它舒展，看它招搖，那各式生命形態也自動人心魄吧?

　　某種程度上，文學本來就是一場形式的事，《花腔》的精微、龐雜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倘若沒有“副本”的補敘，《花腔》至多是個封閉的歷史故事，空間逼仄，時空斷裂，作者恁有天大本事，也只能鐵棒磨成銹花針，在精細上做文章了。可是“副本”一出，境界全出，隨之場面也大開大合，歷史當下匯作一處，那真是要什么有什么，招一招手都能帶來一片云。

　　舉個例子，白醫生的講述里，開頭第一節便是“消息”，顧名思議，這是白醫生得了葛任還活著的消息。他先是講自己怎樣從拘留所里被提出來，本以為沒命了，是要拉出去槍斃的，誰知卻是這么個事。葛任不是死于二里崗了嗎?講他怎樣吃驚、激動，爾后又被委以重任，他也只當是派他去南方把葛任接回來的。大致是這么個意思，三五千字，信息量并不大。

　　那么緊跟其后的副本，自然要就二里崗戰役、葛任之死作出種種考證，作者(葛任后人)引章據典，諸如《二戰史.中國戰區》《大東亞戰史》《邊區戰斗報》等，他都一一作了相關摘錄。另有正文里關于葛任是“文化教員”這一說法，因與事實略有些出入，他便引用葛任友人黃炎的回憶錄《百年夢回》里的一段加以更正。

　　而他引用的這一段，恰恰說明了一個事實：連葛任友人、當年身在延安的黃炎都不知道“葛任之死”的原委，幾十年后都當他是死于二里崗。爾后，作者筆鋒一轉，講他1998年去二里崗走訪，得知某電視臺有個“歡樂大本營”節目，便是拿“二里崗戰役”作為知識搶答題的，在一片歡樂緊張的氣氛中，主持人鄭重宣布：答案正確!我們的民族英雄葛任正是死于這場戰役。

　　這一節的“副本”算是很點題了：二里崗戰役、葛任之死、歡樂大本營節目組……處處都是關鍵詞，使得歷史、當下互為映照，越發吊詭。也許這時小說才開始，李洱還略顯緊，寫到后來，我們眼見他是越來越自由了：正文里隨便一個詞、一段話，副本里他都可以拿來物為我用，前提當然要看他高興不高興了。

　　說這些的意思是，副本的引入，使李洱真正得自由了，那是一種上天入地的自由，最局促的地方他都可以做到游刃有余。小說里，我們得以見識了一個人怎樣自在地出入于文本間，好比足球場上他打的自由人位置，穿針引線，閃入閃出，以一己之力盤活了全場。而那邊，主干敘事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葛任之死確乎是個難題。這邊廂呢，各個時代的證人、證據都到齊了，一時間嘁嘁喳喳，人聲鼎沸，大家各說各的，矛盾摩擦在所難免。各式史料：書籍、報刊、信件、回憶錄、地方志……一樣樣擺在面前，湊得成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史。另有各式文風、腔調：溫婉的、睿智的，文青腔、潑皮腔、民國腔、文革腔、改革開放腔……就這樣合成了一本《花腔》。

　　很大程度上，《花腔》的廣闊豐富是由“副本”引發的。難以想像沒有副本的介入，《花腔》會長得這樣墩實肉感。除非犯規、冒敘事之大不韙，否則很多人和事出不來……未知這可算是形式決定內容的一個典范。

　　可是我偏愛“副本”的同時，實在也要為“正文”說句公道話。這么說吧，倘若副本里住著一個廣闊自由的李洱，他天馬行空，無所不及，那么正文里的李洱則是縝密精細，復雜至極。在一個局促的空間里，他可以做到深挖洞、廣積糧。也確實積了很多糧，在挖到快見泉水的時候，他適時收手了，掊掊土，正好兜住了那糧。

　　他的大腦構成當是很奇特的，簡單，復雜，深邃，且一根筋。正文的寫作，使我第一次把李洱和類似“智力”這樣的詞相聯系，這樣的聯系，當代作家里恐怕再無第二人。本質上，他是典型的理工男，“葛任之死”是經他嚴密計算出的，每個細節的銜接，張三說，李四說，他一遍遍演算，精確到小數點。爾后一個蘿卜一個坑，一個螺母一顆釘，他擰得嚴絲合縫，看不出一點人工的痕跡，仿佛它們生來就自成一體。

　　我前兩年重讀《花腔》，“正文”部分是作了記號的，尤其是三個人同講白陂事，重合的部分我尤其留心，其實就是找破綻。找了幾條，當然也沒找出。又想，都不在一個頻道上，就算是發現破綻，恐怕也會被李洱打個馬虎眼唬弄過去的。那么，到底有沒有破綻呢，后世讀者恐怕得成立一個“花腔學”才能鑒定。

　　寫作大抵分兩類，一類是智性的，一類是感情的，這兩者不分軒輊，無謂高下。可是我讀《花腔》，常常是要自慚形穢的，也不知為什么。

　　總之，《花腔》是一個睿智人寫的書，撇開他那如精密儀器般的非常大腦，這個人也體察，也思考，他視域寬廣，眼力深邃，表達上極盡曲折復雜之能事，形式上卻又能做到坦白簡凈，看不出一點“做”的痕跡，仿佛世間真有這么一個人，為他的外祖竭心盡力。尤其是副本的引入，稱得上是李洱一個卓越的發現，并不在于它的新鮮，前人沒這么寫過，而是它的開放性，使內容一下抵達了豐富。

　　就好比一個大籃子，大到沒有邊界，世間一切能拉進來的都是菜。像這樣的開放性結構，當代小說里我能想起的，也就一個《馬橋詞典》了，憑借“首字筆畫索引”，一畫，二畫，三畫……這小說可以源源不斷地寫下去，直到無限。然而兩位作家都是極克制節儉的，仿佛不舍浪費字紙，馬橋28萬字，花腔24萬字。它們謙遜地、也是驕傲地存在著，構成了對當代文學中一切強寫的、硬寫的、動則三部曲、百萬字的所謂“宏篇巨制”的一個反諷。

　　也許每個作家都有過這樣一個夢想：把握整體性，乃至寫出“全部”。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首先，它需征得形式的同意；而形式這東西，絕對一點講，有時要靠天意。花腔、馬橋那么簡單、自然的形式，似乎滿大街都是，然而但凡寫作的人都知道，逮住它，除了能力，還需一點好運氣。什么叫自然天成呢，說的就是這回事吧。

　　很多年前的一次飯局上，李洱講到一場足球賽，國安隊的主場，和客隊打得很不愉快，連主教練都搭進來了。賽后，記者采訪區內，國安隊主教練對著鏡頭揚長而去，爾后回頭，揮手，給記者留了這么一句：“一切盡在不言中啊，兄弟”。那天李洱給我們講述，興致勃勃的，滿臉都是戲，他站起身來，把手臂揮過半個飯桌，又是嬌俏的、又是帶一點“氣聲”地說：“兄弟，一切盡在不言中啊。”則一桌人都笑翻在地。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李洱，2002年，《花腔》才剛出版，他三十五歲了。很多年后的今天，我又想到這句話，想到一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服從了寫作的限止。如此形式，有如神助般的他得到它，又是小心又是自在的，他用過它，爾后點到即止，以區區24萬字戛然而止。這世界如此豐富，直通往無限和全部，然而李洱擋住了這誘惑，高速途中及時剎車了。仿佛弱水三千，他只取一瓢飲。他要的不過是這么個意思。

　　確實，一切盡在不言中啊。

　　4

　　最后，我想簡略地說一下李洱這個人。我估摸著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太少了解，這里也就是瞎猜猜。自然，我也可以去打探些趣聞逸事，可是對一個作家而言，我以為讀讀作品猜猜人，未嘗不是件更有趣的事。

　　普泛地說，李洱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代表，《花腔》是最“像”他的一篇小說。往后，哪怕他寫出了驚世名作，《花腔》也還是抹不去的。第一，這是他長篇小說的頭生子，第二，這對于他是一場本色出演。當代作家里，有那么幾位是極具標識的，比如文化之于韓少功，上海之于金宇澄，李洱呢，當然是知識分子。

　　這并不是說沒標識的就不是好作者，而是李洱們憑著出色的、也是本色的寫作，使這一標識只落在自己身上，另換個人就不像。

　　李洱的知識分子寫作，其淵源何在?我疑心跟他的出身、學養以及“學院派”背景并沒太大關系，因為顯見的，“學院派”的人也有很多婆媽淺陋的，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小孩也有一些痞子混混的。一個人長成什么樣，多半還是天生注定的。我的感覺是，李洱從娘胎里就注定是知識分子了，這跟他的思維方式有關系，那就是縝密，深邃，不介入，敏于思而慎于行，遠遠的一個旁觀者樣。

　　可能還有天真，輕信，還有戲謔——末一條尤其切時，我印象中當今知識分子多是戲謔的，不比從前。唉，這也是件難說的事。

　　總體上說，我認為是思維方式、而不是知識使得一個人成了知識分子。從這個角度講，可能有些半文盲、下崗工人、開出租車的、擺地攤的、公務員、公司文員……比某些“學院派”更堪稱知識分子。

　　多年來我一直有個誤會，以為李洱是出身于鄉村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中學老師、小學校長一類的。前幾天看到群里有人轉李洱的一篇文章，回憶他的文青生涯的，才知他的祖父喜讀《百年孤獨》，當年是延安的一個文化教官。父親自然也是讀書人。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深諳農事的，李洱寫《石榴樹上結櫻桃》時，關于農田、果苗等常識，曾咨詢過他們的意見。總之，知識分子家庭是無疑了，城鄉未明。——很有可能是，幾十年來這個家庭曾流轉于城鄉間，七下八下，起起落落，像中國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家庭一樣。

　　這一節要是寫出來，定又是一臺好戲。只怕李洱不肯寫吧。迄今他的寫作無關他的生活、成長、經歷……未知這是不是知識分子寫作的一個特點，可以把自己摘干凈，爾后從一個更大的向度上來完成他自己、以及他所屬類群的自傳。之所以這么說，在于李洱確實撇開了他自己，可是他的寫作反而更接近了他自己，一個無關生活、有關精神氣質的自己。

　　1966年生于河南濟源。17歲考入上海華東師大。現定居北京。這是李洱一生中的三個自然段。尤其是前兩段，我猜對他意義重大。

　　先說第一段。李洱不大像河南作家的，不在于他是否寫過故鄉、鄉土，而是他的腔調，——這話真難講。我的意思是，哪怕他說一口順溜的河南話，把河南梆子唱得呱呱叫：《花腔》里的阿慶，便是浙江人學說河南話，開口就是俺俺俺，說得嘎巴作響，可叫一個起勁……可是即便如此，李洱也不是地域意義上的河南作家。

　　可什么是地域意義上的河南作家，這話也難講。

　　比如《石榴樹上結櫻桃》——我因為要寫這篇《花腔》，去年一發把“石榴”也買來讀了——照樣還是好，主要是“像”。很奇怪的一個現象，很多鄉土出身的作家是寫不好鄉土的，要么是夾生，要么是苦大仇深，要么是同情憐憫，反正是那老一套，一樣都是假，哪怕寫得像攝像機鏡頭里的高清特寫，也還是不像。

　　李洱寫得很像，可是他卻少有鄉土經驗。前邊提過的，他寫“石榴”時，時不是地要打電話回家咨詢農事。我向來也以為，寫作和生活的關系是神秘的，如果非得扯上一點關系，照我說，真也未必是直接關系。天知道是什么玩意兒在其中作祟、發酵，最后混血成一種叫“文學”的東西。

　　“石榴”可視作是李洱對當今“鄉土中國”的冷靜一瞥，照樣是精準，妥貼，略帶一點小戲謔。又因默克爾的親睞，一時名聲大噪，揚名海外。可是較之《花腔》，我覺得“石榴”在敘事上還是略嫌緊密了些，仿佛一大碗米飯，壓得緊緊實實的，干貨倒都是干貨的。另外，此篇也可算是李洱拓寬寫作疆域，從“本色表演”轉向“性格表演”的一個開始，從此他一發不可收，一路開疆拓土寫到哪里都未可知。

　　“石榴”跟河南應該能搭上點關系，故事原型，人物設計，我疑心李洱是照著故鄉寫的，以至我讀的時候也確實讀出了河南的意思，但氣味上仍不是中土文學。或許李洱心不在故鄉，哪怕他把故鄉寫得活蹦亂跳，把故鄉人愛得死去活來，他筆下的人仍能越過中原大地，活化成籠統意義上的中國人。

　　“地域寫作”應該是個很好的賣點，很多聰明人已經在做了，虛構一個小村莊，一條街，一個城，以使自己在中國文學版圖上占得一席。然而照我說，一切還得看文本。忘了是不是錢鐘書說的沈從文，說他賣“自己是鄉下人”，這話雖刻薄了些，確乎也是事實。

　　沈從文賣了也就賣了，擋不住人家貨品好。李洱呢，他不賣，他在寫作上是個老實人，又或是驕傲的人，不屑于耍那些噱頭。又或是，他就是想賣也賣不成，就好比看上去是賣水果的，走近一看，筐里裝的卻是豬肉。

　　大體上，李洱和故鄉的關系是有些奇特的，生他養他的地方，血濃于水的親情，真是越理越亂，他是怎么都弄不像了。河南養出這么個兒子，估計也會覺得莫名其妙的。

　　因此，這里有必要提一下上海，較之河南，我覺得關系反而更順一些。他的讀書地，17歲來的這里，懵懵懂懂夾在一群師友之間，還沒弄清楚文學是怎么回事，反正大家都在搞，于是他也就搞了。華東師大的夜修教室里，免不了他的身影吧，拿著個鉛筆頭，涂涂改改，為賦新詞強說愁。

　　可能就連這都是難得的，我猜多半時間還是玩兒吧，男學生那一路的。等到年歲漸長，面皮也稍稍厚實了些，可能偶爾也會去逗逗姑娘。反正一樣都是玩兒，玩文學也是玩兒啰。就這么夾七雜八全扯一起了。后來，就玩到《收獲》堆里去了——三十年前“先鋒文學”的策劃地、大本營——這樣就玩大發了，把自己玩成作家了。

　　李洱的寫作之路大體是這樣吧。河南生出了李榮飛，上海卻養出了作家李洱。也就是說，是上海定義了李洱的寫作，他那時還是個小年輕，一張白紙正等著人來蓋戳。那也沒什么好客氣的，敲了個戳，說，就這樣吧。

　　于是他就這樣了。

　　201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