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調名有用「犯」字的，萬樹《詞律》所收有側犯。小鎮西犯、凄涼犯、尾犯、玲瓏四犯、花犯、倒犯。又有四犯剪梅花、八犯玉交枝、花犯念奴，這些都表示這首詞的曲調是犯調。

　　什么叫犯調呢?姜白石凄涼犯詞自序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于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為正，宮犯商為旁，宮犯角為偏，宮犯羽為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由此可知唐人以為十二宮都可以相犯，而姜白石則以為只能犯商、角、羽三調。他的理由是：只有住字相同的宮調才可以相犯，所謂「住字」，就是每首詞最后一個字的工尺譜字，例如姜白石這首凄涼犯，自注云：「仙呂調犯商調。」這首詞的末句為「誤后約」，「約」字的譜字是「上」，在樂律中，這個「上」字叫做「結聲」，或「煞聲」。仙呂調和商調同用「上」字為結聲，故可以相犯。不過此處所謂「商調」，即是「雙調」，不是夷則商的「商調」。故南曲中有「仙呂入雙調」，亦與白石此詞同。

　　張炎《詞源》卷上有《律呂四犯》一篇，提供了一個宮調互犯的表格，并引用姜白石這段詞序為說明，他改正了唐人的記錄。他說：「以宮犯宮為正犯，以宮犯商為側犯，以宮犯羽為偏犯，以宮犯角為旁犯，以角犯宮為歸宮，周而復始。」

　　由此可知，犯調的本義是宮調相犯，這完全是詞的樂律方面的變化，不懂音樂的詞人，只能按現成詞調填詞，不會創造犯調。宋元以后，詞樂失傳，連正調的樂譜及唱法，我們現在都無法知曉，雖然有不少研究古代音樂的人在探索，恐怕還不能說已有辦法恢復宋代的詞樂。

　　但宋詞中另外有一種犯調，不是宮調相犯，而是各個詞調之間的句法相犯。例如劉改之有一首四犯剪梅花，是他的創調，他自己注明了所犯的調名：

　　水殿風涼，賜環歸、正是夢熊華旦。(解連環)疊雪羅輕，稱云章題扇。(醉蓬萊)西清侍宴。望黃傘，日華龍輦。(雪獅兒)金券三王，玉堂四世，帝恩偏眷。(醉蓬萊)　　臨安記、龍飛鳳舞，信神明有后，竹梧陰滿。(解連環)笑折花看，挹荷香紅潤。(醉蓬萊)功名歲晚。帶河與礪山長遠。(雪獅兒)麟脯杯行，狨薦坐穩，內家宣勸。(醉蓬萊)

　　這首詞上下片各四段，每段都用解連環、雪獅兒、醉蓬萊三個詞調中的句法集合而成。醉蓬菜在上下片中各用二次，而且上下片的末段都用醉蓬萊，可知此詞以醉蓬萊為主體，而混入了雪獅兒，解連環二調的句法。調名四犯剪梅花，是作者自己取名的，萬樹解釋道：

　　此調為改之所創，采各曲句合成。前后各四段，故曰四犯。柳(永)詞醉蓮萊，屬林鐘商調，或解連環，雪獅兒亦是同調也。剪梅花三字，想亦以剪取之義而名之。」

　　又引秦玉笠的解釋云：「此調兩用醉蓬萊，合解連環，雪獅兒，故曰四犯。所謂剪梅花者，梅花五瓣，四則剪去其一。犯者謂犯宮調，不必字句悉同也。」

　　以上二家的解說，都是猜測之辭，不可盡信。秦氏以為這首詞也是宮調相犯，萬氏也懷疑三調同屬商調，故可相犯，宮調相犯，事關樂律，不能從字句中看出。劉改之不是深通音律的詞人，他自己注出所犯曲調，可知這是一種集曲形式，未必通于音律。劉改之另外有一首詞，句法與四犯剪梅花完全相同，只有換頭句少了一個字。調名卻是轅轤金井。可知這兩個調名都是作者一時高興，隨意定名的。

　　元代詞人仇遠有一首八犯玉交枝，作者沒有自注所犯何調，大約亦是四犯剪梅花之類。《詞譜》把這首詞列入八寶妝，從這兩個調名看來，大約也是八調相犯，或上下片各犯四調。

　　周邦彥創造了一首詞調，名為六丑。宋徽宗皇帝問他這個調名的意義。周邦彥解釋道：「這首詞犯了六個調子，都是各調中最美的聲律。古代高陽氏有六個兒子，都有才華，而相貌都丑，故名之曰六丑。」由此可知六丑也是犯調，不過從調名上看不出來。如果沒有這一段宋人記載，我們就無法知道了。

　　《歷代詩余》有一條解釋「犯」字云：「犯是歌時假借別調作腔，故有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等。」這句話未免片面「假借別調作腔」，僅指宮調相犯，并不包括句法相犯。美白石有一首玲瓏四犯，自注云：「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調一曲。」僅說明玲瓏四犯有宮調不同的二曲，但沒有說明何謂四犯。這首詞也不是白石的自制曲，更不可知其詞名何所取義。側犯是以宮犯商的樂律術語，凡以宮犯商的詞調，都屬側犯，它不是一個詞調名。尾犯、花犯、倒犯，這三個名詞不見注釋，想來也是犯法的術語，也不是調名。不過有一首花犯念奴，即水調歌頭，大約是念奴嬌的犯調。所犯的方法，謂之花犯，如花拍之例。那么，花犯念奴可以成為一個詞調名，光是花犯二字，就不是詞調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