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805年，湘南的冬天來得特別早，剛進入十一月，雪花便鋪天蓋地而來，一千多年之后，再來看那場雪，它似乎是為一個人而下的。那個正值而立、才華橫溢、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在踏上這塊土地的一瞬間，仿佛就老了。大雪掩蓋了道路，積雪盈尺，野地人跡絕滅，鳥雀也遁隱無形，天地間只有寒風像一位暴君肆虐著。寒風固然凌冽，更寒冷的是自己的內心，面對此情此景，哪里才是自己的道路?他想去問那位獨自在江上冒雪垂釣的老人，任他滿腹經綸，使勁力氣，卻答非所問，這里不是京城，在未及開化的南蠻之地語言完全不通。

　　多年以后他才發現，就算那位漁翁聽懂了他的話，恐怕也給不了答案，“道”與“路”這道千古難題，天地間誰又能解答呢?出發之前，他還在幻想能盡快重新回到長安，繼續未竟的事業，他的貶謫之地原本是在武陵郡，為了照顧拖兒帶女的好友劉禹錫，他以戴罪之身大膽上書，這樣劉去了武陵，而他自己則到了更偏遠的永州。他的這一舉動幫了兄弟的忙，卻害死了自己母親。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沒有放棄希望，然而沒想到的是，“長安一去不回頭”，十余年之后悄然客死途中。

　　現在他的大名當然人盡皆知了，柳宗元，中國的讀書人從唐以后世世代代都要啃他的文章，自己讀了不算，還讓子孫們前赴后繼地讀，后來還逐漸被封為了山水小品的始祖。不光是讀，還要背，捕蛇者很造孽，苛政猛于虎呀……為的是什么?不是理解，更不是想弘揚他的思想精神，也許只是應付考試罷了。誰真正走進了他的內心?那個滿懷抱負，此前也志得意滿，正打算一展拳腳，突然就從天梯上跌入深淵……

　　觀后人對柳宗元文章的眾多評語，本人最認同蘇軾的話，他說：“所貴乎枯談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文章的味道相似，是因為他們骨子里的精神氣一樣。當我們談論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對于他的理想，很容易簡單地歸結為政治作為，而一打上政治標簽，往往會把問題弄得簡單而僵化。在那蒼茫的歷史背后，這到底是怎樣一個生命，那些華章詩句之后又隱含了一顆怎樣的心靈?

　　陶淵明、柳宗元，這兩個讀書人中的典型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想過“致君堯舜”，安撫黎民，至于著書立說，反倒是其次。遺憾的是，他們生錯了時代，有志難伸。魏晉就不用說了，從頭至尾都是政治鬧劇，戰亂不休，誰上臺都疑心重重，曹氏如此，司馬氏更甚，統治者砍人頭顱，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竹林七賢大多掉了腦袋，剩下的一二也只茍活著，哪里還敢談理想呀；大唐固然有盛世，可柳宗元看到的已是王朝的背影了，經歷“安史之亂”，世界一片亂象，宦官、藩鎮交相爭權，每個有志向的讀書人都希望自己能挽狂瀾于即倒，只是……面對這樣的世道，同樣是理想主義的陶、柳二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兩種姿態。陶淵明最初也是入世的，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個世界已無藥可救，理想不可能實現，既然如此，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守住自己心靈的一方凈土，實在難受了，就在心里虛構一個桃花源，聊以自慰。每天種豆南山下，傾聽風聲，心藏草木，管它是草盛還是豆茂呢。

　　柳宗元就不一樣了，陶淵明是自棄，他是被貶，即便身處荒蠻之地，遠離政治中心，他仍不肯輕易認輸，要和現實死磕一番。去讀他的《永州八記》，感覺這家伙久居偏地，居然還有心情出去優哉游哉，寄情山水，看起來好生自在的樣子，仔細一品，就會發現那些疏朗清晰的字里行間酸意十足，原來這一切不過是故作瀟灑，裝作遣懷而已，有時候甚至裝都裝得難受，忍不住來一句真情流露，《始得西山宴游記》的開頭便寫道：“居是州，恒惴栗”，因為在乎，才會在意，進而患得患失，戰戰兢兢，流連山水也不忘最初的志向，如果是陶淵明，游玩就是游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才不會想那些煩心事。

　　大概是到永州的第二年，他終于意識到自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

　　那天早上，柳宗元早早地起來了。此時的他不像初到永州的那個樣子，他知道，永州恐怕要呆上一段時間了，得注意身體。剛來那段時間可真是“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內消肌骨”，面對艱苦的生活環境，到永州不足半年，母親就因病去世了。現在他總算挺過來了，養成了早起鍛煉身體的習慣，他要留著有用之身將來去干大事。母親去了也有好處，這樣他便再無其他顧忌。門前的溪水嘩嘩有聲，他獨自一人沿著岸邊走啊走，直到曉霧漸開，晨光透亮。

　　眼前這條溪，位置太低，不能飲水灌溉，又峻急多坻石，連一條竹排都走不了，更別說大船了，而且這種淺狹的地方，蛟龍肯定也是不屑的，不能興云雨，對世界毫無用處，這不就像自己么?想到這里，他莫名地笑了起來。詩人海子說要給每一條河流，每一座大山取一個名字，其實，他已經后人一步，算拾人牙慧了。這種事柳宗元早就干過，干得大膽而出奇，他把眼前這條溪叫愚溪，每個山丘，每道泉水，甚至每塊石頭，都姓“愚”。不僅如此，他還要為這些愚蠢的家伙各寫一首詩名為《八愚詩》，并為這些詩寫下《愚溪詩序》。

　　柳宗元留下不少傳世之作，說到重要性，《愚溪詩序》是最突出的，如果沒讀懂這篇短文，就等于白讀了柳宗元。寥寥幾百字的短文，字字寫溪，也字字寫“我”，以我觀物，萬物皆染我之色彩，以物觀我，則物我兩相忘。如果說在其他文章中他還有所隱藏，那么此處是完全直剖心境了。先賢們的愚都不是真愚，自己才是天地間最貨真價實的傻子，沒有用就沒有用吧，就像這條溪一樣，躲在世界的角落里與人無干，卻偏偏要出來做事，想派上用場，這就是最大的錯誤，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誰也無法治療的理想主義病!

　　命名，是要讓整個世界回到原初狀態，重新洗牌，重新編排自然秩序，說到底，也就是要它們按照自己的意愿來排序。

　　命名，大事也!那是圣人才能做的事，創世者才有的權力，柳宗元不是圣人，更不是創世者，所以他不能給全世界命名，而只能為一條溪取名。作為命名者的柳宗元，便是最大的理想主義者。自古以來，命是極為重要的，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只有那些先哲圣人用過、住過的和題過詩文之物，后人才能據此命名，他這一舉動不可謂不瘋狂。

　　柳宗元是真蠢么?蠢，他自己也知道“邦無道才愚”，如今遭“有道”居然明目張膽地“愚”起來，擺明了是指桑罵槐。上面的當局者不可能不注意他的這些舉動，尤其是詩文和言論，當他們聽聞到這一切，這個人返回長安的機會無疑更加渺茫了。但又不蠢，他只是聰明過分而已，當一個人看透了這真相，難免心有不甘，對那些小人悲憤交加。且看柳宗元初到永州寫下的詩文，要么憂國憂民，要么借物諷人，寓言小品寫得再有趣，難免有一股子怨氣。直到后來幾年，隨著時間的拉長，那種幽怨之氣淡了一些，至少在文字上淡了，或者也可以說是掩蓋得更深了。所以，才有了后來《永州八記》里那種清麗俊逸，妙自天來的情趣，當然他的幽怨之氣是始終存在的，在山光酒色之中不時跳出幾個字眼來，讓人突然就變得憂傷而沉重起來，但這已經不是文章的主導了。

　　二

　　那么，柳宗元到底是怎樣的人呢?

　　作為后來者的我，看到的是一個矛盾結合體。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是這么個樣子，不論凡人還是偉人，理想主義者總希望世界達到美好的狀態，事實上，美好的事物之間也充滿了矛盾，這就是這類人的悲劇所在。

　　柳宗元是修佛的，卻并不信佛，他是一個樸素唯物論者，修的只是內心的通達。在佛教盛行的唐代，也存在韓愈這種“尊儒反佛”人士，而且力量不小，柳宗元則主張“統合儒佛”，在當時非“佛”即“儒”的情況下，他是兩邊都得罪，不論誰人得勝，他都是失敗者。韓愈、劉禹錫這兩個柳宗元最好的師友，到最后都跟自己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尤其是韓愈，雖然柳宗元和他政見不同，卻始終隱忍包容，從而保持共同的文學追求，可韓卻不那么想，現在看來，韓愈的文章確實沒啥好挑剔的，可為人相比柳宗元，心胸實在差太遠了。永貞革新時期，韓愈僅任江陵法曹參軍，而柳宗元卻為政壇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韓愈便對柳宗元等新進懷有妒忌心理，他《永貞行》中稱革新黨派為“小人乘時偷國柄”，歌頌閹臣功績，對革新黨派升官過速表示不滿，對永貞革新進行中傷和詆毀。在柳宗元貶謫其間，這個曾經并肩戰斗，一起引導“古文運動”的文學至交，依然對自己持有莫大的偏見，甚至不惜下筆丑化……

　　他和劉禹錫之間，就更值得一說了。

　　這兩人作為志同道合者，命途是同樣多舛的，只是最后的結局卻截然不同。和柳宗元的批判、諷刺，將憂患形諸筆下相比，劉禹錫似乎選擇了一種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即便在貶謫數年之后，心有戚戚，忍不住寫下“巴山楚水凄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緊接著他還會寫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句子來。然而，不管是柳宗元的不妥協，還是劉禹錫的積極面對，在當時的境遇是一樣的。后來，終于有一天，劉禹錫似乎“醒悟”了，開始慢慢學會合作，而柳宗元卻一條路走到黑，毫不妥協，最后柳宗元死在了從柳州回京的途中，一共活了47歲，劉禹錫后來一直做到禮部尚書，71歲而終，算是壽享天年。

　　一個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確實很難有幾個知心的朋友，真正的知己，都在千里之外，在書中，在歷史深處……所以，他只能掩書長嘆。當然，也不能說劉禹錫的選擇有錯，但單從理想主義者的角度來說，他至少是打折扣的。在我看來，陶淵明和柳宗元才是真正理想主義者，他們的區別在于，前者知道世界不可能理喻，和拯救世界相比，拯救自己顯然輕松有用得多，我改變不了世界，世界也他媽別想改變老子!他懂得就超然世外，柳卻不能。與他們相比，韓愈和劉禹錫則更像實用主義者，并不是說他們沒有理想，而是他們不像柳宗元那樣和理想死磕。光有理想，遠不能稱作理想主義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才是這類人的要命處，也是他們最大的共同點。而理想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實現了理想，享受成功帶來的榮耀和成就；另一種是理想通過自己來實現，哪怕身死也絕不后悔，柳宗元顯然屬于后者。

　　在永州，柳宗元過的是“西北望長安，可憐萬重山”的生活，希望如此渺茫，現實如此無力，除了閑來游歷山水，寫點自己心中所想，一點辦法也沒有，一切交給天，交給可能出現的圣主。可天卻總和理想者為敵，跟賢達之士過不去，天意到底是個什么東西?在這個地方他知道，一千年前楚國名臣屈原的命運和自己如出一轍，窮途末路的屈原寫過驚世駭俗的《天問》，他問得太徹底，太直接，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后來者再無人敢問，也無人不敢答，那些以維護統治者為任的讀書人過了一千年都回答不上。終于的，有一天他要來回答了，在一壺永州米酒的催動下，他下筆疾書《天對》，他相信世界是有理可循的，世道是可以由人掌握的，可他所有的回答同時好像也是質問，現實實在和自己所說的不太一樣呀……

　　上天最大的愛好就是愚弄人，尤其是那些理想主義者，奇怪的是，他們也喜歡讓上天愚弄。愚弄來愚弄去，便寫成了誰也說不清的歷史，曖昧而又誰都說不清的歷史。

　　三

　　柳宗元生京城大族，居亂世，他所在的時代正是大唐朝由繁華走向衰敗的轉折。“安史之亂”后，當局腐敗，社會長期動蕩不安，這個人九歲遭遇建中之亂，跟隨父親顛簸流離，12歲那年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之苦。發生在公元805年的“永貞革新”并不是一起偶然事件，它有深刻的歷史原因。它的成與敗，直接影響到中唐社會的進程，“永貞革新”最終徹底失敗，參與革新者均被放逐，一切又恢復了原樣，對包括宦官集團、藩鎮勢力和朝中的守舊勢力在內的反對派來說，可以舞衫歌扇、彈冠相慶了，可整個唐王朝卻走向了難以挽救的頹勢。

　　“永貞革新”歷時一百四十六天，比后來清王朝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 僅長命四十幾天而已，從歷史角度看，這兩次改革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就兩個王朝來說，“永貞革新”如同唐朝的百日維新，唯一的救命可能就這樣失去了。唐室最后被朱全忠控制，亡于藩鎮之手，而削弱藩鎮勢力正是當初柳宗元等人改革的重要內容，也許最大的幸運就是，柳宗元本人沒有看到這一天。

　　我對政治并不很關心，尤其是那種背景下的政治，具有太大的局限性，我感興趣的是那個站在歷史背后的人，或狂妄，或失落，或天真的鮮活生命。

　　現在讀《愚溪詩序》的人，大多是些聰明人吧?站在局外當“文章”來讀，當“一個人” 來讀，一邊覺得有趣，一邊可能又覺得好笑，誰還記得那個在溪水邊站在大雪中向漁翁問道的年輕人?我倒希望自己能蠢一點，至少別在無序的世界四處問道，不做世人獨醉我獨醒的那類痛苦人。聽住在溪邊的人說，喝愚溪的水就能做到這一點，它可以讓人變得稍稍世俗，而不老去犯傻，所謂“難得糊涂”，如果真是這樣，下次回永州老家我一定喝上幾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