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時間過得快的詞語有很多，比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白駒過隙等等，在諸多詞語之中，我最喜愛的是毛澤東主席的詞作《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中的一句：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1989年10月18日《詩歌導報》創刊(兩個月后創刊號出版)，至今整整三十年，我能領會“彈指”的意蘊。

　　一件事情久了，說的人少了，人們也就慢慢淡忘了，有時簡直好像沒有發生過，以為是夢景。哪怕是白紙黑字寫著的，也以為是夢中的囈語。

　　1988年，因一個特殊的機緣，我認識了于沙先生，很快就成為忘年交。經于沙先生介紹，結識了筆名行人的邢立新，他手里辦有一份《青年文學報》，幾經往來，趣味相投，我們決定新創辦一份詩報。在詩報的定位上，我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當時還只初露端倪的“新鄉土詩”上，詩報定名《詩歌導報》。

　　說到《詩歌導報》，我必須列出一些名字：

　　顧問：未央、于沙、李元洛、弘征、彭燕郊、謝璞、王以平(第六期始)、黃劍鋒、唐大柏、陳白一、姚學禮(第六期始)；社長：胡述斌(第一期——第四期為編輯部主任)；總編：行人；主編：陳惠芳(第一期——第四期)；副主編：高立；編委：胡述斌、行人、陳惠芳(第一期——第四期)、高立、楊寧(第一期——第三期)、陳剛、周國清、周正良(第五期始)、蘇小河。特邀編輯：江堤、蔣夢(第一期——第四期)、彭國梁(第五期始)

　　我與行人等人開始籌備《詩歌導報》是在1989年初。當時，他與高立、蘇小河等人還在湖南省常德市，而編輯部設在長沙市五家井一條巷七號我的一個師兄家里，詩報的印刷卻在離長沙五百里的常德市常德彩印廠。

　　編務工作主要是由我、陳剛、周國清、周正良(還有前期的楊寧)負責。那時我是武警長沙指揮學校的一名排級干部，陳剛是武警湖南消防總隊的志愿兵(現在叫士官)，國清是湖南省軍區獨立連文書，正良是湖南省軍區通訊連炊事班班長。幾個行伍之人被繆斯的紅裙撩撥得神魂顛倒，紛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期一窺春色。而且各自取了筆名，我叫凡溪，陳剛叫山山，國清叫楚人，正良叫宜男，大有一手握槍一手握筆的架式。每當夜深人靜，我們處理完當天的編務，也正是饑腸轆轆之時，就會來到正良的炊事班，守著正良親手為我們炒油油飯，以慰饑腸。三十年過去，每當憶及此，我便腮有余香。

　　“請莫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們，不要問我們從哪里來。站在生養血肉的土地上，我們是一群生命的游民。從太陽升起的山嶺出發，穿過地腹，我們相聚于繆斯的殿堂。為了詩，為了腳下的這塊土地，為了友愛和善良，請不要問我們從哪里來，也不要問我們到哪里去。”這是《詩歌導報》的發刊辭《不要問我們從哪里來》。隨著這一聲略帶憂郁但堅定的低唱，1989年末，在湖南，在冬天，幾個不知自己歸宿在何處，卻又為詩歌尋找歸宿的人，為了詩歌的純真和責任，用幾顆溫熱的心，用幾雙瘦弱的腿，用幾張呆笨的嘴皮，去感染，去奔波，去鼓動。沒有經費，他們掏出了準備結婚的積蓄(我將存了三年的九百元錢全部用于《詩歌導報》第一期的印刷費)，掏出了準備為兒子買牛奶的硬幣(行人的兒子才一歲)。在不知受了多少冷遇(在詩之外都是硬漢子)，不知想了多少辦法，還不知做了多少違心(不是違背良心)的事之后，終于，全國第一張融詩、影、畫為一體的對開大報《詩歌導報》誕生了。這對需要詩歌的良知和愛意的世界來說，對需要詩歌的誠摯的詩人來說，在那詩的多事之秋，也許能多少給些安慰吧。

　　《詩歌導報》以“新鄉土詩”為宣傳推介重點，準確地講是作為主體，有論者稱《詩歌導報》是“新鄉土詩”專報，這是符合事實的。

　　“新鄉土詩”是新時期的一個詩歌流派。說起新時期的詩歌流派，不能不提到1986年。

　　1986年，中國詩壇進入了一個社團林立、群雄紛爭、流派紛呈、變革迭起的“大搖滾”時代。激情的詩人們，不吝對她進行最熱情的禮贊，認為她是中國新詩自1917年誕生以來最繁榮、最興盛、最燦爛、最輝煌、最開放、最寬容、最自由的詩歌經典時代。據統計，當時全國有2000多家詩社，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詩集達905種，不定期的打印詩刊70種，非正式發行的鉛印詩刊和詩報22種。同時各種詩人評選活動如火如荼展開，如《星星》詩刊發起的“我最喜愛的10位當代中青年詩人”活動，舒婷、北島、傅天琳、楊牧、顧城、李鋼、楊煉、葉延濱、江河、葉文福10人當選。最引人關注的事件，無疑是《詩歌報》《深圳青年報》聯合主辦的“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10月21日至24日，兩報先后刊出了總計7個版、64個流派、100多位詩人、13萬余字的詩歌作品與宣言。

　　但是，能夠在詩歌史上留下印跡的詩人和詩派卻是不多的。以1986年的現代詩群體大展為例，很多人是為了參加這個大展，便宣告成立一個流派，但大展一結束，流派就銷聲匿跡了。湖南也有胡強和諶林兩個詩人參加，他們分別是代表裂變詩派和悲憤詩派參加大展，但這兩個詩派也是曇花一現。

　　“面對狂亂的現代詩潮，任何一位詩人都是不可能平靜的，弄潮抑或嗆水，高呼抑或輕嘆，好像詩人都成了杰出的演員。‘第三代詩人’、‘先鋒詩人’、‘前衛詩人’、‘實驗詩人’，諸如此類的響當當的招牌在詩壇上穿梭不停。在這一現代詩潮里，確實涌現出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海子之仙逝，引起詩壇廣泛的喟嘆，有人稱他是‘北京最杰出的先鋒詩人’。海子算一位，大寫特寫《女人》的翟永明、公然亮出《黑色洞穴》的唐亞軍、高呼《你不和我來同居》的伊蕾(孫桂貞)也算。只是翟、唐、伊這3位似乎是‘性詩’的特別顧問，久而久之，讀者也就生起厭來。加上這幾年，嘩眾取寵的‘詩派’不少，玩文字游戲的不少。故而，現代詩潮陷入一種困境，一種人為的、也不足為奇的困境。”(陳惠芳《現代詩潮的重大回歸》——新鄉土詩評述之一，原載《詩歌導報》創刊號，1989年12月)

　　“一群困獸般的現代派詩人，從搏斗后的黎明中醒來，顧憐著被城市之火燒焦的身影，撫摸著一條條用魔火般的霓虹燈交匯而成的傷痕。他們感到四周都是墻壁，他們開始參拜夕陽，參拜夕陽下那些遺忘過的莊園和童話。”(行人《中國新鄉土詩現象沉思錄——尋找童話》，原載《詩歌導報》創刊號，1989年12月)

　　這，就是“新鄉土詩”及“新鄉土詩派”產生的背景。

　　“新鄉土詩”的概念是由湖南青年詩人江堤、彭國梁、陳惠芳于1987年提出的。“新鄉土詩派”是圍繞“兩棲人”和“精神家園”而寫作的主題性流派。所謂“兩棲人”，就是僑居在城市的農民子孫，他們的父輩仍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莊。所謂“精神家園”，是指人類生命永恒的家園，是現在時態的人類依據自己的生命需求構筑出的一種精神模型，是精神處于懸置狀態的現代人類對勞動者與大自然的化合狀態中呈現出的健康、樸素美德的追取，是以“兩棲人”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社會在自己多重規范的生存空間無法忍受與兌付生命情感時，對樸素、清貧、真誠、健康的美德的回溯。

　　“我們(指新鄉土詩派—筆者注)努力表達的是自然精神與生命精神的諧調過程；新鄉土詩無疑有它廣闊的前途，它對生命現象和精神家園殘酷的真實的追取，以及對一切藝術的精華的崇尚，注定了新鄉土詩歌永恒的魅力。”(江堤語)

　　“我們跟北島、顧城他們雖然是同齡人，但成長環境不同，我們從小在鄉下長大，不像他們從小就可以看很多書，明白很多東西。我最初看到北島的詩，非常震撼。仿佛被人重敲了一下，詩還可以這樣寫?但是北島做到的，我們不一定能做到。我們有自己的路子，從我們自身的經歷入手，從一種游走在城鄉之間的‘兩棲人’的處境出發，寫我們自己的悲歡惆悵。”(彭國梁語)

　　正如評論家劉清華先生所說，湖南新鄉土詩體味的是一種“新鄉土精神”。“新鄉土精神，可以說是一個矛盾的交合體：這是一種既反傳統又認同傳統，既想尋求超脫又自覺不自覺地在‘尋根’中尋找思想依托的文化心態。(……)和傳統鄉土詩不同，新鄉土詩人無意于到偏遠的鄉間去尋求解脫，他們只是把鄉村的人和自然萬象作為他們觀照生活、發掘美的視點和支點。在這里，鄉村生活中的人性美和自然美成了一桿標尺，用以衡量人世間的善惡美丑。也許是他們同時意識到了道德的淪喪、人性的扭曲給人類生存所帶來的危機，他們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進入了一個被許多人所淡忘了的世界，反過來又給人們創造了一個至善至純的天地，他們并不想對現實生活作出道德評價，但他們向我們所展示的一切又無時無刻不在引起走向瘋狂與困惑中的現代人的反省。(……)在欣賞新鄉土詩的時候，我們常常感受到一種雄性的力度，使我在讀他們的詩時為一種正氣和激情所驅動，感覺到自我形象也高大起來，讓我們不斷想起高山的氣度、大海的胸懷、草原的駿馬、藍天的雄鷹……其實，這正是新鄉土詩作者們所孜孜以求的風格，一種陽剛之美。”(劉清華《湘軍中的列兵——新鄉土精神與湖南新鄉土詩》，引自《新鄉土詩派作品選》，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對于“新鄉土”概念的理解，湖南老詩人于沙先生有過精到的論述：不能把“鄉土”這個概念，窒死在鄉村和泥土里。不能說，只有那些寫一株稻子、一列山脈、一只背簍、一支草笛、一片秋葉、一頭黃牛、一塊棉花地和一幢吊腳樓的詩，才是鄉土詩。也不能說，只有從濕淋淋、滑溜溜的鄉間小道，草本叢生、鳥雀吱喳的村落山寨走出來的詩人，才算鄉土詩人。鄉土，應是一片廣闊的疆域。鄉土詩，也應該是一個廣闊的概念，不只限于農村題材和歌謠體詩。整個中國大地，都在鄉土包容之內。只要不是貴族氣十足、脂粉氣十足和晦澀難懂的古怪氣十足，而具有中國詩味、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的詩，都是鄉土詩。這樣的詩，才是中國詩的正宗，中國詩的驕傲，中國詩的希望。(于沙《我觀鄉土詩》，原載《詩歌導報》第二期，1990年1月)

　　《詩歌導報》的一聲低唱，在全國產生強烈震動，許多詩人、詩評家投書編輯部，給予熱切的首肯：

　　“《詩歌導報》收到，大大的一張，氣度不凡。貴報倡導新鄉土詩，是順乎潮流之舉，中國新詩在十年的喧囂之后，也似乎到了一個該沉靜下來，走向真正成熟的時候了。我以為，所謂“新鄉土詩”，其精髓應是人類家園感與生命意識的沉靜式地張揚與觸摸。”——陜西秦巴子。

　　“看來湘軍不僅僅于小說，于詩亦是上乘。在目前詩壇日衰之時，仁兄等又有《詩歌導報》，此舉令‘九頭鳥’們望湘生嘆了!詩報不錯，有特點(……)我很贊成“回歸”觀點。”——湖北熊紅。

　　“今天，在小報林立近乎泛濫的中國，見到一如字體那般嚴肅的《詩歌導報》，不由肅然起敬。瀏覽了一下詩報，感到‘導向’正，質量高，堪稱‘詩歌導報’。在詩壇一派烏合之眾的局勢下，你們的旗幟使我聯想到毛澤東秋收起義的旗幟。‘鄉土詩’不只是一種風格，更是一種品格、風骨。”——江蘇郁斌。

　　“《詩歌導報》內容豐富，報樣大派(……)我認真地拜讀了你們的‘新鄉土詩’，感到非常親切，也感覺到這種回歸的趨勢。你們的鄉土詩，一點也不土，才思敏銳，激情洋溢。”——貴州西籬。

　　“《詩歌導報》很有大家氣質，不妨把畫與影的成份再增加一點，辦成一張充滿藝術氣氛的詩報。(……)在屈原的龐大的根系上，我們應該產生新的具有楚地特點的鄉土詩作和鄉土詩人。”——湖北徐魯。

　　“真是意外收獲，接到《詩歌導報》真是好高興啊!你們真有‘兩下子’，能辦出如此精美大報，而且特別欣賞‘詩影畫’。香港臺灣都有這種精美的綜合‘美報’。看后特別眼熱。”——上海柳易冰。

　　“新鄉土詩產生和繁榮是有其背景的。(……)《詩歌導報》舉辦的這次‘世界華人新鄉土詩大展’更加深了我的這一印象。(……)但無論怎么說，《詩歌導報》已為新鄉土詩的發展廓清了一次道路，給我們的詩壇帶來了信心和希望。”——河南吳元成。

　　“在我們看來，作為民間的《詩歌導報》無疑為青年詩人提供了一種詩語言與精神趨于完善的契機。韓文戈：《詩歌導報》所辟的‘大展’，為我們探索和研究新鄉土詩提供了有益的資料。近年來，湖南的新鄉土詩人逐漸顯露倪端，這將是一個良好的開始。大解：《詩歌導報》的貢獻不僅限于新鄉土詩，統觀大局，自成一體，大氣而不粗糙，值得細讀。李南：《詩歌導報》為當代詩歌的節節前進墊了堅實的橋梁，由此，我們有理由再一次等待‘煉金的時刻’!”——中國詩歌實驗小組。

　　原西藏文聯副主席、著名詩人汪承棟先生也寫來了《賞花一家言》：我回到湖南，先后讀了由幾位青年詩人自籌自辦的《詩歌導報》和《科學詩刊》，實在由衷地欽佩!情不自禁地吟詠起記憶中的兩句詩來：“人生利濟非難事，難在仁心與熱腸。”在曾經喧囂一時的五十多個詩歌“流派”(據某詩刊的不完全統計)未老先衰地高喊“大滑坡”、“低谷”、“落潮”的今天，其堂皇“宣言”和全新“樣品”也隨著過早冷卻之時，這幾顆火辣辣的心仍然熾烈地為詩歌燃燒著，有如在一片不太景氣的冬日園林中，頑強地伸出令人傾心的新枝嫩葉，證實美的旺盛生命力，愛的濃厚生命力，純真和責任的堅韌生命力。這不是垂名釣譽的虛榮和功利，不是!連自己準備結婚的積蓄和給兒子買牛奶的硬幣都慷慨掏了出來，哪有那番思緒?這不是吃飽沒事作點文字游戲的“玩詩”，不是!連過年的年貨和回家探親的火車票都還沒有買，哪有那種“雅興”?只有用整個心靈擁抱詩神，甘愿為她奉獻一切，即使她身處逆境也決不與她分手的“癡情”與“傻勁”，才能始終如一地堅持，才能“九死不悔”地執著。我之所以看重和敬服這一報一刊的蠟燭精神，源出于此。(……) 1990年春節炮仗聲中(原載《詩歌導報》第三期，1990年2月)

　　原湖南省作協主席、著名詩人未央先生和西南師范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教授呂進先生都為《詩歌導報》欣筆題詞。未央先生的題詞是：歌唱心靈，歌唱大地，歌唱人民，祝詩歌導報生根開花。呂進先生的題詞是：立足中國鄉土，抒寫當代詩情。

　　為了解決辦報的部分經費問題，編輯部在《詩歌導報》上刊登了《招收報友的啟示》，并油印了一批《啟示》，請求愛詩者的援助。對于一張大報的印刷費來說，這些報友費雖然是杯水車薪，但卻是雪中送炭。說到此，我忍不住要再一次提起一名報友的來信。

　　胡述斌老師：您好!

　　《詩歌導報》報友錄取通知單已于今日收到。看過通知單，讀過《新年舊話》，想到一些所聞所見，我真不由悲喜交加。

　　記得兩個月前收到《詩歌導報》試刊號和招收報友啟事后，我直覺這是一塊心血濡沫的土地，從那字字真誠的啟事中，我感到了為繆斯而歌者的赤誠與無奈，更有那《啟事》上劃掉的字句，那幾道黑線分明是在低訴創業者難言的辛酸。(……)正好隔幾天后我有親戚抵長沙，于是我便寫好一封信并二十五元錢托他親自交于您，我希望能對你們有更多的了解。然而半月后他回來了，臉上居然是不屑一顧和微微的嘲弄。他把信和錢原封不動地退還于我，說給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肯定上當了!”(……)他見我大惑不解的樣子，便“語重心長”地對我解釋起來。原來他到了長沙后依地址找到了編輯部，但他根本沒進去。他描述說編輯部在他眼前“像個破破爛爛的吊腳樓”。(……) “現在的人為了錢是什么辦法也想得出來的”。(……)“二十五元錢當然不多，但若是人人都像你這樣天真輕信的話，那么騙子們的功業也就告成了。不是從前有個什么‘芙蓉函授大學’，招生簡章上師資條件教學水平吹得比第一流還第一流，而最終事實證明那只不過是一場騙局，成百的求學者的學費落入了騙子的腰包。”我說：“那這不同，有白紙黑字的報紙為證，報紙的內容相當不錯的。”可他說：“這份報紙只是試刊，天知道錢寄去后還有沒有下文呢，到時候他們攜款一走了之，你又奈其何?社會是復雜的，你太天真了。”我一時語塞，感覺仿佛成了一只不問塵世剛剛出殼的小雞。我欲反駁，以詩的圣潔、詩心的真純和我多么愿相信人心向善。但是——但是他的經驗比我多了二十年……我只能無言，無言地收起那封信和錢，然后走到郵局把信一寄了之，而錢，卻留了下來……

　　今天，我讀了你們的《新年舊話》，我深深地為“不知自己歸宿在何處卻又為詩歌尋找歸宿的人”而感嘆，也為自己的猶疑而自慚。我真想問一聲，為何，為何真正的詩愛者舉業卻如此多艱?為何，為何本該毫無顧慮示以真誠的東西總要蒙上不安、懷疑的面紗?這個世界本應讓人坦然無憂，可現實卻從來就摻著太多的令人苦笑的因素。一句“堅持就是勝利”，真真切切的含淚的微笑……

　　如今我做了《詩歌導報》的報友，非常榮幸。全年費用二十五元已與信同時寄去。另有兩首詩，望不吝賜教。

　　此致

　　祝一切順利!

　　湖南省郴州地區供電公司 張海燕

　　1990.2.12 夜(原載《詩歌導報》第四期，1990年4月)

　　三十年前我接到這封信，握信的雙手在微微顫抖，讀信的雙眼流下了青澀的淚。三十年后，我又重讀了這封信，再次流下了已不再青澀的淚。我要真誠地說一聲：謝謝張海燕，謝謝那些可愛的報友們!

　　《詩歌導報》從開始籌備到停刊前后近三年時間，出刊十期，其中彩印一期。1991年夏天，對于我來說，是個特殊的夏天。正當我們在為《詩歌導報》第十期的出版忙碌之時(所有的編務都是在晚上或周末進行)，我當時所在單位的領導找到我，勸我退出《詩歌導報》，并聲明，組織上正在對《詩歌導報》進行審查。我當然堅持，堅信《詩歌導報》是合法的。一個月后，主要領導再次找我談話，并宣布了對《詩歌導報》的審查結果，他說，《詩歌導報》是健康的，可以辦下去，但我，作為一名現役軍人，不宜過多參與地方活動。因此，目前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要么我退出《詩歌導報》，要么脫軍裝。當時我還未結婚(未婚妻在長沙)，按照軍隊干部轉業的規定，如果我轉業，只能回湖北老家，因此我只好決定暫時退出《詩歌導報》。

　　(多年以后，一個偶然的機會，通過一個特殊部門的朋友我才弄清楚，為什么有此類事情發生。原來，《詩歌導報》在臺灣出現，引起了特殊部門的注意，然后按編輯部地址查到了長沙。)

　　因此，《詩歌導報》第十期的編委會里沒有了我的名字，只是在行人含淚寫的《告別辭》里提到我，含糊地提到我離開的原因。

　　《告別辭》是同仁們向我告別，也是《詩歌導報》向“新鄉土詩”告別，向詩壇告別，向愛她的繆斯的情人們告別!

　　白天工作，晚上編稿，自掏腰包辦詩報，這樣的時光，我們共度了近三年。不能忘記行人、高立奔波于常德與長沙之途疲憊的身影；不能忘記陳剛、國清挑燈夜戰布滿血絲的眼睛；不能忘記，當我為《詩歌導報》最后一期(第十期)的印刷費抓耳撓腮之時，正良把積攢了多年的士兵津貼500元錢塞到我的手上，當時我心陣陣地痛，但還是接了，這是他洞庭湖區的老娘多少擔的口糧啊!!

　　后來，國清和正良雙雙考取了軍校，國清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正良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林陸軍學院，陳剛也轉干調回了老家懷化武警支隊，而且，孔方兄再也不愿伸以援手，《詩歌導報》只好“壽終正寢”!!!

　　《詩歌導報》前后用了八個版的版面開辟“湖南新鄉土詩群專版”，推出陳惠芳、江堤、彭國梁、行人、凡溪、高立、蔣夢、謝午恒、陳英偉、舒翼、姚子珩、白屋默人、林林、山山、楚人、周正良、小河、劍鋒、黃修林、熊永祥、李青松、蔣三立、湘女、龍紅年、周碧華、滕如高、張洪波、劉起倫、劉克胤、曾勝、文東平、鄭維元、何日陽、曹承明、鄧文初、高一飛、姚茂斌等青年詩人的新鄉土詩作品，為湖南“新鄉土詩派”的形成起了基礎性的作用。

　　《詩歌導報》從第二期開始推出“中國新鄉土詩大展”，共出三輯，前后有西岸、曲近、史一帆、朱文杰、李亞偉、魯萍、柏常青、王玉民、江哲銀、秦巴子、耿翔、武永利、劉平安、劉新中、商澤軍、姚學禮、黑燁、西籬、趙紅塵、楊克、石光華、典子、楊然、韓文戈、鄭萬鵬、姚振函、梁峰、元平、韓少君、于宗信、曲有源、佟石、劉秋群、張中定、谷未黃、袁勇、王子君、蕭牧、盤妙斌、谷鳴、吳元成、孫建軍、李南、趙陽、宛凝、東蕩子、甘偉、楊炳林、項俊平、王道坤、孫昕晨、江月等詩人發表新鄉土詩作品，為新鄉土詩在全國產生影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90年3月11日，由湖南省青年詩人協會籌委會和《詩歌導報》編輯部在長沙聯合召開了中國首屆新鄉土詩研究討論會，會上主要研討了新鄉土詩的崛起緣由、現狀以及發展前景。由于經費、時間等諸方面原因，外省許多青年詩人未能如約前來，但他們都寄來了筆談文稿。《詩歌導報》1990年第四期用了幾乎整個一期的版面推出了“中國首屆新鄉土詩研討會筆錄”，發表的文章有：姚學禮的《崛起的新鄉土詩》，陳惠芳的《兩棲人的精神遷徙》，行人的《新鄉土精神》，秦巴子的《尋找家園的現代詩人——兼說“新鄉土詩”》，小河的《夾縫中的詩人——兼讀高立的散文詩》，凡溪的《白菜與詩人——析〈一蔸白菜在刀鋒下說〉》，唐成·茂娜麗的《營救古老的太陽——談中國詩歌的農民性“回歸”》，彭國梁的《城里·鄉里》，漠生的《中國詩歌的再次回歸》，韓文戈的《鄉村的誘惑》，江堤的《幾個概念及其它》，殘星的《回到粗糙的地面》等。首屆研討會及“筆錄”專輯的相關文稿，為“新鄉土詩派”形成自己相對系統的“理論體系”起了積極的作用。

　　1990年7月，《詩歌導報》第六、七期(合刊)開辟了“世界華人新鄉土詩大展”，著名詩評家李元洛先生和著名青年詩人楊克先生應邀作為特約編輯，各編輯一個專版。李元洛先生在“特約編者按”中這樣寫道：湖南的一群青年詩友倡導“新鄉土詩”，我欣然贊成。鄉土詩之“新”，一是區別于古代的田園詩，一是區別于新詩史上的寫鄉土的作品。“新鄉土詩”真正要蔚然成風，對中國新詩運動作出貢獻，關鍵是寫出一批既新且好的力作，產生一群不是“自吹”或“他吹”的真正優秀的詩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編選了臺港與海外11位詩人的作品，作為有志于“新鄉土詩”者的參照系。

　　李元洛先生組織的詩人有：臺灣的余光中、洛夫、痖弦、向明、張默，香港的犁青、黃河浪，美國的彭邦楨、非馬，新加坡的蔡欣、淡瑩。

　　楊克先生組織的詩人有：臺灣的張國治、夏宇、林群盛、鐘慧、孫維民、楊采、隗振璇、顏艾林、陳謙、飄渡、涂靜怡、林青風，香港的吳美筠、陳德錦。

　　“世界華人新鄉土詩大展”，使新鄉土詩走出了大陸，走向了港臺及海外華人詩壇，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18年后，也就是2007年，陳惠芳在為我寫的一篇評論《憂患者的悲歌》一文中，對《詩歌導報》有過一個回顧：《詩歌導報》不是正式詩報，只是領了準印證。不正式，卻是四開大報。只準印，卻發到了海外。客觀地說，《詩歌導報》為日后“新鄉土詩派”的鼎盛，起了至關重要的先導作用。整版整版地推舉，不厭其煩地宣傳，吸引了包括海外詩人在內的新鄉土詩人。“兩棲人”、“家園”、“新鄉愁”成為當時詩壇的關鍵詞。

　　經《詩歌導報》的推舉，“新鄉土詩”在90年代前后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詩歌主潮。構成了當代詩歌“新鄉土詩”創作和思潮的持續影響。

　　“新鄉土詩派”無疑是成功的，30年來，出版了《世紀末的田園》《家園守望者》《新鄉土詩派作品選》等作品集，它成為一個令人回味無窮的流派。客觀地講，“新鄉土詩”的概念到現在仍沒有明確的界定，但它有明確的指向，那就是：站在自然的“家園”上，遙望、追尋“精神的家園”。

　　有論者注意到，近年來，新鄉土詩派中的一些主要詩人有從“新鄉土”向“后鄉土”轉變的跡象。“三十年來，新鄉土詩派在不斷發展變化中，并呈現出后鄉土詩的審美特征：題材的廣泛、內容的豐富、手法的新穎、思想的深邃等，都突破了新鄉土詩的價值追求和書寫范式，胡述斌讓詩歌創作成為一場精神苦旅，他講究情緒的揮發、流動的意象和古典的氣息，追求陌生化的藝術效果和朦朧的美感，而這些，正是后鄉土詩的特質所在。”(《從新鄉土詩到后鄉土詩：一個詩人的心路歷程與價值追求》——聶茂)

　　《詩歌導報》從開始籌備到停刊前后歷時近三年，出刊十期。每期出報后我都會先拿一份在手頭留存。《詩歌導報》停刊后，我找到了前九期的一些存報，怎么也找不到第十期，至今仍想不起原因。因此，我手頭僅僅只有一套完整的《詩歌導報》。這一套完整的《詩歌導報》于2003年7月6日借給了江堤，雖然我心有疑慮，并反復說明我只有這一套完整的，但仍然還是借給了他。因為，此前有一天他突然打我電話，說是想寫一篇關于新鄉土詩的文章，需要查閱《詩歌導報》，并且說到我的住地來取。我知道他的身體不好，不讓他來，決定給他送過去。那是江堤生前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他的家。此前與江堤的聚會大多是在陳惠芳所在的《湖南日報》社的筒子樓里，喝酒、談詩，不亦樂乎。半個月后，也就是2003年7月21日，江堤突然仙逝，年僅42歲，痛哉惜哉!我翻箱倒柜，找齊了《詩歌導報》前九期，仍然找不到第十期。所以，此文所據資料來源于《詩歌導報》第一期——第九期。印象中，《詩歌導報》第十期仍繼續辟有“湖南新鄉土詩群專版”和“中國新鄉土詩大展”，又推出了許多湖南和全國各地新鄉土詩人的作品，這些詩人及其作品都未列入此文。

　　別夢依稀，故紙仍在。

　　2019年10月18日于長沙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