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根脈，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寶貴的人文資源。歷史文化也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脈，是一座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最寶貴的人文資源。

　　岳陽是一座世所公認的歷史文化名城。這套《岳陽歷史文化叢書》，列出了一份岳陽歷史文化成果的長長的清單，展開了一幅岳陽歷史文化發展的壯麗畫卷，從多方面揭示了岳陽悠久而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讓人從中感觸到這座城市歷盡滄桑而始終保持著青春活力的千年律動。

　　源遠流長的文明接續

　　由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在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岳陽這塊土地上的先民就開始種植水稻，開啟了稻作文化。岳陽在商代就有了青銅鑄造業，走進了中華文明的“第一個驛站”。約2500年前，岳陽建城，在建城的同期，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已經在使用鐵制農具，“惡金(即鐵)以鑄鉏”“試諸壤土”。

　　郡縣治，天下安。秦之前岳陽境內即有了縣治，漢代岳陽境內即有了郡治。秦皇漢武在這塊土地上留下了巡幸的足跡。

　　在此后的兩千多年中，岳陽作為長江流域水陸要沖和湖湘門戶，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經濟、文化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地域作用。

　　岳陽窯的窯火，從東漢燃到晚唐，燒出了中國最早的青瓷之一，并成為中國中部地區民用瓷的主要產地。湖廣熟，天下足。岳陽所在的洞庭湖平原素享“洞庭魚米鄉”之美譽。清光緒年間，岳陽得維新變法的風氣，率先“自開商埠”，成為全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

　　楚風流韻八百年，中原文化“王氣南來”，在這塊土地上交匯融合，岳陽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發祥地。

　　“藍墨水上游”的文心詩魄

　　湖湘之地曾是“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荊蠻之地、“貶官”的放逐之地、失意文人的流落之地。這些人曾“居廟堂之高”，淪落江湖后，更看到國運沉淪和民生疾苦，憂憤于心，發乎為詩文，成為愛國主義文學之濫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和賈誼。

　　屈原被放逐到沅湘一帶，流連岳陽境內創作了繼《離騷》之后的《九歌》《九章》等，最后自沉汨羅江，開一代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詩風。接踵而至的是賈誼，他因遭群臣忌恨被貶為長沙傅，南下途經岳陽去汨羅江憑吊屈原，寫下了《吊屈原賦》，贊嘆屈原的詩品人格，寄托自己的憂世之慨。賈誼在文體上承繼了屈原的風格，在思想上與屈原同氣相求，后人有“屈賈一體”之說。

　　臺灣詩人余光中稱汨羅江為“藍墨水上游”。他兩次到訪汨羅，他說：“我來汨羅江和屈子祠，就是來到了中國詩歌的源頭，找到了詩人和民族的歸屬感。”

　　燭照世代的家國情懷和人格理想

　　1046年，范仲淹寫《岳陽樓記》，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表達了一種質樸而又至高無上的家國情懷和人格理想。范仲淹寫這篇記時并沒有到過岳陽，但他肯定讀過屈原的《離騷》《九歌》《九章》，讀過賈誼的《吊屈原賦》，讀過李白、杜甫、元稹等登岳陽樓寫的詩。這些詩一個共同的主題，正是“天下”之憂。范仲淹的這句話，是他人生認識的總結和提練，也是他對岳陽人文傳統的總結和提練。

　　至近代民族危機日趨深重，這種家國情懷和人格理想，升華為以天下為己任、勇于擔當的時代精神。在岳陽的土地上，走出了左宗棠、郭嵩燾等頂天立地的人物。左宗棠興辦洋務，收土固疆，成為晚清“中興”名臣。郭嵩燾力排眾議，主張學習西方經驗強國富民，開維新變法思潮先河。繼他們之后，任弼時、彭德懷、何長工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完全徹底地做到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成就了前輩沒有能夠完成的救國救民的歷史偉業。

　　《岳陽歷史文化叢書》存史存文，資政育人。相信它對于世人更多地了解岳陽的歷史文化和歷史文化精神，對于增強岳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創造力，對于岳陽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該文為《岳陽歷史文化叢書》序，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