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先生》是陳惠芳繼他的“一本半”詩集之后出版的新詩集，精選了詩人從1987至2017年30年間寫的新詩35組，系“湖湘文津系列”叢書之一種。

　　陳惠芳是著名的“新鄉土詩派”三駕馬車之一。1987年，他和江堤、彭國梁一起，在長沙共同創建“新鄉土詩派”，以“傳承民族血脈，塑造精神家園”為宗旨，倡導“堅實、簡約”的詩風，影響頗大。這本《九章先生》可以看作是他個人新鄉土詩創作的實踐成果，而且透過這些組詩，我們還能清晰地看到一個詩人跋涉前行的足跡。

　　如果說30年前提出“新鄉土詩派”，是作為“兩棲人”的詩人因為“站在村莊與城市的關節處”“腹背受敵”，為“流動城市血液/卻傳出村莊聲音”的雙重身份而矛盾，以鄉土中勞動者與大自然的健康樸素的關系和鄉村田園的詩意美好作為精神烏托邦，企圖為現代人塑造永恒的精神家園，那么，經過30年城市環境的圍追堵截，30年精神世界的探索追尋，作為詩人的陳惠芳對于“城市”與“鄉土”都有了新的理解。

　　縱觀他的詩作，詩人為現代人“塑造精神家園”的初心沒有改變，但他和都市已經“和解”。事實上，他在2012年提出“復興新鄉土詩派”時，就已經自覺地將“都市”作為“新鄉土詩派”的空間開拓了。在現代社會，沒有誰能扭轉城市化的進程，鄉村也不再是世外桃源；而人的精神空間，并不是簡單的都市與鄉村的地理空間，而是更深層的文化空間。所以，如今的陳惠芳，能為長沙的一場大雪而欣喜，會為“泥巴腿子插在城市的土壤上”而釋然。

　　但其“傳承民族血脈，塑造精神家園”的寫作宗旨始終沒有改變，而是成為一種更為自覺的追求與探尋。他在湖湘文化中、在湖湘大地上去發現詩，去寫詩。作為記者，他零距離接觸底層生活，足跡遍布三湘大地；作為詩人，他自覺將筆觸探尋到歷史文化底蘊的深層，為湘楚大地立傳，將風俗民情、時代風云、歷史人物、神話傳說凝聚在一起，構成雋永而大氣的詩篇。

　　詩歌是離不開想象的。作為“藍墨水上游”的湖南詩人，血液里應該天生流淌著屈原、宋玉浪漫沉郁的詩風，而瑰麗雄奇的想象是構成這種詩風的首要因素。但是隨著新詩的現代性進程，詩人們越來越向內窺，越來越注重詩歌的精致、澄明、理性，詩歌的浪漫與激情少了，詩越寫越精致。陳惠芳的詩，不炫技，不玩弄辭藻，有一種生活本身的粗糲感，更有一種難得的熱情和天馬行空的浪漫想象。比如：“喝令我的湖泊/煮熟一枚太陽/喝令我的月亮/打掃濃霧的天空”(《張家界》)。

　　文學是語言藝術，現代白話詩的一個特點就是能夠將日常語言入詩。陳惠芳在詩意開掘和詩歌語言的運用上是靈活自如的。他的詩歌語言，既有屈賈騷賦、唐宋詩詞意境的巧妙借用，也能將現代日常口語甚至帶有明顯時代色彩的名詞術語入詩，而不顯得違和。比如他這樣寫瀟湘合流處：“湘江一路關停并轉/一路公私合營/以瀟水的名義走到萍島/億萬年的股份公司，正式命名” (《古瀟湘》)。

　　陳惠芳對物象的描繪和捕捉非常敏銳，語言風格常破常規，不雕飾，而是準確而感性，用詞大膽而鋒利。比如雪天屋頂上的反光，是“一道雪亮眼神，站在了高處”(《長沙大雪》)。在《宋玉》一詩中，陳惠芳穿越兩千年風雨與宋玉的詩魂相遇，在宋玉“送與我劍/送與我咄咄逼人的鋒芒”“送與我玉/送與我通體透明的氣質”之后，作為詩人的陳惠芳有這樣一段夫子自道：“我活著/我以液態攪拌固態/塑造新的傳奇”。

　　30多年的寫作，“都市”已經成為新的鄉土家園，但他對現代文明進程所帶來的憂思、他的社會批判鋒芒依然沒有消退，他依然以純粹、峭拔、精悍、堅實的風格，塑造著他自己和他的詩歌。

　　(《九章先生》 陳惠芳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