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希是中國小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從事小小說創(chuàng)作近30年，創(chuàng)作了數(shù)量眾多的優(yōu)秀小小說作品。他的小小說深入生活，描繪老百姓戀愛、婚姻、工作、養(yǎng)老等諸多層面的現(xiàn)實狀況與所思所想，既展現(xiàn)了當今時代的“煙火氣”，又處處散發(fā)著文學作品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戴希作品的煙火氣，是指他喜歡從百姓視角出發(fā)寫原生態(tài)的生活，不修飾、不掩飾，也不提煉高大上的道德教條，但有一種屬于這個時代的生命高度。比如《柳暗花明》中，護士鐵柔一方面要去抗疫，一方面父親又病重。在描繪鐵柔出征時，沒有著力刻畫艱難決絕或者大義凜然，三言兩語就交代過去了，這種寫法是真實的百姓視角。百姓的原生態(tài)生活里，大多數(shù)人非常質樸，所以鐵柔的出征無需拖泥帶水。而在艱難時刻，百姓的凝聚力也超常強大。鐵柔出征之后，單位領導和同事主動照顧其病重的父親，尤其是唐小曼，原本與鐵柔在戀愛、工作上均有些許舊恨，但此時此刻卻放下昔日嫌隙，竭盡所能去照顧鐵柔病重的父親。這并不虛偽，相反非常有生活溫度、有煙火氣。新冠疫情不僅將醫(yī)生變成了戰(zhàn)士，還深深地影響了老百姓的生活認知。留守在后方的老百姓在抗疫情緒的感染下，很多人跨越平日的心理柵欄，以自己最初的良知為抗疫盡一份力量。所以唐小曼對鐵柔父親的這種照顧，既是對國家抗疫工作的默默支持，也是最真實的一種人性。這種溫情和人性，沒有經歷過疫情硝煙的人很難體會到。

　　老百姓的生活哲學比較簡單，但這種簡單并不妨礙他們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戴希長期在地方部門工作，對老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多作品都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老百姓的精神狀態(tài)，同時也看到了老百姓的生命氣度。比如《其實很簡單》中，見義勇為的小伙子本是非常膽小之人，在搶劫發(fā)生現(xiàn)場，那么多人冷漠圍觀，他冒著生命危險沖上去，其理由很簡單——只是為了不在自己兒子面前做孬種——父親的尊嚴讓他成為了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老百姓的真實精神和生命氣度，沒有義薄云天的俠情，但依然可以是一個勇敢的人、一個好人。這些都是老百姓的原生活形態(tài)，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事跡，但有滿滿的人間生活的煙火氣。

　　戴希作品煙火氣的基礎是人性、是慈悲。張愛玲有一句名言：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老百姓的原生態(tài)生活中有最珍貴的懂得和慈悲。《一串佛珠》中的海力為了要回以前送給“我”的禮物——一串已經升值的佛珠，費心編了一個曲折的情感事件，二人的友情在一串佛珠面前變得尷尬。小說諷刺了拜金主義思想，但態(tài)度是溫和的。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也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小說中，佛珠最后安然物歸原主，這有一種老百姓的生活智慧。無意中收取了朋友價值百萬的禮物，未免人情太重，換位思考，也許物歸原主是最好的選擇。《因為母親》中的殺人犯殺人不眨眼，身上沾滿14個無辜生命的鮮血，但是因為不想在母親面前殺人，他放下手槍，乖乖就擒。殘忍之人，也會有一個人讓他心生不忍，這是人性。

　　現(xiàn)在整個社會都在倡導正能量。作為文學作品，傳播正能量是其應有的社會責任擔當。戴希的寫作視野比較寬廣，古今中外無一不可成小小說，不管是對老百姓原生態(tài)生活的抒寫，還是對國家熱點話題的關注，作品傳達出來的都是一縷縷的正能量，體現(xiàn)了對國家安全、社會發(fā)展等諸多問題的深度思考，尤其對人性良知的重視，與中國古代哲學相通，對當下社會的人格教育有積極作用。

　　他的小說傳播正能量比較常用的手法是通過故事內容啟人深思。比如《鹿戰(zhàn)》借古代諸侯爭霸故事來思考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齊楚兩國爭霸，齊國大臣仲淵獻策，以高價收鹿為計，擾亂楚國的經濟基礎。楚人奔走捕鹿，甚至廢糧田、種草養(yǎng)鹿，以致糧庫虧空，最終被齊國打敗。這個故事有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大范圍地棄農從商并不值得鼓勵，對于國家而言，糧食安全是至關重要的事情。以此類推，實體經濟也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傳播正能量的過程中，戴希最注重感化、救贖的力量。他喜歡寫歷史題材小小說，其中《特別賞賜》和《死亡之約》都是寫唐太宗治國之事。《特別賞賜》寫唐太宗巧治岳父長孫順德貪污。岳父貪污，懲治難度自然較大，但不治又不行。于是，唐太宗想出“特別賞賜”一計，將長孫順德貪污絹綢歸結為自己沒有賞賜他，于是特別賞賜50匹絹綢，讓長孫順德當著文武百官之面屈尊彎腰，將50匹絹綢的賞賜背回家。人問其故，唐太宗說：“只要長孫順德還有人性、良心未泯，那么，朕在眾目睽睽之下加倍賞賜絹綢給他的羞辱，是不是會比判他下獄伏法更剜心?”事實果如唐太宗所料，長孫順德深感羞愧，特別沮喪。《死亡之約》寫唐太宗與死囚盟約之事。死囚們的臨刑心愿是想回家看親人。唐太宗心生哀憫，遂與死囚盟約，準其回家看望父母妻兒，但一年之后須準時返回伏法。這是一場賭博，唐太宗賭死囚的良知。一年之后，這些囚犯如約返回，唐太宗大為感動，赦免其罪。在這兩篇小說中，唐太宗是正能量的代表，代表反腐力量，對手在與他的博弈中也吸取了他的正能量，最終變成了正能量的一方。長孫仁德后來把澤州治理得非常好，死囚后來參加衛(wèi)國戰(zhàn)爭，為國捐軀。知恩圖報、皆大歡喜或壯烈殉國，這是中國人喜歡的結局，也是我們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脈。在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里，治國講究“懷柔遠人”，講究“修文德以來之”，這是我們的文化基因。

　　感化、救贖的基礎是良知。明代王守仁講究“致知格物”，“致知”是“致良知”，“格物”就是“正物”，將我心的“良知”擴充、推廣、貫徹到事事中去，以使事事物物歸于正，使事事物物與我心的“良知”相符合。通過“良知”完成人的道德自我完善，完成人對社會的責任。在戴希的很多小小說中，良知是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關鍵因素。對良知的重視是一種很好的人格教育，能對社會發(fā)展起到積極作用。不僅中國古代圣賢這樣認為，而且國外也有這樣的學術觀點。著名神經學家、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就在他的學說中提出，“良知是人的無意識的一部分，是人存在的核心和完整人格的來源”。所以，他特別重視良知的作用，認為良知是人的本能，是在任何情境中都不會被削減的部分。無論外部環(huán)境如何影響我們，最終決定我們選擇的往往是我們的良知。在上述小小說作品中，無論是《柳暗花明》中的小曼、《其實很簡單》中的小伙子，還是《特別賞賜》中的長孫順德、《死亡之約》中的死囚，他們的選擇都是某一剎那內心深處的良知起了重要作用。戴希對良知的重視，折射出不同流俗的審美取向。

　　總之，戴希的小小說創(chuàng)作既有生活溫度，也有思想高度和人性深度，表現(xiàn)出了一個優(yōu)秀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精神。尤其是他以堅定的寫作立場，比較真實地再現(xiàn)了我們這個時代老百姓的精神面貌與情緒世界，形成了極具個人特色的文學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