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物作為完全的人來寫，作品就有了可信度。金葦珉是小說核心人物。她不是那種一開始就很主動的扶貧干部，她的成長性見于一點一滴的事例。金葦珉是一位從事文藝表演的溫柔漂亮的女性，某種意義上她是不符合人們對扶貧干部的期待的，她一開始的表現也并不稱職：1、她起初沒打算真心扶貧，扶完一輪急切地要回城；2、有點嬌氣，剛下鄉幾個人幫忙都沒能騎上馬背，對農村的衛生狀況極度厭惡，寧愿憋著也不上茅房；3、不敢決斷，遇到難纏的事就找閨蜜聶俊傾訴；4、對鄉村的貧困漠不關心，對村民態度不冷不熱。就是這樣一位不稱職的扶貧干部，經過認親、遷居、修路、通電、跑項目、跑資金、飲水工程、脫貧項目實施等一系列錘煉，經過與反對勢力一輪輪斗爭，在極其困難艱苦的扶貧實踐中，在善良村民的感染下，自我反省、自我提升，金葦珉變了一個人：一個雷厲風行、作風潑辣的“女漢子”，一個敢于擔當作為的優秀干部，一個與惡勢力硬碰硬的強者，變成了一個有悲憫和大愛的溫柔女性，一個感情孤獨渴望親情的小女子，一個有智慧、深謀遠慮的領導。人物是小說的第一生產力，《火鳥》的人物塑造層次豐富，個個生動鮮活。上有縣長郝明燈，他是一盞懸掛于人民心中的明燈，是所有不公、所有麻煩的終結者；中有扶貧干部；下有淳樸的村民王九哥、二狗子、葉玉、單耳，有點自私但總體上不壞的王大北，為了家鄉脫貧致富獻出生命的尿天錘、林三爺。背后有黨紀國法撐腰，聚集人民群眾的能量，面對惡上司朱雨蓮、貪官羊闖、披著棕熊皮的殺人魔王、幽靈一般的蒙面者、阻撓工程的刁民等，在“惡狼”環伺之下，女主人公金葦珉最終以智慧和勇氣勝出了。因為扶貧經驗豐富、成績好提拔為走馬鄉常委書記，這個職位使她有機會展開一張大的脫貧攻堅的藍圖：隧道工程打通南半縣和北半縣，解決南半縣因交通問題與現代化建設長期隔絕的問題；青牛山與耳朵山聯合開發，文旅融合的思路，建成牛耳山國際公園。這里面單耳是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耳朵山的民間高人、圣賢形象。他的山歌創作表現出恣肆汪洋的想象力，是一個縱聲歌唱的浪漫派，他的理性和邏輯也是一流的，上能仰觀天象，下能俯察民情。由于單耳的出現，金葦珉被耳朵山的秘境幽隅、藏聲隱景、風云變幻深深震撼。這個人物的設置是給小說造的一個“活眼”，這個“出格”的形象從眾多村民中跳出來，聚集了民間的能量和智慧，打通現代與傳統，將沉淀深厚的鄉土文化用象征手法凝聚起來。

　　扶貧題材一不小心就會寫得假大空，但作者李文鋒很用心。扶貧小說主人公有情懷、有擔當，面對困難和挫折不放棄，這是這類小說的標配。《火鳥》也有這些標配，但作者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開拓和創新，他不回避人物的缺點、錯誤和遺憾，作為扶貧干部進村的場景，騎馬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設置。“王九哥騎馬到鄉政府接金葦珉進村時，天剛蒙蒙亮。”這句話包含的信息量很大，委婉地把這個貧困村的現實條件和貧困程度展現出來。《火鳥》化解了主旋律題材難以人性化、接地氣的死結，在重視人的本能沖動的前提下，樹立了一個超功利、超現實的理想標桿，以此作為人性向上的動力。小說緊扣主題，把扶貧干部金葦珉一直在“啃硬骨頭”，節奏、矛盾、張弛都在挑戰困難中展現出來。

　　大凡貧困山村，由于交通阻隔，現代化程度低，使得傳統文化遺存較少受現代化沖擊。小說在展現芙蓉縣的民間傳統文化時用筆很細，用情很深。對風物民俗的處理非常智慧，那些可以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西是當地人的生存本領和生活方式。被城市精英視為古老遺存和神秘文化的東西有地花燈、陽戲、土地戲、儺戲、毛古斯、三棒鼓，在青牛山村和耳朵山村這些就是生活本身。這些情節設置很自然地成為后面“文旅融合”扶貧思路的材料。芙蓉縣是大湘西某個縣的藝術化命名，通過小說要素可對號入座。二胡既是精英藝術，也廣泛流行于民間，金葦珉這個城市精英渴望與村民打成一片時，二胡成了最好的媒介。金葦珉在村民石玉家拉上一曲二胡時，村民不光有情感上的共鳴，還有些人能看出門道，識別其中復雜的變幻和高難度的技巧。石樸奶奶與抗日英雄以二胡的琴弦作為信物，連接著大洋彼岸的情誼，很自然地將耳朵山的投資者、美籍華人王小生納入小說情節，解決了大型旅游項目的資金問題，使項目扶貧檔次提升。二胡在小說里不僅是推動情節的手段，它還從物象上升為意象，成為一個精神象征。儺戲是禳災、祛晦、醫治疑難雜癥的神藥，遇到重大事件燒香拜佛、敬鬼神，就連官場也流行風水學，如“老縣府背靠芙蓉河，被稱之為無依無靠，水洗龍骨，府之主不死必災。想想過去的歷屆縣長，則聞知心寒。入獄的、得癌的、病退的、跳樓的……”在開發耳朵山之前，單耳給金葦珉占卜，金葦珉用現代思維解讀“泰卦”的意思：陰陽消長、居安思危。小說后半部“山歌”這一民間形式也隆重出場，單耳的山歌即興演唱，出口成章，信手拈來。這一情節設置，把芙蓉縣作為“山歌之鄉”的文化背景很自然地帶了出來。

　　小說情節推動用心巧妙卻自然順遂，看起來簡單的結構卻是作家經過了充分的藝術考慮。在適當的時候采取限知敘事，與讀者共情，達成一種默契。作者似乎掌握了實景與光暈的平衡術，超現實主義、逆“類型化”書寫、詩性語言的運用、方言的點綴、神話故事的補充，這些要素理性克制的敘事貫穿整個小說。漂亮的金葦珉來到單身漢扎堆的青牛山村，“險情四伏”，小說以王九哥醉酒后上錯床，石樸(二狗子)的“護花行動”等描寫，非常節制地點到為止。小說開頭對青牛山村驚人的貧困程度通過人物與場景的關系，不動聲色地流露：需要騎馬，說明沒通路；村民有寄生蟲病，說明缺水；晚上開會點煤油燈，說明沒通電。作者不作任何解釋和評價，一切都從人物的言行情節推動中去體會。文字里頭有一種綿柔的氣息，詩一般的意境，有悲憫和大愛。聚集殘疾人的篾器廠的二胡演奏，干凈的靈魂對美好的向往，寫出了有缺陷的人群的美以及人的高貴與山川大地靈蘊的互動。作者自己化身導演，把山川風貌做了濾鏡，對整體清晰度做了調整，聚焦中心點，周圍做了虛化處理，打上一層唯美的光暈。人物也采取最佳取景角度，在破敗簡陋的環境中強化人體的光線和質感，突出人的高貴和平等，這是扶貧的真諦。風景絕美，然而吃不飽、穿不暖、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窘況，詩意來襲卻又感傷并至，一種矛盾美學撲面而來。文章結尾七彩水母、一飛沖天的火鳥、夢幻云霞，青牛山的音樂隊，耳朵山歌者的祭壇，有唯美大片的畫面感，增添了追悼金葦珉的壯烈和悲情的氛圍。

　　《火鳥》稱得上是一部藝術表現力豐富的主旋律作品，正因為現實意義明確，它的思想價值的確立、藝術手法的創新、立意的高度、精神的升華，跟同類題材相比難度更大。它的藝術性也在同類題材中顯得格外搶眼。當然《火鳥》也還有提升空間，有些重要情節沒來得及展開，人物設置的太多巧合，節奏過于鏗鏘激越等，但瑕不掩瑜，小說最大的意義是為扶貧攻堅提供某種思路，它的現實意義甚至與藝術意義同樣值得稱贊。打破行政區域界限的扶貧壁壘，進行分類整體推進扶貧的思路，對于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區域，芙蓉縣扶貧經驗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對扶貧問題的反思，扶貧干部的任用，都提出了新問題新思路。主旋律題材小說中人物事件處于社會萬象的多層級構造，要以創造性的探索呈現不同類型的人物生活所包含的復雜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