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記得當時年紀小》這套書時，我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做它，我還問自己，我的作品是什么?

　　我的作品是什么?它像是一泓清水，不大不小，剛好照見我的天光和云影，照見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和我的作品多與兒童、與民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有時以圖畫書的形式，有時以單幅畫或其他形式出現，我都會看到它們在精神上的那種疊合。在童書里講不夠的東西，挪到面向成人的作品中去講，成人作品里展示不了的東西，復又歸到圖畫書里去做。如此看來，我的作品好似南方女子做的那種叫“雙面繡”的針線活。

　　我喜歡針線活，喜歡繡女們制作繡品時單純而專注的心思。在我看來，畫家創作時的態度與繡女們一樣，心中應有特定的對象，并懷有溫暖的心思，那種作品是能打動人的。

　　我開始畫畫，且有種大膽的作風，則要歸功于我全家的寬容。我爸一年四季在外頭做事，自然對我們是大寬容。外婆和我翁媽，加上放假歸家的姨媽——一位表演天才，都是戲迷。她們不僅讓我看戲，參與她們外交，而且送我顏色，加起來就是大寬松。在沒有顏色之前，我會從床腳下耐煩地摸找松軟的木炭，在一張張門背后的粉墻上畫大型壁畫，亂七八糟，墨墨黑黑，她們也不罵我。我的芳鄰齊嫂子，則或背或抱著她的小寶寶站在我背后緊看，意猶未盡之時居然請我去她家的門背后也畫它一幅，讓我這個“畫家”著實興奮了一把。我有幾個讀者?包括那個小寶寶，我妹子，有一桌人咧!

　　童年的天空，飄著風箏；童年的衣服，花花綠綠；童年的氣息，混合梔子花和茉莉花的異香；童年的色彩，傳說一樣奇妙。我找童年，同時找到了民間。原來，我本民間，樸素深厚的、充滿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民間。

　　在我懂得去一所好的學校可以繼續讀到好書的年月，我被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錄取。湖南一師學校是個師資力量強、藏書很豐富的學校，我歡喜不盡地在那兒讀了一些好書。我的美術課王正德老師、語文課曾令衡老師皆是很會上課、很有本事的人，這樣的老師第一師范還有不少。我聽他們的課總有神采飛揚之感。我歡喜我的母校，雖然所有的歡喜皆有不歡喜臥底，但我把它們加起來喜歡，我喜歡我敬愛的老師和可愛的同學們。在那段慷慨激昂的歲月，我們班級稱得上波瀾不驚，我在這種對比關系中完成人生初步的預備功課，這種功課使我在走向社會時已懂得了什么是我根本的需要。

　　畢業之后，在株洲縣文化館敬繪了一年的毛主席像，然后去了該縣最為偏僻的山區太湖小學當一名教師。太湖并沒有湖，“太”字是方言“大”的諧音。之所以叫作太湖，是因為當地山與山之間的谷地如綠浪滾滾，其狀若湖。

　　我喜歡山村，我所在的學校由古祠改建，祠里的六朝松依然頂一團綠蔭，上下課的鐘聲敲響，遠近山谷都有回聲，這可愛的田畝、山谷因鐘聲而平添了一種禪意。

　　山村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在我全是一個好。上課堂堂進，下課當農民，無論如何辛苦，這個已知春插秋收、砍柴擔水“無非妙道”的人已存有一種念想——在生活的艱苦中體味人生深層的喜樂的念想。我的思想境界漸趨明朗，我的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來。

　　走筆至此，底色已顯。我的朋友，你們已大致看到我的從前。往下看，我作品中的東西興許會來幫我再作些許補充，它們畢竟是底色之上的意象和筆觸，有它們自己說話的方式。

　　我常問自己：你愛“好”，“好”是什么咧?是針好、線好、材料好?“好”，是一種心思。心思一好，一切皆好。即使手法生一點，興許還會有助于一種蠢蠢的“好”的表達。“好”是一種能力，使一切手法的表達能力變得有了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