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部隊上就入了黨，是一名令我羨慕的共產黨員。1968年，我們一同復員回到煤礦，成了漣邵礦務局紅巖煤礦的一名礦工。我們的關系由戰友變為工友了。

　　開初，我們都被安排在礦中心區。雖然這里也是山溝溝，但這是礦部所在地，有小商店、小糧站、小理發店，有礦區醫院，附近還有一座小學校。從漣源開往新化的省級公路從中心區旁邊通過，時有班車往來。相對來說，中心區居住的人多些，繁華一些，生活也比較方便。

　　不久，礦里開工興建第四號風井要抽調一些人到那里建井。這個風井坐落在離中心區十來里路的一個山頭上。那里遠離村莊，非常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許多人都不愿意去。問到他時，他回答得十分干脆：“風井要開建，總得要有人去搞。我服從安排!”就這樣，他說服自己在礦中心區充電房工作的妻子，帶上他們的家當便上了山。

　　他上山不久，我邀了幾個伙伴去看他。那時上山沒有公路，一條羊腸小道串連著這里的坡坡嶺嶺，花了近兩個小時才走到那里。山坡上僅搭蓋了兩棟棚子似的平房，住著二三十個工人，十分荒涼、清冷。他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從山上撿來蘑菇，扯來小筍子，還炒了臘肉，美美地招待了我們一餐。此后不久，我便離開了這座礦山。

　　直到10年以后的1979年秋，我在《工人日報》當記者時，回到這座礦山采訪，一打聽，他們夫婦倆仍舊在山上，上山仍舊沒有通公路。我在礦部一位干部陪同下，翻過木絲坳，走了十五六里山路去看他。他挖了自己種的腳板薯，又煮上春夏時日采來的蘑菇招待我。餐桌邊交談，我才知道，他已是3個孩子的父親，老大和老二都上學了，可山上沒有學校，只好放一個在奶奶家，放一個在外婆家。這時，我才更深一層地體會到在這山頂上生活的艱難!

　　不覺間，又是七八年過去。這年冬天，我到冷水江市深入生活，兼任這里的市委副書記。市里把我安排住在市武裝部的一棟宿舍里。一天，我從外面回宿舍，看到門縫間插有一塊硬硬的從包裝箱上撕下的紙片，取下一看，只見上面寫有幾行字，字跡像這粗硬的紙片一樣，一筆一劃，像樹枝搭起似的：“譚談，聽說你到冷水江來了，我來看你，你不在。我還在老地方，想見見你。”下面署名：忠漢。

　　他來了?還在老地方?我沉默了，心在怦怦地跳。

　　屈指算算，18個年頭了。我的這位老兄一直待在荒涼、偏僻的山頂上?這次，他這么遠跑來找我，是不是想要我幫忙將他調下山來?我捏著這塊紙片的手，不禁抖動起來。是啊，他領著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那里默默地度過了18年。這是他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啊!他應該下山了，應該下山了啊!

　　他所在的這座礦，是我兼任市委副書記的這座城的領地。次日，我上路了。這時，山上通了公路。小車，在一條一個之字一個之字的山間公路上奔跑著。為了便于解決他提出的要求，上山時我特意讓小車開到這個礦區最繁華的地段，把礦區黨委書記老張拉上車。路上，我忍不住問老張：“他干得怎么樣呀?”“很難說具體，沒聽人講他壞，也很少聽人講他好。這也許是我太‘兵僚主義’，也許是他太普通了。”這話我信，在漣邵礦區四五萬名工人中，他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么，他有沒有提出過要下山呢?”“也沒有呀!”

　　很快，車子爬到了山上，停在井口邊的坪里。老張領著我朝山坡上的那棟平房爬去。隨著我的幾聲大喊，從一個門里走出來一個矮矮的女人。那是他的妻子陶素蓮。

　　“忠漢呢?”

　　“洗澡去了。”

　　一會，一個穿條褲衩光著膀子，袒露出一身結實肌肉的漢子，從坡下陡峭的石級上爬上來了。是他，我的戰友周忠漢。

　　“身體可好?”

　　“好!”

　　“家里呢?”

　　“好!”

　　“孩子們呢?”

　　“好!”

　　他一邊給我們端來自己煮的糯米甜酒，一邊用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言辭回答我。經我細細盤問，方知他的大孩子初中畢業后在家待業，老二老三還在讀書。還是那樣，一個在奶奶家，一個在外婆家。

　　“你，有什么想法就講呀!我特意把你們書記請來了。”我謹慎地啟發他。

　　“沒、沒什么想法。”

　　“有沒有想過要下山呀?”我知道他秉性遲鈍，便進一步啟發他。

　　“想過。可是，我又想，這山上橫直要人搞呀!”

　　我一下沉默了，心里熱熱的。抬起頭來，放眼望去，眼前蒼山如海。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山頭，全都默默地立在自己的位置上，樸實無華……

　　如今，我的這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戰友，我們中國共產黨員的這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黨員，已經遠行了。每次想起他來，我眼前就會浮現礦區那一座座普通、平凡的山峰……我仿佛覺得，他就立在那些山峰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