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他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以雄渾的筆觸描繪了一幅激昂慷慨、悲壯動人的北大荒墾荒圖，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1983年，他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發表后反響熱烈，評論界認為這部作品在文學創作中開拓出了新的境界。不僅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在次年獲得了第五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

　　1988年，由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雪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時萬人空巷，劉歡也因完美演繹該劇主題曲《心中的太陽》，奠定了自己在流行樂壇的地位。

　　30年后，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人世間》面世，他在2019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2020年底，獲獎僅僅一年之后，71歲的他又出版了全新的長篇小說《我和我的命》。

 

　　《我和我的命》書影

 

　　他是梁曉聲。四十年前，他已然獲得了累累的榮譽，也樹立起自己的文學風格。但四十年來他始終沒有中斷過觀察和創作，他是當代中國作家中當之無愧的“常青樹”、多面手。但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他卻說：“我只想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用自己的筆，寫形形色色的人，給更多的人看。”

　　上復旦，其實很“偶然”

　　1949年9月22日，梁曉聲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這個共和國的同齡人，在太年輕的時候并沒有顯露出特別的文學才華，他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喜歡讀書，喜歡給別人講故事，也喜歡鋪開稿紙沙沙沙寫作的美好。但梁曉聲強調說自己當時只是一個普通兵團戰士，“我不是脫產搞創作的，每天要跟大家一起勞動。”

　　梁曉聲甚至找不到自己發表在《團戰士報》上的唯一一篇被收入《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的短篇小說《向導》。幸好，有一個人看到了。1974年，一位復旦大學的招生老師為了替中文系創作專業招收一名將來或能從事文學創作的學生，在兵團總部翻閱了所有知青文學創作作品集，在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通訊報道與時政評論六類集子中發現了僅三千字的《向導》。為了去見一見名叫梁曉聲的知識青年，他乘了12個小時的列車，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再轉乘八九個小時的列車從哈爾濱到北安，再改乘十來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到黑河，第二天上午才從黑河輾轉到了梁曉聲所在的團。

　　“第四天的上午，我正在連隊抬大木，團部通知我，招待所里有位客人想見我。一點沒抱期待，當時甚至我都不知道南方有所復旦大學。”

　　“但有人跟我談文學，我很高興。”梁曉聲與這位理工科出身的老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暢談了一個半小時作家與作品，“我后來知道，他去見了團里的領導，當面表達了這么一種態度——如果復旦大學決定招收該名知青，那么名額不可以被替換。”梁曉聲后來還知道，那篇自己都找不到原稿的文章，或許是因為超前的環保意識打動了這位老師，“當年中國人的詞典里根本沒有‘環保’一詞。我自己的頭腦里也沒有。只不過所見之濫伐現象，使我這一名知青不由得心疼罷了。”

　　寫的題材，只因為熟悉

　　就這樣，沒有“關系”，沒有后臺，梁曉聲卻一步邁入了復旦大學。“復旦，可以說給了我第二次生命。起碼，改變了我的命運。”他如饑似渴地“泡”在中文系自己的小圖書館里，拼命讀書，也盡情寫作。他說自己喜歡上海這座城市，“我很喜歡上海的日常生活，有煙火氣。”但被問及為什么不從“上海”開始自己的文學創作時，梁曉聲嚴肅道：“我想我寫不好上海。第一語言就不行，第二那我的觀察不行。我能看到它的表象上的變化、成長，卻好像一直沒有辦法捕捉到這座城市的肌理。”

　　他還來不及多了解一些上海，就離開了。“1977年，只有一個留校名額，老師們選擇了我。但很遺憾，我不能留校，爸爸媽媽需要我。哈爾濱又沒有可以分配的工作，于是我選擇了北京電影制片廠，可以離家近一些。”梁曉聲特地補充說，“這不是家鄉觀念，是‘家’的觀念。”他還說，他最看重的人的品質是，“善良”。

　　很快，他從自己最熟悉的知青生活開始了文學創作，畢竟從1968年到1974年，從19歲到25歲，他把自己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那一方黑土地上。很快，他筆下那些善良的、正義的，不畏痛苦和艱難，始終懷抱著理想與樂觀的知青，一次次打動了全國讀者。他走紅、得獎，作品被改編，更加走紅。毫無疑問，他是“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對此，梁曉聲只是說：“那個時候，‘知青’身份還是昨天的事兒，我的社會關系還是‘返城知青’。剛參加工作，還沒有真正融入社會。那個年代寫知青題材，很親切，很熟悉。”但后來，他寫過大量的社會時評，他寫過《中國生存啟示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郁悶的中國人》《忐忑的中國人》《掃描中國女性》……他更樂于用自己的文字去記錄社會的發展，記錄時代的變遷，“在年輕時候，也有過功名心。短篇得獎了，我要寫個中篇去沖擊一下，又得獎了，那我要再寫一個長篇，想要贏得認可。但到了55歲，我就想做一個時代的書記員。”

　　65歲，開寫三卷本

　　他說，自己一直有一個心愿——寫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準備不足，到了六十五六歲，我覺得可以動筆，也必須動筆了。”

　　《人世間》115萬字，上、中、下三卷本，梁曉聲是手寫的。一座北方省會城市，五口人的周氏普通家庭，十多位平民子弟的人生，在3600多頁的稿紙上跌宕起伏。從20世紀70年代到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梁曉聲一寫就是50年的歷史跨度，“我是個老派的人，到今天還是一格一格地用稿紙手寫。寫了三年，寫到最后，寫得手已經不聽使喚了。”最累的時候，每十天半個月要去按摩放松一下身體，但他堅持了下來。因為，他想要將從前的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他想要借由筆下的普通人發出最普通的一問，“人可以是什么樣?人應該是什么樣?”

　　做個好人，做個良善的人，是梁曉聲的追求，也是他在《人世間》中想傳遞的信念。梁曉聲說，寫作的過程中也在不斷跟自己對話，是否依然相信書中自己所樹立的人物言行，“到70歲了我依然相信，這讓人很愉快。”

　　70歲，又一部長篇

　　七十歲了，梁曉聲還在孜孜不倦地創作。2021年1月，梁曉聲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的又一部長篇力作《我和我的命》出版。二十幾萬字，故事好看，人物鮮活，生活感強。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貴州山區，因是女孩兒被父母遺棄，不料因禍得福，從農家到了知識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變，讓她的命運走向變得復雜起來。長大后，主人公無法承受養母去世、養父再婚，親姐姐、姐夫接二連三地親情“脅迫”，從大學退學，到深圳摸爬滾打，無意中成了深圳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和見證人，見證了各種傳奇。

　　在書中，梁曉聲通過主人公之口，表達了很多對社會、命運和“活著”的看法。小說中說，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給的，原生家庭給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經歷決定的，叫“實命”；三是文化給的，叫“自修命”。他努力寫出了命運之不可違拗的決定作用，也寫出了人的奮斗和自修自悟能夠改變命運的強大力量。

　　命題看似宏大，但其實梁曉聲的立足點卻很小，“我想通過這本書，寫平凡的人，寫他們的價值所在。”他說，“我們身邊有一些平凡的人，他們在努力地生活，他們在某一些時刻，做了一些偉大的事情。這值得被記錄。”他還說，不是所有人奮斗，都會成功，但一個人努力、奮斗、安身立命，幫助親人，我認為很了不起。”

　　年過七十，也寫過許許多多作品，但梁曉聲的語氣里，還住著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他說：“社會發展太快，年輕人容易迷失、拜金，一定要有人發聲音。”他說，太陽底下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是平等的，“每一份自強和善良都是值得被歌頌的。”

　　記者手記：總有寫的沖動

　　梁曉聲是一位特別溫柔感性的人，他說，“七十歲了，我還會非常思念母親。偶爾回憶起，我小時候讓母親操心了，惹母親生氣了，我心里還會非常憂傷。”

　　梁曉聲也是一位特別理性嚴苛的人，是一位非常勤奮的作家，寫作于他就像是穿上了紅舞鞋，停不下來，“除了做家務和必須參加的社會活動，我創作的時候，一天寫六七個小時，上午寫五頁，下午寫五頁。”

　　但他又是一個不敢再給自己設定宏大目標的人，“野心還有的。疫情時候在家看‘哈爾濱編年史’，嘩啦嘩啦讀下來，我就覺得，這個城市，太好了，有寫的沖動。”不過他立馬笑了，“這不可能了。真動筆，三四年寫下來，怕身體要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