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初，我調入湘鄉報社工作，50歲的譚慶云是我的社長。報到那天，他微笑著給我上了一課：我們既要用手中的筆歌頌真善美，也要鞭撻假丑惡。尤其要增強對新聞的敏感性，經常深入基層，多為老百姓鼓與呼。總之，一定要對得住手中這支筆!

　　那時單位沒有公車，譚慶云每天騎著一輛破舊的單車跑東跑西。有次帶著我和副刊編輯陳彩艷騎單車下鄉采訪。他知道我騎單車不熟練，就讓我騎車走中間。我說：“譚社長您的單車該換了吧，哪天騎到半路上壞了怎么辦?”沒想到他還真碰到過這種事。

　　1972年3月2日，33歲的譚慶云上午參加完入黨宣誓儀式后，接到新華社編輯電話，寫一篇干部轉變作風抓春耕的通訊，要求時間快，內容新。他打聽到栗山公社的干部都住進了農民家里指導春耕，中餐后騎單車直奔栗山。剛出城不遠，車鏈條斷了。路邊無修理店，只好把單車寄存就近人家，買一雙草鞋穿上走路。天黑到了栗山公社，誰知書記劉加忠在芙蓉大隊，又摸黑走了七八里。

　　譚慶云常對我們說：新聞線索要主動去發現、挖掘。1970年，他偶爾聽說杉山公社黨支書喻橋松帶領30個勞力開了200畝荒山，馬上就和同事賀秋云來到向陽大隊，一連五天和這里的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采寫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記湘鄉向陽大隊的巨變》，幾天后發表在《湖南日報》頭版。向陽大隊很快成了全省學習推廣的典型。

　　1992年10月底，譚慶云帶領我們一行人到異地學習交流，回程時乘坐151次上海至貴陽的列車。車上又臟又亂，深夜扒竊猖獗，列車員卻視而不見。看到這情況，他迅速寫了一篇《151次列車上的見聞》，寄到鐵道部和《人民日報》內參部。鐵道部隨即派一個副部長前來整頓。當地相關人員對此不滿，找到他當面施壓。譚慶云拿起話筒就給公安局局長打電話。來人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又寄信來威脅。有人問他：“你不怕嗎?”他回答：“怕什么，干新聞，就是要有一種無畏精神!”

　　后來他調司法局任局長，我們見面少了。在報刊上見到他的文章卻不少，內容更多的是站在法律的角度為老百姓維權。再后來他在政府助理調研員的崗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2014年，還看到75歲的他到鄉鎮領學“焦裕祿精神”。

　　2019年的一天晚上，一朋友向我打聽譚慶云的近況及聯系方式，原來他年輕時還干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1978年中央批轉湘鄉縣委為農民減負報告，他就是報告執筆者之一。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作為新中國成立后湖南省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報社和電視臺的記者都來采訪。我在《1978年：“真正有一種春天要來的感覺”》《1978·湘鄉經驗：萬字報告開啟全國農村減負大幕》等報道中見到了他的熱血青春。

　　向黨中央寫這個萬字報告，題材重大，提出的問題又十分尖銳，內容也寫得相當具體。萬一上面不認可，難道他就不怕犯錯?

　　這一問，勾起了這位八旬老人對41年前那個春夜的回憶。他說：“那是1978年4月26日，我和湘潭地委政研科科長章彥武受命共同起草一個向黨中央的報告。湘潭地委和湘鄉縣委領導要求我倆一定要準確、客觀、實事求是地把湘鄉農民負擔情況及地縣兩級的決策和措施反映出來。”

　　兩人深感肩上的壓力和手中這支筆的重量。但1977年，湘鄉全縣農民平均口糧只有180公斤，全年平均收入64元，不少農民辛苦一年卻成了“虧欠戶”。譚慶云說：不把農民的這些苦水寫出來，就有負一個共產黨員的使命，也對不住手中的這支筆。

　　他清楚地記得那個春夜，窗外靜悄悄，偶爾有幾聲青蛙咕咕叫。兩人埋頭疾書，總想把最能表達農民實情的語言都寫在紙上，越寫心情越沉重，越寫內心的擔憂越多。在矛盾交錯中，度過了終生難忘的一夜。

　　1978年6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1978)37號文件《關于轉發湖南省湘鄉縣委報告的批示》，要求全國各地認真學習、大力推廣湘鄉經驗，切實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擔。隨即，全國各大報刊100多名記者云集湘鄉采訪。《人民日報》先后發表3篇社論，大力宣傳推廣“湘鄉經驗”。各省市紛紛前來湘鄉取經。

　　當年9月中旬，譚慶云陪同新華社湖南分社記者到北京新華社總社，送一組反映湘鄉農民減輕負擔后變化的圖片資料。人民日報編輯部得知這一訊息后，立即向他發出邀請，請他第二天去人民日報社上課，講一講“湘鄉經驗”。他麻起膽子講，誰知一講就一個多小時。剛講完，報社農村部李主任就對他說：你今天講得太好了!你到這里多住幾天，給我們弄個稿子出來。后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譚慶云近2000字的消息，標題是：《湘鄉各行各業共同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同時配發了《落實湘鄉經驗要上下齊動》的社論。

　　譚慶云的稿件和《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的時間，正好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一個月。于是有人說：湘鄉人牛啊，竟然參與推動了全國農村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