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文武

我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那時候的中國百廢待興。幸運的是，我6歲那年，離老家幾里路的地方有了一所小學。我作為學校的第一批學生光榮入校。

家到學校的路很崎嶇，隔著兩座不高不矮的山。沒上學的我常常穿爸爸的舊鞋，盡管是趿趿拉拉，完全不合腳，只要還能修修補補，就絕不丟棄。知道我能上學了，媽媽擠出伙食費給我買了一雙新布鞋，最便宜的那種。

我像撿到了什么寶貝般高興。第一天上學，雙手提著新鞋，光著腳丫往學校跑，我想，有這樣一個好東西，值得在同學們面前好好炫耀炫耀。出門前，媽媽說，新鞋啊！好好愛惜，破了可就難補了，不像腳上的肉，掉了一塊，還可以再長。這樣，當我像余華小說《活著》中的那個有慶一樣，提著新鞋，光腳走到學校時，細皮嫩肉的小腳已經被山上的刺與石頭磕得血肉模糊。可是我很高興，我沒有遲到，我是班里最先到的學生。我站在教室門口，提著鞋在老師面前一亮：老師，學生梁文武向您報到。老師淺淺一笑，看看我的鞋，又看看我的腳，眉頭稍稍一皺，嘴角一揚，眼睛像冬天里的火閃著溫暖的光。文武同學第一個到，該表揚，你坐中間那個靠前的位置，愛學習的人，我們歡迎！

不知道在學校的第一天是如何度過的，只是還記得，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剛睡下，又爬起來，睡下，又爬起來，怎么也無法入睡。最后決定，在書桌旁看那些新書。這樣，家里的那個大燈泡亮了整整一個晚上，惹得媽媽第二天狠狠揪了揪我的耳朵，說我浪費電。我卻嘻嘻作笑，感覺不到疼。但是，我上學時，基本還是赤腳走山路，哪怕冬天，腳腫成了大紅蘿卜。鞋只有在參加學校的重大活動或者走親戚時才穿。

媽媽說，孩子，好好讀書，等將來有了錢，買富貴人家那樣的車。年少的我知道，那是我家的一個夢。能否成真，很難說。

好在中國漸漸發展起來了，我們全家都進了城。爸媽成了工人，我也和弟弟上了城里的學校。

學校照樣離我們家很遠，有十多里路。天沒亮，就要揉著惺忪的眼睛，往學校緊趕慢趕，看著那些有了自行車的同學，從他們映入眼簾到他們消失在視野里，我倆用眼巴巴來形容遠不夠。甚至，我和弟弟對爸媽說，我們寧肯不吃飯，也想買輛同學們那樣的自行車，兩人輪著騎，或騎一個搭一個。爸媽的臉都有些沉，臉都起了皺，轉過臉去，擦拭著什么。等他們轉過身來，眼睛里像有塊紅色的布，紅得耀眼。

這要靠你們自己！媽媽說，你們都是男子漢！

好一個靠自己！我們咬了咬牙，臉緊繃著，像一個已經拉長到極限的彈簧，很奇怪，我們并沒有哭，但是，這句話卻深深刻在了我們心里。

爸爸說，現在買自行車要摸砣子，運氣好摸著了，然后再拿錢買，單位里每個職工都想要輛車，但是，國家生產不了那么多，而且，爸媽也沒有富余的錢，交學費都要東借西湊。所以，爸媽也沒辦法，還是你們的媽媽講得對，靠自己吧！

要說爸媽沒有富余的錢，我不信，因為我發現，爸爸每次發工資都要去郵局，我感到很奇怪，那時郵局不是存錢的地方啊，要去也得去銀行。去郵局前，爸爸都要和媽媽嘀咕一陣，看見我們又默不作聲，左右旁顧。后來才知道，爸爸那是在接濟比我們更窮的親戚們。

爸爸50歲那年，因為長期辛勤勞作，患了嚴重的腰肌勞損和椎間盤突出，一直敬業的他連去單位上班都很困難。我已經臨近高考，弟弟更是要考重點高中，爸爸說，就是死也要去上班，要不對不起那些工資。我和弟弟就輪流背他，早上是我，晚上是弟弟，中午爸就在單位，從沒請過假。那一百來斤的軀體鐵一樣壓在我們稚嫩的脊背上，我們呼呼地喘著粗氣，像一頭垂暮之牛在田里拼盡力氣。我的臉浸在了汗水里，背上的爸爸也死死地箍住我的脖子。爸爸說，難為你們兩個孩子了。難為嗎？父親和孩子，不存在難為的。爸爸，以后我們兩個兒子要每人買輛私家車，您和媽媽想去哪就去哪！弟弟說。

老天有眼，我們兩兄弟成績優秀，雙雙考上了好大學。參加工作后，各自成了家，也都有了私家車。但是，過去的一些往事會時不時在我們腦海里閃，于是回家常常調侃年逾古稀的爸爸，問他當年去郵局是不是有事騙了媽媽，或是在外面金屋藏嬌？于是，老態龍鐘的爸爸佝僂著背低頭“吃吃”地笑，白胡子一顫一顫的，抖個不停。他看了看媽媽，兩人一陣仰天長笑，笑聲像一支利箭穿向了過去那些捉襟見肘的日子。

去年，爸爸媽媽要我和弟弟開上私家車和他們一起回老家。一家四口又來到了過去的老屋，眼前的老屋和我曾就讀的學校只有咫尺之遙，那兩座山成了一條柏油馬路，閃著黑黝黝的光。馬路旁立著一塊石碑，是修路捐資者的名字。碑上顯眼處，我們四個家庭成員的名字熠熠發光，像黑夜里給行人指路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