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醒來，看到留言：胡宗健老師駕鶴西游了。

我深感震驚，同時心頭涌上無限的追悔：多少次想著去看望老人家，但一轉眼好幾年沒有去過，如今再無機會聽他老人家談笑風生了。

印象中，胡老師總是一副身如山岳、聲若洪鐘的氣派，從沒想過他有一天也會衰老，也會孱弱，也會撒手而去。

在我就讀零陵師專的那個年代，胡宗健老師算得上是個傳奇。猶記得當時有“西山八怪”的說法。有“怪人”才有故事和傳說，才有性情和趣味。

對于我們中文系學生來說，“胡宗健”三個字就是一塊金字招牌，不僅因為他聲名卓著，也在于他常常語出驚人。

記得一次本地區的文學大賽頒獎會，作為評委代表發言的胡宗健老師劈頭就是一句讓人汗顏的定調：“坦率地說，這次大賽無論是從作品的數量，還是作品的質量來說，都是不能讓人滿意的！”

如此不顧場合、不講情面的發言，對胡老師來說早就是家常便飯。也正因此，舉辦方也好，出席領導也罷，反倒不以為忤，而作為名人軼事傳為佳話。

當然，享受如此“特權”，是基于江湖地位。胡老師的文學評論尤其是小說評論，至少在湖南省內說是首屈一指恐怕并不為過。是他最先在《文學評論》《小說評論》等頂級刊物發表關于韓少功等人的第一篇評論，享譽國內文壇的“文學湘軍”幾乎都借助過他犀利而精準的評論而形成更大的影響力。胡老師不用曲筆，不阿諛逢迎，不政治掛帥，都是從文本自身出發，把作家、作品放在整個文學鏈條和時代浪潮之中，既有發自本心的肯定與推崇，也有毫不客氣的否定與詰問。

當時零陵師專的文科在省內有兩大“頂流”：一是古文字學的龍震球先生，一是文學評論方面的胡宗健先生。

據說當時長沙出土的簡牘，內有從沒面世過的文獻，湖南省內僅有三個專家可以進行標點句讀。一是湘潭大學的羊春秋先生，一是湖南師大的馬積高先生，再就是零陵師專的龍震球先生。

當時的專科學校最高只能評副教授，所以龍震球先生一直是副教授。等我入校時，他已經退休多年，常在池塘邊打魚草，普通得和個農民沒有什么區別。

而胡宗健老師正是當打之年，剛剛出版了他的得意之作《文壇湘軍》。他的評論文章炙手可熱，就連后來做了中國作協主席的鐵凝都慕名寄了作品來請他評論。

遺憾的是，我所在的班級并沒有胡老師的授課，便只能聽隔壁班的同學傳播他上課的佳話。說他眉飛色舞，自顧自講述小說中的場景，頗有點魯迅在《三味書屋》中描寫的壽鏡吾先生進入忘我境界的意味。

身為學校“西山文學社”社長，我便虔誠邀請胡老師給社員們作文學講座。古道熱腸的胡老師一口答應，一場講座下來，大伙都記住了胡老師繪聲繪色描述文學作品中男女情愛的情景，這對當時的我們確實形成不小的觀念沖擊，要知道當時風氣還較為保守，大學生黨員談戀愛還會被舉報的呢。

后來我和同學夏昕對胡老師做過一次專訪，談當時文壇的“尷尬與失落”。文章發在《永州日報》上，但胡老師毫不客氣地批評了我們表述上一些不準確、不嚴謹的地方。這對我后來從事新聞工作，確實也起到了警醒和教育的作用。

胡老師還批評過一件事，就是當時的《湖南教育報》刊發了“西山文學社專輯”，其中的介紹語是我們幾個負責人提供的，指導老師均按“官階”排列，胡老師對這種勢利之風頗不客氣。

也正是受了胡老師的影響，我自己做老師后，對于學生畢業論文“致謝”部分的勢利傾向也是毫不客氣予以指出的。

本真為人，笑罵隨我，不茍且，不附和，不違心，胡老師這種真人風范，透露出的人格力量確實讓我敬服。對他而言，寫作最基本的一條就是有感而發、發乎內心。

性格即命運，每一種自由的獲取都需承受與此相對應的代價。有人特別喜歡胡老師，自然也就有人特別不喜歡。作為學校第一批正教授，胡老師于其他方面并無所得，甚至還算是某些人心目中的“是非人物”。好在這倒也不影響胡老師的爽朗和豪情，他笑罵依舊，飲酒依舊，家中常有故舊門生前來推杯換盞，無所不談。

于我個人，胡老師有批評，也有鞭策和期望。當時他熱心推薦我的一組散文詩發表在《湖南文學》，在上個世紀90年代，這對一個在校大學生來說，絕對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鼓作氣在《青年作家》《文學報》《小說月刊》《寫作》《百花園》發表了一百余篇小說和散文。

我2003年出版第一部雜文集《醉與醒的邊緣》，胡老師非常高興，不僅給予了熱情洋溢的鼓勵，還親自撰寫了評論文章發表在《三湘都市報》。他的文風一如既往，既有熱情洋溢的褒揚，也有切中肯綮的指點。

眼界甚高的胡老師甚至以葉蔚林作為對我的一種期許，葉是在永州取得全國性巨大影響的名家。這讓我深為惶然和羞愧：因為懶散，我一度有四五年都沒寫一篇文章。寫作和出版可能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但唯其如此，或許才更值得堅守，更值得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先生既逝，悲思之余，惟愿常以先生之人格風范、之殷殷期許自我鞭策：生而為文人，自當以文字以利器，自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自我警示，“我唯一害怕的是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