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1200多年的時光，裹一身七月的驕陽，我在心里輕輕地說：“愚溪，我來了，我又來了。”

目光撫過眼前的小溪，心頭滑過一縷失望。溪面不寬，兩岸雜草叢生，由于連日下雨，水質混濁，水流洶涌。

想象中，那溪應是清澈見底的：游魚在自由地穿梭，鵝卵石懶懶地躺在溪底，偶有圓滑的青石露出水面，那是飛鳥蜻蜓的驛站。潺潺水聲中，嘉木挺立，修竹搖曳，白云悠然……若遇日頭正好，溪面如鏡，會將這一切倒映成一幅畫。

這不是我第一次來愚溪，來拜謁柳子廟，但心中仍流淌著莫名而青澀的悸動。眼前之溪與心中之溪落差實在有點大，可這并未削減它在我心中的神圣感，反而更激發我一路訪古尋幽的熱情。水清濯我纓，水濁濯我足。愚溪之美，既在眼前，更在心中。

行走永州，如入寶地。這是太有故事和歷史的一方山水。

永州古稱零陵，得名于舜帝“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零陵是我國夏代就已出現的全國34處重要地名之一，有2100多年建郡歷史。因湘江與瀟水在永州的萍洲匯合，故永州又雅稱“瀟湘”。

“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秀美的自然風光，深厚的人文底蘊，讓自古前來永州“打卡”的名人絡繹不絕：懷素、元結、顏真卿、寇準、米芾、蘇軾蘇轍兄弟、張浚張栻父子、陸游……但論永州山水的千古知音，當非柳宗元莫屬。章士釗說：“世無子厚，山川之秘奧，遂乃千古無聞。”

如柳子般，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我沒有柳子“漱滌萬物，牢籠百態”之筆，寫不出“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之幽，描不了“若牛馬之飲于溪，若熊羆之登于山”之奇，甚至來到了鈷鉧潭邊，由于河床的改變，硬是沒感覺出“熨斗”的形狀（鈷鉧為“熨斗”之意）。可心，卻在一步步的行進中被填滿，千年時空，一躍而過。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這是柳宗元《永州八記》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記》中的首句。意思是：自從我成為受貶謫的罪人，住到永州來，常常感到憂懼不安。因“予以愚觸罪”，柳宗元索性將在永州所見之景均以“愚”命名。溪叫愚溪，泉叫愚泉，丘叫愚丘，溝叫愚溝。一個“愚”字，幾多辛酸。是希望能大智若愚，還是會在此終了余生，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永州的山水啊，消解安撫了他的不安。永州與柳宗元，彼此互相成就。

奔流不息的愚溪，任憑風霜拂面。溪水無言，蜿蜒東去，融入瀟水。掬一捧愚溪的水，我仿佛打開了時光隧道的開關，觸摸到了柳子無言的悲歡。

粼粼的波光中，那不停閃爍著的，不是深沉的母愛嗎？

從“孟母三遷”到“岳母刺字”，從“臨行密密縫”的慈愛到愛迪生媽媽對他各種奇思妙想的鼓勵包容，古今中外，留下許多關于賢母教子、慈母愛子的故事。母親是我們的第一任老師，也是終身的導師。弗洛伊德說，“受到母親無限寵愛的人，一輩子都保持著征服者的感情，也就是保持著對成功的信心，在現實中也經常取得成功。”這說的其實是一種心理支持。

柳宗元也有一個深愛著他的偉大母親。柳母盧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陽盧姓，文化素養較高，賢淑有見識。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是最小的。四歲那年，父親柳鎮去了南方任職，母親盧氏帶領他住在京西莊園里，教年幼的他背誦古賦十四首等詩文。“永貞革新”失敗（公元805年），柳宗元貶官永州時，他的父親早已去世，兩個姐姐剛剛先后病歿，母親以六十多歲的垂暮之年，強忍喪女之痛，跟隨唯一的兒子來到這南荒之地，沒有絲毫怨言。她還安慰兒子說，“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

初貶邵州刺史，赴任路上再貶永州司馬。“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這是柳宗元在永州的職務，司馬的官位為六品上。“員外”就是編制之外的人員，也就是個“閑員”，只領俸祿不管事。初到永州的他，沒有地方可住，只得借住在龍興寺的西廂房。

年邁的老母親長途奔勞，身心俱疲，加上水土不服，生活條件惡劣，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本為天之驕子，一朝獲罪，從繁華的京城長安來到荒僻的永州，相依為命的老母親又因受連累而去世，柳宗元內心的悲憤可想而知。這還不夠慘。因為是獲罪之身，他“不得歸奉喪事以盡其志”，是堂弟替他將亡母歸葬回鄉。

無法想象柳子當時的沉痛。雖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永州的山水要感謝柳宗元這段經歷，可這樣的日子畢竟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沒幾年，他竟“行則膝顫、坐則髀痹”。

在愚溪的浪花里，還綻放著流傳千古的友誼之花。

美國思想家愛默生說：“友誼是人生的調味品，也是人生的止痛藥。”柳宗元有一位可當止痛藥的“生死之交”，那就是“詩豪”劉禹錫。兩人同科登進士，有同年之誼，同懷報國之志，同歷“永貞革新”，革新失敗后，同被貶謫，同在詩文上造詣很深，是中唐文壇上著名的“雙子星”。

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是公元793年，進士及第后在長安大慈恩寺內的大雁塔。

唐朝初年，科舉盛行，為表禮遇，中了進士的學子可以“雁塔題名”，即到大雁塔內題上自己的名字或感言。這是個莫大的榮耀，也是當時風靡一時的雅事。這一年，柳宗元21歲，劉禹錫22歲，精英俊彥，同氣相求，惺惺相惜，遂為知己。

據史載，唐朝共開科舉268次，錄取進士總數7448人，平均每次不到28人，進士的稀有和難度可想而知。“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劉柳二人如此年輕就中進士，可謂了不得，一時名聲大振。

了不得到什么程度？我們也許可以從白居易的題詩“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得到旁證：那一年進士共有17位，白居易是最年輕的，同儕都比他年長。那是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28歲。

在柳宗元被貶永州的同時，劉禹錫被貶朗州司馬（今湖南常德）。兩人書信往來十余年，唱和、辯論、探討詩文和哲學問題。相較于柳宗元的敏感內向，劉禹錫性格更剛毅豁達。這從他貶后所作的《秋詞》“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以及《陋室銘》可以看出。好友間的交流，尤其是劉禹錫的樂觀堅強，應該為柳宗元那孤寂蒼涼的日子增添了不少光亮與慰藉吧！

被貶出京城十年后，劉柳二人奉詔回到長安，但不久又同被再貶。起因是劉禹錫在兩人游長安玄都觀時寫的一首詩，“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權貴們覺得從詩里聽到了牢騷和不滿，于是，“劉郎”被貶播州刺史，“柳郎”被貶柳州刺史。

播州在今貴州遵義，比柳州條件更惡劣。柳宗元不僅沒埋怨好友，反而為他憂心不已，劉母已年近八十，此番調往播州，必為死別。于是，他以孝道向朝廷上奏，希望能讓劉禹錫去柳州，自己替他去播州。御史中丞裴度被感動了，幫忙求情，劉禹錫得以改播州為連州。

有友如此，夫復何求！“以柳易播”遂成佳話。

兩人結伴同行再貶之路。走到湖南衡陽，不得不就此別過。無限感慨，付與詩中。柳宗元先贈詩一首《衡陽分路與夢得贈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劉禹錫答詩《再授連州至衡陽酬柳柳州贈別》，“相望長吟有所思”。你來我往，依依惜別。

在47歲盛年病逝于柳州之前，柳宗元曾遺書托孤于劉禹錫，請他撫養幼子，整理文稿，送其還鄉。聞知噩耗，劉禹錫“驚號大哭，如得狂病”，曾三寫《祭柳員外文》以抒解思念之情，并作有《傷愚溪》一詩。對于好友的臨終托付，劉禹錫均一一辦好：護送靈柩回故鄉，使其葉落歸根；待柳宗元的遺孤“同于己子”，將他們撫育成人；花了20余年的時間為好友整理遺稿，編纂成集，即30卷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生死相托，肝膽相照，大抵如此。

不知愚溪岸邊的草木間，可曾有異蛇？千年的時光鏡中，那“黑質而白章”之異蛇，成為永州偏遠落后不開化的標志物，也是柳子為民請命的象征。

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他都在關心百姓的疾苦，敢為人民鼓與呼。政敵的迫害，生活的磨難，沒有泯滅他替百姓做實事的初衷，沒有消磨他立身行道的勇毅，沒有污染他熱血激蕩的靈魂。他偉大的人格，與燦爛的華章，均與永州山水融為一體，輝映于天地間。

他寄情于山水，但對待人生的態度始終是積極執著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又和韓愈一道倡導“文以明道”的古文運動，提出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

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不僅寫下《永州八記》，《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于永州，給后人留下了一筆巨大的思想財富。

之后，在柳州任刺史期間，他更是致力于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改革，如廢除了人身典押的陋習，釋放奴婢，還興辦學校，開荒建設，開鑿水井，推廣醫學。老百姓為了紀念他，建了柳侯祠。

“欸乃一聲山水綠”，一千多年的時光，多少風流已被雨打風吹去。盈盈在《漁翁》里的清波，與不舍晝夜的愚溪水一樣，今天仍然能夠洗亮我們的眼睛。

臨近小暑，正是湘南最熱的時節。可透過歲月的縫隙，我似乎看到了漫天風雪的愚溪之畔，正坐著一個靜默的、孤舟獨釣的蓑笠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