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雄文的長篇報告文學新作《燕啄紅土地》是一部文質兼美的作品，其核心在于寫活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以忱摯的深情、感人的敘事和殫精竭慮的表達，為讀者真實生動地再現了時代楷模、炎陵縣委原書記黃詩燕為了炎陵人民早日致富奔小康而篳路藍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生命歷程，使他的智慧與才情、奮斗與拼搏、心血與汗水、親情與溫暖、德行與風骨、品質與精神得以更好地傳播與弘揚，使他留存于人世間的不僅僅是一串光耀閃閃的榮譽稱號，更是一個氣血充盈、智慧儒雅、頂天立地的“共產黨人”。

打開《燕啄紅土地》，蘊藉雋永的詩意、充沛忱摯的感情充溢在字里行間。作品開篇引用瞿秋白詩句引領全文：“萬郊怒濤斗寒潮，檢點新泥筑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那不懼寒潮怒濤、凌空高翔、翻飛云端的“江南第一燕”，是春的精靈，是一切美好、希望、生機、活力的象征，是勤勉、精進、戰斗、搏擊的隱喻。瞿秋白以“江南第一燕”自喻其卓越的理想、抱負和才情，張雄文將此意象巧妙化用，以“燕啄紅土地”隱喻黃詩燕大美的生命歷程及其給炎陵這片紅色沃土所帶來的無限生機，這一意象縱貫全文，不僅與人物的名字相吻合，還與作品的題目相呼應，更是對人物精神世界和性格邏輯的高度凝練和詩意概括，飽含著作者對黃詩燕的崇敬、熱愛和贊美，更形成了作品蓬勃健旺、生機盎然的審美快感。意象通常是詩歌創作的核心要素，其情景交融、虛實相生的審美特征賦予詩歌特有的藝術美感。報告文學以敘事為主，重在“用事實說話”，如果能創構一個貫穿全文、意蘊豐厚的審美意象，無疑使整部作品詩意濃郁、神采奕奕，形成“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達效果。

如果說“燕啄紅土地”這一審美意象賦予了作品雋永蘊藉的詩意美感，巧妙的敘事策略則形成了作品特有的敘事張力。作品的敘事主線是從2011年至2019年間黃詩燕在炎陵縣帶領干部群眾奮斗拼搏、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光輝業績，作者打破了時間的自然流程，采取倒敘的方式，將黃詩燕因公殉職前5天的工作生活提到開頭部分，敘事詳盡，敘事時間從早到晚，一天接一天，具體到小時甚至分鐘，如同電影中的慢鏡頭和特寫鏡頭，一幀幀細致呈現，真實記錄了黃詩燕高強度的工作狀態：開會調研、座談走訪、慰問探望、布置工作、研究問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心念念的是脫貧攻堅、是困難群眾、是媒體朋友的身體健康，唯獨沒有他自己。這樣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其實就是黃詩燕在炎陵9年間一以貫之的工作狀態，這種以“5天”寫“9年”的敘事策略，收到以少見多、以點代面的敘事效果。“青山處處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尸還”，黃詩燕這位脫貧攻堅一線總指揮第一個倒在脫貧攻堅戰場上，用生命踐行了共產黨人執政為民的初心使命。

作品的主體部分采取散點透視的非線性敘事結構，聚焦黃詩燕在炎陵脫貧攻堅中的重點、難點、痛點和焦點問題，點面結合、詳略有致，全面細致地表現了黃詩燕帶領炎陵人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艱難歷程和豐碩成果。從“踏遍萬水千山”到“迎戰四老四地”，從“最是桃黃李綠時”到“咬定青山不放松”，9年間，炎陵發展成為令人流連忘返的“詩和遠方”，無不凝聚著黃詩燕的汗水、心血、才華和智慧，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使命、責任、魄力和擔當。這些敘事重點之外，作者充分展示了炎陵豐厚的人文歷史文化和紅色革命文化，以凸顯歷史文化和革命文化對黃詩燕精神品格的滋養，揭示人物精神品質和性格邏輯生成的文化基因。與其說黃詩燕身上“集中了一脈相承的炎帝精神、新時代井岡山精神和偉大的扶貧精神”，不如說是炎帝精神、井岡山精神哺育和滋養了黃詩燕的人格與心靈，進而成就了偉大的脫貧攻堅奇跡，并在新時代脫貧攻堅精神中得到繼承和弘揚。“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黃詩燕說，所謂“清氣”，就是要高揚正氣，就是要緊接地氣，就是要引領新氣，就是要增強底氣。“斯人已去影猶在，清氣長存燕歸來”，他的音容笑貌永遠活在炎陵百姓的心中，他的精神德行深深鐫刻在炎陵的大地上、山水間。

氣韻生動的場景和細節是塑造人物形象非常重要的藝術手段。對此，張雄文顯然了然于心并精于此道。作品中有大量感人至深的場景和細節，如黃詩燕在田間地頭與農民親切交談，在貧困戶家里噓寒問暖，與技術人員就種桃、養鵝、種茶交流切磋，做大型企業最貼心的服務員等等，都具有很好的藝術表現力。特別是關于黃詩燕表情的描寫，可謂細膩精準、意蘊豐厚。“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初到炎陵，面對令人揪心的貧困，黃詩燕“時常眼角濕潤”“一路鎖著眉，久久沉默著”“眉頭微蹙”“久久地靜默，蹙著眉，沉著臉”“久久不語”；而當貧困村的道路硬化、農村電網升級改造和通信設施建設等項目進展十分順利時，黃詩燕“抬起頭，遙望道路兩邊的山林，滿目翠色，林木茂盛，臉上笑容浮現開來”。面對“蝶變的村莊”，黃詩燕“有些疲倦的臉上，笑意像池塘的清波蕩漾開來”，“看到河流生態治理成效明顯，河面清澈如鏡，倒映著悠悠白云和四面群山，臉上浮出了欣慰的笑容”。黃詩燕跟群眾說話聊天時總是“面帶微笑，沒有一點官架子”，“對待干部也十分謙和，從不隨意板臉訓人”，但遇到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時，溫文爾雅的黃詩燕“罕見地發了脾氣”，“怒火中燒，拍案而起”，“漲紅了臉，拍了桌子”。這些細膩而豐富的表情描寫就是黃詩燕心為民系、情為民牽、一心為人民謀福祉的最好詮釋。

不得不說的還有作品的語言。文學是語言藝術，沒有語言就沒有文學。非虛構作品張揚“真實性”敘事倫理，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作者的審美想象，它的文學性往往更依靠語言（敘述語言）的能力與品質。《燕啄紅土地》的語言兼具文學性語言與非文學性語言的雙重特征，敘事性語言簡練流暢，議論性語言言簡意賅，說明性語言精練準確，而大量寫景抒情性語言則優美雋永、意蘊深長。比如：“‘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那些走訪貧困村日子的夜晚，墻角的蟋蟀聽見了黃詩燕不時嘆息的聲音；撲窗而入的明月或清風，看見了他在床上輾轉反側的身影……”“一陣清風吹來，浮云悠悠蕩開，更多的陽光傾斜而下，灑遍了高高低低的山林，映出一片澄明的天地……”這些段落如詩如畫、詩畫交融，“詩”“思”一體，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和藝術感染力。

“再見了，親人！再見了，親愛的土地！

靈車呀，請慢一點兒開，讓我再看一眼炎陵的親人，讓我在這曾經灑過汗水的土地上再停留片刻。

再見了，親人！我的心永遠跟你們在一起！”

這段轉引、化用魏巍的文字是已去世的黃詩燕的內心獨白，如電影中的畫外音，隨著緩緩移動的靈車深情響起，表達了黃詩燕對炎陵大地和人民的拳拳深情和無限眷戀。這段文字雖是作者的擬想，無法考證，但因為建立在對人物的性格邏輯、思想情感和精神品質的深刻洞察與精準把握的基礎上，不僅無損于作品內容的真實性，反而是點睛之筆，凸顯了黃詩燕對炎陵大地和人民念茲在茲的深情厚誼，更賦予了作品忱摯深切的情感脈流，形成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

作為一部以寫人為主的報告文學，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使人物“立起來”“活起來”是作品是能否成功的關鍵。張雄文借助高超的語言藝術，通過雋永的意象創構和巧妙的結構安排、精當的場景呈現和細節描寫等敘事策略和藝術手法，多維立體地呈現了黃詩燕的“形與神”，成功塑造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使《燕啄紅土地》成為一部“講得生動，講得動情，講到讀者的心坎上”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