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豐富了我的童年記憶，俠骨柔情賁張了我青春的熱血，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助力我人格與信念的塑造。于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成為我畢生的人格和精神追求。

因為讀過《射雕英雄傳》《三劍樓隨筆》的緣故，我堅信金庸先生一定到過湘西，來過瀘溪，否則他不可能把瀘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風土人情描寫得那么細致、那么精確、那么具體。于是，30多年來，我一直在尋找金庸先生與湘西與瀘溪的特殊交集與緣分。

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一句句、一段段去查找；從沅水中游的岸邊，一坡坡、一嶺嶺去探尋，可是我除了失望還是失望，很難找到金庸到瀘溪生活、勞作的“蛛絲馬跡”。

今年秋天，百年未遇的干旱，持續時間長、規模大、程度深，讓人無端心生煩悶、枯燥與焦灼。然而，那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下午，當夕陽的余暉淺照窗臺之時，遠在浙江海寧的查玉強先生把一截履歷表復印件，通過網絡傳輸過來時，我立馬驚呆了，紙條上的字不多，卻正是我多年來苦苦想要尋覓的，上面寫著：“1945.5—1946.6，湖南滬（瀘）溪浦市私立湖光農場管理工作，管理員只供伙食無工資，證明人：查良鏞。”這是余兆文先生的履歷表，眾所周知金庸原名查良鏞，余是何許人也？金庸的同學，曾經陪金庸先生來湘西工作。這條重磅信息，對我來說猶如遭遇一場大雨的洗禮，洗涮掉了心中的枯燥與乏味。

這個秋天，尋找金庸在瀘溪的足跡，尋找湖光農場的址所，成了我尤為急迫的使命與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

尋找湖光農場！

在沅水兩岸，說到農場，人們自然會想到浦市鎮柑桔場、五果溜農場、縣種羊場。湖光農場，到底在哪里？思來想去，似乎都不太可能，五果溜農場是后來才有的，柑桔場是種桔紅的，種羊場似乎是養羊，與種植油桐樹關聯不大，與金庸先生所在的湖光農場似乎難以聯系起來。

心動不如行動。鐵柱潭村——前臨沅江，左倚辛女巖（鐵掌峰），背靠縣種羊場，是我第一個要尋找的目標。這里是金庸先生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的重要故事發生地之一，郭靖、黃蓉在瀘溪大戰“鐵掌幫”的精彩故事就發生在這里，他們溯沅江，經沅陵，到瀘溪，上鐵掌峰奪取《武穆遺書》……

一個秋日的午后，我驅車前往浦市鎮鐵柱潭村，太陽炙熱，沅水耀金，沿岸油茶樹一片翠綠盎然，茶花怒放，搖曳風中，一派勃勃生機。要是在以往，特別是夏天，沅水從貴州穿越高山峽谷，匯聚百川，奔騰而來，到達這里時，充滿了野性，充滿了力量。可是今天，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溫柔，如玻璃，似翡翠，向北蜿蜒而去。

20多年前，我曾經來過這里尋找盤瓠辛女的愛情故事，尋找“鐵掌幫”里的武俠傳說，尋找“鐵掌峰”里的《武穆遺書》……那時的狂熱與激情，讓我無所畏懼，直接走到山腳下，見山就登，無路也上。從茅草中攀爬，手抓芭茅，腳踩荊棘，一步一步循著主峰往上攀登，陡峭之處，上撞鼻孔，下撞痢孔（屁股）。快到山巔時，手腳并用，貼地而上，或許是山頂多巖石，泥少土淺，朋友用力過猛，芭茅被連根拔起，身體隨之后仰……幸好，茅深刺利，滾入了茅草與荊棘之中，雖痛得鉆心，畢竟逃過一劫……

有了上次經驗，知道文學畢竟是文學，書中所言千萬不可當真。這次，我們沿河而上，幾經轉折，一路上只見老人們或引水灌田，或揮鋤翻地，或撒種秋播。到了鐵柱潭村，秋陽里，現年86歲的宋大志老人正在洗菜。他放下手中的活計，與我們拉開了話匣子。宋大志說：“新中國成立以前，鐵柱潭后的農場是外地人經營管理，盡管離鐵柱潭很近，兒時我卻從來沒有去過那里，與那里的人沒有任何的交往。新中國成立以后，農場劃歸地方管理，取名‘種羊場’，最先是宋宏澤（2000年去世）負責管理。你們可以去找一下宋宏澤的兒子宋先玉了解情況。”

沿著村中巷道，七彎八繞來宋先玉家。只見三層小洋樓，舒適干凈整潔。此處地理位置高，可觀賞沅水畫廊，可遠眺“爛泥”風光。宋先玉1957年出生，正臥病在床，聽我們說明來意后，馬上起床，來到客廳中。他思索一陣后慢慢地說：“聽父輩們講，我父親是首屆農場主，管理農場有三四年之久，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我小時好像聽說過，農場是董必武同志安排辦的，我小時見過一些農場的資料，上面有董必武同志的印，后面這些資料都丟失了。建議你去找宋先義，他是我們村里的‘百事通’。”

村前，沅水在緩緩流淌，時間也在不停地流逝。宋先義家在沅水上游，沿著河邊走，太陽開始落山了，路上有荷鋤而歸的農人，也有“突、突、突”歸來的拖拉機，還有引吭高歌的白鵝……其實，“百事通”有時也有不“通”的時候。當敲開大門，道明來意之后，1948年出生的宋先義顯得一臉茫然。他思索了半天說：“聽說新中國成立前是外地人在管理。新中國成立后，香爐巖人全部轉入農場。”走了一戶又一戶，問了一人又一人。一天下來，所得到的信息都零零碎碎，支離破碎，無法聯系起來。

金庸先生并非世居湘人，是怎么知道辛女巖這么個地方的？他一定到過這里，一定在周邊生活勞作過，要不，怎么對周邊的環境寫得那么清楚、細致與具體。是夜，這些問題一直在我腦海中盤旋。湖光農場到底在哪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當午夜夢醒時，我把所有采訪記錄與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的場景，一一比對、聯系，更加堅定了自己的判斷：湖光農場就在辛女巖下某個地方。

（二）

那天，老天終于大發慈悲，落起了秋雨。綿綿細雨中，我來到了縣黨史辦和縣檔案館查找相關資料。檔案管理員聽說我要查找縣種羊場的資料，明確、果斷地對我說：“我們這兒沒有這些檔案”“我們只有私人田地的檔案。”“可以查一下民國時期浦市鎮鐵柱潭、麻溪口村的檔案嗎？”我問。“這個同樣沒有！”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么鐵柱潭、麻溪口這一帶最早的檔案，可以借閱一下否？”“這個可以看下。”得到肯定的答復后，我辦理完相關手續，對方起身拿鑰匙，去取檔案。當檔案拿來時，只見紙張蠟黃，表格復雜，書寫工整，一頁頁翻過，每家每戶都有種植油桐樹、油茶樹的登記。

當我打開上世紀八十年代編撰的《瀘溪縣志》時，我再次震驚了！其中《養殖業》這一章節里寫有：“麻溪口種羊場位于沅水中游西岸，地鄰浦市、李家田、上堡三個鄉鎮地界，面積1.2780萬畝。民國時期寧鄉人王侃在此辦湖光農場。新中國成立后，縣于1956年在此創辦畜牧場……”

終于找到了湖光農場！

再次去辛女巖下尋找，白辰公路橫穿縣種羊場，路旁偶爾有些居民。當抵達核心區時，目光所及處，不見油桐樹，只見滿山遍野的油茶樹，白色小花如滿天星斗點綴在無邊的綠毯之上。山窩里，見一廉租房，樓前有一坪場，長有兩棵大樹，綠樹濃蔭，遮天蔽日。農場下是一座水塘，由于今年雨水少，差不多見底了。

沒有向導，我們堅信腳下有路，見一個問一個，見一對問一雙。種菜的老農、養羊的小哥、砍柴的阿妹……他們說只知道這里叫種羊場，其它的都無可奉告。

雨霽云收正午天，槐陰翳翳北窗眠。當我轉身之際，隔路相望，對面是一舊樓聳立，樓下一白發老人正斜靠在門框上曬太陽，旁邊一中年人正在打理菜園，畫面顯得溫馨。跨過公路，來到老人面前，直截了當地問：“老伯，您好！您知道這個地方民國時期叫什么名字嗎？”

“湖光農場！”老人似乎腿腳不便，他面相平和像尊佛，回復聲音不大，可是字字清楚、鏗鏘有力。

“您怎么知道呢？我問過許多鐵柱潭和麻溪口村的人，他們都不知道。您老人家哪年出生的，什么時候來這里工作？”

“我是1936年12月出生的，浦市鎮都歧人，大概1950年來到這兒工作的。”

“老伯，可以說一下您的尊姓大名嗎？”

“石海剛。”

“您來這兒工作時，聽說過查良鏞的故事嗎？”

“我不清楚，新中國成立以前都是外地人在這里勞動和生活。”

“我來的時候，約20個工人在這里工作。有一排土墻屋，下面有一個紅薯洞，后面又挖了兩個，大家都在那里生活。后來，土墻屋倒塌了，改成了菜園。紅薯洞還在，你可以去看一下。”

繞過廉租房，抵達其后，芭茅叢中，土坎上果然有三個紅薯洞，保存基本完好。洞的上面，現在是柑桔園，應是長久沒人打理，長滿了芭茅、荊刺，人很難行走。我找了根細長木棒，掃清障礙后，一看，這個地方還真不小，建三四間農舍是沒有問題的。

石海剛老人說，他剛來時這里叫畜牧場，引進了國外的牛、羊品種，后來又改為縣種羊場。老人在這里娶妻生子，一晃70余年，家門口料理菜園的男子便是他的兒子。

不管生活于此的人們，見過或不見過，記得或不記得，都已經成為歷史、成為過往，相關的無數人、事、物等證據都把我最終引向了這片山青水秀、滿是傳說故事的土地，一代大俠金庸曾經在此停留過、勞作過、生活過。

多年以后，在瀘溪的時光，成為他人生中最美好、最溫暖的一段記憶，值得他終生回味、傾情書寫。

（三）

湘西瀘溪，地雖偏遠，但是并不偏僻，因為一條沅江，裹挾豪情，匯聚百川，穿越千山萬壑，一路奔騰而來，賦予了蕓蕓眾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更涵養了這方水土的文化和文明，催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神話傳說。

在麻溪口村上游，有一個地方叫下灣，地方雖名不見經傳，可是2016年至2017年那場持續數月的考古，卻取得了重大成果，發掘出來的陶器，令世人震撼，其上的鳳鳥圖案，十分精美，紋路清晰，有首有尾，呈朱紅色，伴有裝飾花紋……這足以表明7800多年前，當時當地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與進步程度。

在麻溪口村下游，有一個地方叫辛女巖，這里既有民間傳說的盤瓠故事，又有大量的地貌特征都與神話傳說相關聯，這里被譽為盤瓠文化的發祥地和傳承地。盤瓠英勇頑強，辛女誠信聰慧，他們祟武、輕財、重諾的文化因子，歷經千年傳承發展，形成了強大基因，流傳于沅水兩岸，根植于盤瓠后裔們的血脈之中。這種文化也感染著熏陶著那些南來北往的路人、過客。

千百年來，因為一條沅江、一條武水、一條古驛道，湘西瀘溪成為中原地區人們避戰遷徙、經商過境、官員往來、部隊征伐的重要節點。同時，這里凄美的傳說、燦爛的文化、優美的風景，更吸引了無數文人墨客駐足于沅水之濱，徜徉于百里苗鄉，浸潤于故事之中，欣賞風景，感悟人生，尤其是屈原、王昌齡、沈從文等一批文人收獲頗豐。

屈原滿懷憂國憂民之情，溯流而上；王昌齡赴任龍標尉，途經于此；江西曾氏兄弟常哼唱弋陽腔，與浦市本地戲曲揉合，形成了被譽為“中國戲劇活化石”的辰河高腔；當年，沈從文輾轉瀘溪時，亦創作并收獲了《瀘溪?浦市?箱子巖》《老伴》《塔戶剪紙花樣》等經典散文。

當時光推進至1935年，除了擁有通江達海的沅江，此時東起福建廈門，西至四川成都的湘川公路全線貫通，途經瀘溪，沿峒河蜿蜒西進。這條公路的開通意義非凡，讓瀘溪成為上云貴、下湖湘的重要地理節點。

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一大批老師、學生、士兵、商人、難民等從北京、浙江等地而來，途經瀘溪，向云南、貴州、重慶等地轉移，在這些轉移的人群中，有一位氣宇軒昂、行色匆匆的青年才俊查良鏞，他計劃去陪都重慶讀大學。

（四）

浙江海寧，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土地富饒，景色迷人。1924年查良鏞（筆名金庸）出生于海寧袁花鎮，他是查家第22代孫。查氏家族，乃是顯赫世家、書香門第，文脈綿延、人才輩出，查家“一門七進士，叔侄五翰林”，祖上有查慎行、查伊璜等歷代名人，康熙皇帝在其宗祠外的門聯上題的“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實非虛言。

正是在這種詩書傳家氛圍的熏染下，查良鏞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代，完成了小學教育。他在錢塘江畔觀海潮，露過營，聽故事……家鄉雄闊的海潮，厚重的文化底蘊，孕育了查良鏞剛中有柔的氣質，奠定了他扎實的文字功底，擁有了豐厚的文學素養。

1937年8月13日，日軍攻打上海之后，戰火的硝煙迅速波及到浙江，年少的他在亂世流離中遭遇死里逃生、喪母之痛、學校勸退……

求學之路，滿是坎坷曲折，但他依舊保持著好學的精神。1942年4月，戰爭仍然在繼續，日軍空襲衢州城，一顆顆炸彈從天而降，金庸讀書所在的衢州城到處布滿了廢墟。民眾紛紛外出逃難。6月，查良鏞所在的衢州中學被迫停課，并且提前安排了畢業考試，全校學生提前畢業，自此師生各自流亡。

查良鏞的高中生活就在連天的戰火中匆匆結束，那些讀書、狂傲與戰火并存的日子，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腦海中。離開學校，與朋友分別后，懷揣著考取大學的愿望，拿著學校分發的那筆微薄的“回鄉費”，無家可歸的查良鏞又該走向何方？去哪里讀書學習？經過一番了解和思索，他與其他七位同學，把目光投向了陪都重慶。

從查玉強先生提供的《金庸離家十年紀實》中了解到，當時戰火紛飛，山高路遠，路費微薄。查良鏞和同學們出發當天先步行六十里，到達江山縣城，再走了四十里地到新塘邊，然后搭上火車到了江西貴溪。車行至貴溪，正遇暴雨，洪水沖毀了路基，且又聽說南昌已淪陷，再往西也走不了。于是，他們商議決定：下車轉而南行，走山路。

他們向南行進，過了資溪，在剛到達南豐時，除查良鏞外，其他同學都生病了，一時又找不到醫生，直到五天后才得到醫治，控制了病情，此時所帶的錢已快用完，于是再作商議：準備分頭行進，各自設法投親靠友，爭取到重慶會合。于是，查良鏞則北上轉而西行，將去湖南。

準備掉頭北上時，查良鏞忽然得病，只得暫留南豐養病。兩個多月后，病愈，離開南豐。但此時已延誤了當年高考時間，故決定改作南下，準備先到兩廣，再確定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他途經廣昌、寧都、贛州，抵達韶關，請求救濟并填報了借讀國立中山大學的志愿。在等待教育部回復的過程中，打聽到有同學在桂林，遂到達廣西桂林。又因種種原因，回到韶關，再從韶關搭粵漢鐵路火車北上。至衡陽時，盤纏告罄。查良鏞只得與另外兩位同學分手，相約重慶再見。瀘溪是查良鏞西去重慶的必經之地，而王鐸安（查良鏞中學同學）的哥哥王侃又在瀘溪辦湖光農場。于是，他決定前去投靠王侃。

1942年冬天，顛沛流離、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的金庸來到了瀘溪境內，重慶似乎更加遙不可及。當時，戰火已燒至長沙、常德等地。那時，淪陷區的國民黨機關、軍事部門、學校和大量的難民紛紛遷來或流入瀘溪，瀘溪成為前線的后方，后方的前線。與中東部地區相比，瀘溪相對“安全”些。事實上，這里并非“安全”之地，早在1940年9月9日，日本飛機就曾經肆虐瀘溪老縣城，炸死300多人。

幾經輾轉，金庸終于到達瀘溪縣浦市鎮私立湖光農場，找到了場主王侃，總算在此找到了一個棲身之地。

（五）

在金庸最是窮困潦倒之時，是湘西，是瀘溪這方水土、這方人們先后兩度收留了他。那時，瀘溪成為他的避難所、“桃花源”，這里的青山綠水浸潤著他；這里的苗歌俚語，熏陶著他；這里人們的忠厚、純樸、重義影響著他。

瀘溪地處沅水中游，武溪、浦市都有水運中轉碼頭，也是湘西的地理要沖，抗日戰爭時期，這里處于大后方，成為桐油、木材、藥材、黃豆、芝麻等山貨特產的重要集散地。在武溪，工業商業形成了以饒德記、裕慶祥、金元泰、張富興、龔和興、龔順記、石義昇、恒盛湘、姜福泰、濟昌和號等商號。

據史料記載和當地老人回憶，當時一些商號還在苗鄉八什坪、洗溪一帶置有山林、田地，一些商號都有江浙財團的背景，如“濟昌和號”專門經營桐油生意，老板系江西老板，而管事又是從南京聘來的張、高二人。

金庸到達瀘溪之時，因為距離重慶招生考試的時間尚有些時日，決定安頓一段時間，等條件好轉一些，再起身去重慶，于是他就在農場一邊幫忙經營一邊復習功課。

這個湖光農場主要是種植油桐樹和油茶樹，其中還辟出10畝地建了一個苗圃，專門培育油桐樹苗，農場的經營管理比較順當。

這里的風土人情給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地人民的熱情與善良令他倍感親切。在愛上瀘溪的同時，金庸也喜歡上了著名作家沈從文以及他的作品。沈從文先生曾經這樣描述瀘溪之美：“一切光景靜美而略帶憂郁，隨意割切一段勾勒紙上，就可成一絕好宋人畫本。滿眼是詩，一種純粹的詩。”

轉眼間到了次年夏天，該是起身的時候了，金庸揮手與農場告別，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這片帶給他許多美好回憶的土地，踏上了趕赴重慶的旅途。

在重慶，他成功考取了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專修國際法，夢想成為一名外交官。讀書期間，復雜的政治風云，磨練了他的氣質，鍛煉了他的觀察能力，讓他形成了特立獨行的精神品質。因為不滿校內的所謂“職業學生”，而得罪了校方，他被勒令退學。意外失學的他，頓感前路渺茫，便求職到圖書館工作。因工作太過安逸，填充不了一顆充滿激情的心。他最終選擇創辦《太平洋雜志》，然而受戰火影響，紙價瘋漲，無奈之下，雜志流產。1945年初，辦刊失敗，金庸備受打擊，窮途末路的他又該何去何從？

然而，命運似乎又一次眷顧了金庸，或許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或許是與瀘溪緣份未盡之故。此時，王侃正好因業務需要，出差到了重慶，當得知金庸的現狀后，他便去找了金庸。他對金庸以往在農場的工作很滿意，非常賞識他的管理才能。他十分真誠地邀請金庸代為經營農場，并承諾如果經營有方，油桐樹栽植成功，便送金庸出國深造。“出國留學”對于金庸來說，是發自內心的殷切渴望。

王侃的熱情、真誠，打動了金庸的心。金庸提出帶自己的同學余兆文一同前往，并且待遇一樣。當時，王侃還非常爽快地說：“只要等農場培育的樹苗栽到了開墾的山坡地上，就送金庸出國留學。”

正彷徨在人生十字路口的金庸，見王侃有如此真誠的態度，以及所作出的極具誘惑力的承諾，再加上曾有農場工作的經歷，比較了解農場，金庸動心了。于是，與王侃一拍即合，很順利地談成了此事。

接著，金庸很快辦妥了圖書館的離職手續，余兆文隨后也辦好了休學手續。于是，兩人輕裝簡行，啟程趕到了湖光農場。再次來到瀘溪，在農場工作之余，金庸繼續讀書學習，并嘗試著把中國的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詩經》中純美愛情和淳樸民風一直牽動著他的內心，他曾嘗試過翻譯，只是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繼續。

瀘溪，是山的世界，亦是歌的海洋，更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在這里，他或聆聽盤瓠傳說；或欣賞辰河高腔《目連戲》；或踏尋偉大詩人屈原的足跡；或探上古懸棺之謎；或上天橋山賞千年古銀杏；或去辛女巖下砍樵……到了冬天，晚上，金庸與當地人們一起圍著篝火，烤紅薯，喝米酒，唱山歌。酷愛音樂的他，于熊熊火光旁，掏出鉛筆，鋪紙于膝蓋，將這些山歌一句句、一首首記錄下來。短短時間里，記錄了厚厚的三大冊、千余首歌謠。

在金庸回憶錄里，他曾這樣寫道：“抗戰期間，我曾在湘西農村中住過一段時期……那時候和我最好的是一位姓覃的朋友……我常跟著他一塊去捕魚、釣田雞、打山雞。這位姓覃的朋友，雖然是個文盲，但是位唱山歌的好手。他家里還有一位老母親，以及哥哥和妹妹，家境還算過得去。朋友當時正與鄰村的一位姑娘熱戀著，曉風之中，明月之下，唱了幾千幾萬首山歌。忽然之間，村子里爆發了天花，朋友全家人都染上了，最后母親與哥哥、妹妹都得病死了，他自己雖然活了下來，但為埋葬母親、哥哥、妹妹，他把家里養的牛跟羊也賣光了，一下子變成家徒四壁，一無所有了。最后，那位姑娘也離他而去嫁了別人。這位姓覃的朋友從此癡癡呆呆，對什么都失了興趣，成了垂死之人。”而當時的金庸，無助地望著一個原本充滿生命活力煞是可愛的好朋友，轉瞬間成了一個“比死好不了多少的人”（金庸語），除了對此發出幾聲悲憫的呼喊，再也使不出別的招數來減輕這位好友所受慘痛之一二。

在瀘溪，金庸目睹了苗民與漢民的沖突，看到苗民受欺壓的情景，看到受欺壓的苗民眼中所射出的欲反抗又隱忍的目光，這使金庸對所謂的民族矛盾沖突也有了較為直感的認識。所以說金庸在瀘溪這兩年的工作、生活，是他踏上社會以來，接觸底層最為直接的一個時期，讓他有機會親身體察民情，近距離認識社會。

不知不覺中，油桐樹也種起來了，一片蓊郁，十分養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于勝利。當這振奮人心的消息傳到農場，傳到金庸耳中之時，已是幾天之后，他禁不住淚流滿面。他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裝，恨不得馬上飛回到家鄉海寧去。

原先在抗戰開始時，從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逃到瀘溪、逃到浦市的難民，包括在麻溪口湖光農場的那些打工者，此時個個歸心如箭，成群結隊地陸續離開了浦市。那些在抗戰初期搬來的一些機構和單位，也先后撤離了。

然而，金庸與瀘溪的緣份還是未盡。王侃千般挽留，懇請他留在農場繼續經營。盛情難卻，他只好應承。直到1946年夏天，王侃看到金庸去意已決，于是送上了一筆錢，算是給金庸的酬謝。隨后，金庸帶著余兆文離開農場，踏上了歸途，告別了湘西，作別了瀘溪。

（六）

風到湘西會唱歌，水至瀘溪能吟詩。那么金庸先生來到瀘溪之后呢？

多年之后，金庸在美麗繁華的香江之畔，辦《明報》，寫武俠，成為名聞遐邇的報人、作家。他寫下10余部武俠小說，從這些小說中，我們可以見識到金庸先生深厚的歷史、地理、文化積累，令人欽佩，他筆下的武俠人物故事，多安放在朝代更替的大背景下，武俠其表，世情真實。他通過對眾多武林人物的描繪，深入刻畫了特殊歷史與社會時期的人生百態，折射出豐富復雜的現實內容與史識史見。他的小說，思想深邃，格調高雅，想像神奇，故事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個性鮮明，通俗而不媚俗。他的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在瀘溪的生活對金庸的武俠創作有一定的影響。自古以來，湘西奇山異水孕育俠客，這里的人崇巫信儺，酷愛武術，重諾輕命。而瀘溪地處雪峰山與武陵山的過渡地帶，文化雜糅，多元融合，形成獨具地方特色的文化。

徜徉于沅水之畔、辛女巖下的金庸，他曾看到過沅水兩岸懸崖峭壁上的懸棺殘跡，一江碧流的武水拖藍，牧樵晚歸的長嶺美景，巫儺面具的神秘恐怖；他曾聽到過苗疆婦人的放蠱故事，辰河高腔的高亢粗獷、凄美癡情的愛情故事。在這種雜糅、神秘、厚重的文化滋養與浸潤下，他的武俠小說，明顯帶有巫楚文化、湘西文化、沅水文化、苗族文化、盤瓠文化、俠客文化的烙印。這與他在湘西、在瀘溪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他筆下的郭靖、張無忌等俠客，性格敦厚，心地善良，武藝高強，有湘西人的影子。

始于感恩，終于報答。金庸把瀘溪的山水人文融進了他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他十分精彩地描寫了郭靖、黃蓉在“鐵掌峰”大戰“鐵掌幫”，躲避山火，闖入山洞，奪得《武穆遺書》的精彩故事。

從某種意義上講，射雕三部曲就是圍繞《武穆遺書》展開的。《武穆遺書》在射雕三部曲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這三部書中的一條“暗線”。這么重要的書，金庸把它“藏”在辛女巖。

辛女巖，就是金庸在《射雕英雄傳》中所說的“鐵掌峰”。遠望辛女巖，可見五座山峰聳天入云。來到辛女巖下，見五座山峰陡峭突兀，確似五根手指豎立在半空之中，居中一峰尤見挺拔。而在書中第二十八回《鐵掌峰頂》，作者借裘千仞之口說：“從此處向西，經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瀘溪與辰溪之間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鐵掌山了……”這樣描寫與辛女巖高度契合。溯沅水再上行幾里，前面就有鐵柱潭，應該就是“鐵掌幫”的“大本營”。

在瀘溪的美好時光，讓金庸終生難以忘懷，特別是瀘溪的奇山異水、風土人情、民俗俚曲烙印在他的腦海之中，湘西人的愛憎分明、有諾必踐、扶弱濟貧的俠義精神融入他的生命之中。1957年，他在香港《大公報》刊發的一篇隨筆中回憶道：“抗戰時我曾在湘西住過兩年，那地方就是沈從文《邊城》這部小說中翠翠的故鄉，當地漢人、苗人沒一個不會唱歌，幾乎沒一個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對于他們，唱歌就是言語的一部分。”據說《邊城》中翠翠的人物原型有三個：其一，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其二，嶗山一女子；其三，瀘溪老縣城絨線鋪一個名叫“翠翠”的女孩。那么，金庸所說的“翠翠的故鄉”應該是指瀘溪。

金庸一輩子沒有忘記湘西，一次次在他的筆下重溫湘西，那不是書本上與他毫不相關的地名，而是給過他光與熱的溫暖之地。

金庸的武俠小說，從1970年開始，歷經十載，遍嘗艱辛，修訂改版后《射雕英雄傳》又新增了《長嶺遇雨》這一回。這里細節最為感人，而長嶺這個地名，或許源于瀘溪老縣城后面的大山“長嶺”。

特別可貴的是，他把筆下最好的人物形象給了湖南人，他說：“我的小說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實樸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對人很體貼的狄云……”

（七）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江湖夢、一個俠客夢，所以，金庸先生筆下的江湖和俠客才能得到讀者的喜愛與追崇；而我們居然能夠和他的江湖、他的俠客距離這樣近，實為人生幸事。

那年寒冬，從苗寨扶貧歸來，已是中年的我們想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紀念金庸先生，于是佩寶劍，著古裝，溯沅江，冒著漫天飛雪，向“鐵掌峰”方向挺進，并拍攝了短視頻《射雕英雄傳之大戰“鐵掌幫”》。

風雪中，“郭靖”與“黃蓉”，騎著快馬向“鐵掌峰”奔去……風雪中，我們仿佛又回到那些年少的青蔥歲月，讀武俠，練功夫，懷著俠客夢，夢想闖江湖。

如今，芳華已逝，雙鬢染霜，俠者已逝，惟有俠客精神依舊在我們和千千萬萬的讀者心中未曾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