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

20來歲時，青年工人水運憲經常唱起這首歌。這首歌在工廠里很流行，但對他算不上有啟發，“就是覺得挺鼓舞的”。

30歲離開工廠之后，也不知道是從哪一刻起，這首歌，開始回蕩在作家水運憲的腦海里。一回蕩，就是四十多年。連同旋律出現的，還有二十啷當歲的自己，與那些在記憶中永遠洋溢著飽滿生命熱情的張張臉龐。

在專業作家的心里捂了四十多年，一段旋律早已捂成了一個豐滿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也各自長得熨帖。把故事初稿寫出來，只花了不到三個月，他卻不覺毛躁，只覺暢快。經歷了一系列的研討、改稿等相關工作之后，近日，水運憲最新長篇小說、40萬字工業題材力作《戴花》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上市。11月9日，在《戴花》新書媒體見面會上，水運憲與湖南文藝出版社社長陳新文詳細介紹了《戴花》的創作和出版過程。

《戴花》是特殊歷史時期師徒兩代爐工勞模接續夢想榮光的奮斗故事，今年8月入選中國作家協會首批“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項目。它寫出了兩代技術工人身上不同的時代印記、相同的精神傳承。“戴花要戴大紅花”，“大紅花”就是勞動模范、技術能手的代名詞，“戴花要戴大紅花”既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的必然歸屬。

難以磨滅的記憶

“有些印記一輩子都抹不去，后來才明白，那就是完整的一生。”（《戴花》題記）

印記，來源于水運憲的工廠歲月。1966年，18歲的水運憲進入常德電機廠，做了一名翻砂學徒工。3年后，他被調入電工班，還參加了廠里的很多業余活動，打籃球、文藝宣傳、展覽、畫畫……

廠里有讀書會，水運憲在那里看了不少書。看完書，他又向工友們說書、推薦書，這直接推動他走上了創作的道路。“18歲到30歲，我在工廠待了12年。這一段時間對人是多么寶貴。”他說，“我看到的工廠情景，留在我心里頭的很多東西永遠都是鮮活的，每個人物也都是鮮活的。很多年后，真有這么一次，我做過關于他們的夢……”

成為作家之后，水運憲寫出了經典的小說《烏龍山剿匪記》《禍起蕭墻》，寫出了許多劇本。但寫出一本工業、工廠題材作品的愿望，還時時在心底閃現。可是，那段時光已經走得太遠了。“那個年代的人和事，跟現在的年輕人恍如隔世。”老作家笑著，又糾正自己，“就是隔世，不是恍如。”

所以，還會有讀者看嗎？寫這個故事，有沒有“時代違和感”？

去年11月份，水運憲在給毛澤東文學院第二十期學員講完課的時候，順口提到了這個題材。出乎他意料的是，這些20歲到40歲的年輕人聽得入了神。互動階段，學員們紛紛提問他：“你怎么不寫這個故事呢？”

“我寫出來，你們會感興趣嗎？”

“想聽你講，好聽得很。”

回到家里，水運憲覺得，無論如何，要寫。

想寫幾個津津有味的人物

故事開始了——

20世紀60年代末，一群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了德華機電制造工廠，進入生產一線學習、實踐。按照當時的政策，他們的學歷和專業全部“清零”，一律下到車間去當學徒工。主人公“我”楊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車間熔爐班，拜車間老工人莫正強為師，成為了一名勞動強度最高、職業風險最大的爐前操作工。

楊哲民對師傅莫正強第一印象“糟糕透頂”。這位莫師傅，文化不高、其貌不揚，還不太講個人衛生，簡直“乏善可陳”。大學生與“大老粗”的“對撞”，讓理想主義碎了一地。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觀察力強、心思聰穎的楊哲民卻發現，自己的師傅絕對不可以被等閑視之。莫師傅聰明機警，為人也善良。再相處一段，楊哲民又發現，莫師傅主觀武斷，爭強好勝。但他的爭強好勝，都是為了戴上一朵大紅花，成為一名光宗耀祖的勞動模范。

與此同時，莫師傅也發現了楊哲民的優秀和不同凡響之處，在欣賞喜愛之余，他心里卻忌憚這位有文化又年輕的徒弟打他的“翻天印”，越過自己，當上勞模。于是，他還在徒弟的職業成長之路上下絆子……

他們是師徒，亦是對手。

在這對師徒身邊，還活躍著形形色色的人物。有人在同學之間產生情感糾葛，有人陷入不理智的倫理糾紛……這段青春的故事，充滿著理想與激情，也充滿著不穩定的因素。

越寫，水運憲越有自信。他沒有寫一個故事梗概，也沒有設定小說角色的“人設”，但是，“我寫得得心應手，因為這是我自己爛熟于心的生活，切肉連皮、情感相依的人物。”他說，“他們被人打一下，我的頭都疼。”

他絕不是要寫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說莫師傅這個人，真不知道怎么說他才好。又喜歡他，又覺得這個人太局限了，有很多毛病。”莫師傅關愛徒弟，但徒弟在他面前搞搞技術革新，他也忍不住想——“你到底是給技術革命，還是革我的命？”在莫師傅身上，人的可愛之處和可厭之處在復雜糾纏。

這樣讓人津津有味的人物，與水運憲創作《烏龍山剿匪記》的經驗分不開。他發現，盡管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品，《烏龍山剿匪記》中的幾個人物，至今讀者還在不斷提起。“我喜歡寫人物，喜歡寫得好看，喜歡寫得讓大家看了不想放手、不忍釋卷。很多人會說他們對我筆下的田大榜‘榜爺’印象深刻。因為我把他寫得特別狡猾、深邃、算計、陰冷，但是他又有他的人情味、特點。我不求《戴花》產生多大的影響，我求的是這部作品要有更多的讀者。那么我的方法是處心積慮把人物寫好，把故事寫有趣，讓讀者有很強的代入感。”

不談“傳遞精神”

《戴花》發生的舞臺不大，故事場景在廠里，往更小了說，主要在車間里。“它是工廠題材，講述一個工廠就像解剖一個細胞。我只是把這一群人寫給你，看他們的曲折經歷，他們的情感。”

水運憲所寫出來的這些故事具有一定的緊迫性。比如，在那個年代的工廠里，師傅和徒弟的關系是特別重要的一個關系，與商業、農業中的人際關系都有所不同。時代已經遠走，而他現在無比珍視自己的“在場”。“這一個時代的作品，這些人際關系，我們一直不寫的話，以后的作家可能寫不了了。時代過去了，他們不熟悉。再想寫，那都算歷史題材了——把我們當成歷史來寫。”

但這些故事，都是中國故事的重要一環。在創作初衷文稿中，水運憲寫道：“雖然歷史已不可復制，但那個時代的雄偉進程、人民大眾艱苦創業的燃燒歲月、改天換地的豪邁氣魄，永遠值得我們激情地書寫。講好那個年代生動鮮活、感人肺腑的中國故事，應該是我們這代作家責無旁貸的歷史擔當。

我相信，從那個時代打拼過來的人，曾經的日子歷歷在目、記憶猶新。而對于我們新時期出生的年輕人，那些崢嶸的歲月對他們來說難免陌生。恰恰因為如此，物質貧乏的年代、苦中作樂的生活、不甘人后的競爭、曲折多姿的情感等等一切場景，都成為了他們心中不可思議的人間傳奇。”

盡管經歷頗多，盡管這樣的火紅年代主題常常被賦予極高的奮斗精神價值，水運憲卻說，并不想通過《戴花》向年輕人“傳遞些什么精神”。

“一個作家的本分和追求就是寫好故事，寫好故事里的人物。我想通過這本書講一些好聽的故事給你們聽。我有感于那個時代、那些現象、那一個個鮮活的人，我一直沒想到要去寫精神。”

“也許，精神就在故事里頭。”他說著，做了一個俏皮的預告，“我這兩年會‘噴薄而出’哦。講商場的《淬火》，講官場的《出道》，都會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