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湖湘文化特色鮮明，湖南文壇生機勃勃。進入新時代，在中國文學薪火相傳的絢爛圖景中，幾代湖南作家筆耕不輟，湖南文學的繁榮發展有目共睹。湖南作家、批評家水運憲、王躍文、賀紹俊、閻真、彭東明、龔旭東近日相聚“中國作家館”，以“時代的回音”為話題展開了一場精彩的文學對談。

水運憲的新作《戴花》是一部在他心底里醞釀了半個世紀的作品。這部長篇小說的書名，取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響徹大江南北的一首群眾歌曲——“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在與“一窮二白”作斗爭的日子里，萬眾一心奮勇爭先的精神氣質感天動地，凝聚成為一道民族復興的鋼鐵脊梁，留下了一段崛起時代的國家記憶。水運憲書寫的是今天的年輕讀者不太熟悉的生活，但他表示，自己并不擔心年輕人對這類題材會有“違和感”，“關鍵在用心用情，有了強烈的代入感，讓讀者感到一種精神享受，時代的隔膜其實并不重要”。

與水運憲不同，閻真的新作《如何是好》寫的是當代年輕人的成長。閻真在高校工作，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大學生入校、畢業、再入校、再畢業，他深知當下青年一代的生活之難。閻真用“貼地而行”來形容《如何是好》，生活本來的面貌在小說中被如實描摹。

彭東明的《坪上村傳》寫的是自己的故鄉，一個真實的村莊，在外漂泊三十八年后，作者回到村莊修繕老屋。老屋是一座村莊的記憶，在濃郁的鄉愁里，坪上村的故事氤氳穿行于村莊百年的時空之中，敘說村莊上一代又一代人命運的起落、社會的變遷以及正在消逝的風情風俗。老家、老村、老屋、老朋友，彭東明通過眾多人物命運的轉變來寫偉大時代的具體變化。當然還有不變的：坪上村村民的可貴精神被傳承下來，這也成為彭東明這部小說的核心思想。

與彭東明類似，王躍文的《家山》也是對故鄉的漫長回憶，從老一輩人所講述的他們經歷的生活中，王躍文感受到一種歷史的延續。“自小那種家鄉的生活與我的創作、與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包括情感方式、宇宙觀的形成在內，都有非常緊密的關系。”回想自己的創作道路，王躍文認為有著真實書寫、文化書寫、中華美學書寫三個關鍵詞。所謂中華美學書寫，是指中國人一直生活在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同天地萬物形成了穩定的情感關系和行為習慣，也就自然衍生并呼喚著一種純熟的中國美學經驗，或者叫中國氣派、中國氣象，“寫這般經驗，是我的長期追求。” 王躍文說。

“我覺得湖南的小說創作一直有一個精神的傳統和總的特點，就是湖南作家總是有一種憂患意識，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對鄉土。”龔旭東通過幾位作家的作品，試圖總結一種湖南文學的根性特征。

那么，“湖湘氣派”是否具有一種鮮明別致的風格特點呢？賀紹俊從《戴花》談起，他認為這部小說典型地體現了湖南人的性格。小說中主人公莫正強正是一個有拼勁兒、不認輸、吃得辣、霸得蠻的人物。《戴花》中的人物具有非常明亮的集體精神，非常忘我的拼搏精神，“這種精神在湖南人身上是延續不斷的，體現著湖南人的自豪感、自信心。”同時，諸如閻真等作家筆下的湖南知識分子形象，也應和著岳麓書院那副著名的牌匾——“惟楚有材，于斯為盛”。湖南文人的氣節背后，有著一個又一個精彩的湘江故事。

賀紹俊表示，在一段時間內，曾經顯赫的湖南文學似乎慢慢走向文壇的邊緣。但這并非因為湖南文學人的創作力下降了，相反，這種變化中透露出的是湖南作家的“野心”變大了，湖南作家涉獵的寫作題材更多更廣起來，“進入新世紀以后，特別是近一二十年來，湖南的作家又開始顯示他們的銳氣，他們典型地體現了湖南文化的品格。”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