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至20日，“新媒體語境·跨學科視野——第十一屆中國當代詩學論壇”在江蘇揚州舉行。該論壇由謝冕、屠岸等作為召集人于2007年創設，曾分別在珠海、澳門、北京、天津、香港、廣州、臺灣等地成功舉辦了十屆。本屆論壇是對前十屆論壇的延續，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主辦，由揚州大學文學院、揚州大學中國詩歌創研所承辦，揚州虹橋書院、運河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協辦。來自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的多個高校、研究單位、學術期刊單位的近百位學者齊聚揚州，就當代新詩的發展趨勢和研究動態進行深入研討。揚州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趙文明，北京大學教授謝冕，揚州大學教授葉櫓，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顧問、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吳思敬，揚州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定勇等出席開幕式并致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清華通過視頻致辭。

媒介技術的變革，特別是AI智能的發展，為新詩寫作和研究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上海大學教授錢文亮談到，盡管“AI詩人”的語言修辭可能超過很多初級寫作者，但它們終究只是語言的“搬運工”，仍然難以寫出超越人類的詩歌。不過，這仍然帶給我們的詩歌寫作很多省思。當下的詩歌寫作者，僅僅依靠對前人既有詩歌文本的高強度學習、模仿或訓練是遠遠不夠的。朝向未來的人類詩歌寫作，需要經驗的、直覺的、知性的甚至是超驗的生命感受，也需要現實感、歷史感和神圣感、神秘感的交匯、共振、整合。《詩刊》副主編霍俊明認為，隨著技術的升級甚至有可能出現“情感機器”“靈魂機器”，人工智能寫作將通過量的積累最后達到質變并不斷接近人類的寫作思維，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人類。從愿景和未來時間來看，我們對人工智能詩歌不必過于不滿或不屑。因此，我們應該更加清晰地知道，無論是人工智能寫作還是人類的寫作，最終面對的就不單是機器屬性，而是人類的精神屬性和存在的終極命題。西南大學教授蔣登科認為，自媒體的涌現讓詩歌發表的門檻變低了，詩人獲得了更大的發表自由。這讓海量的詩歌涌現在讀者面前。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紙質刊物有其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選出真正優秀的詩作，讓讀者在泥沙俱下的詩歌海洋中更便捷地找到好的精神食糧。揚州大學教授羅小鳳談到，在新媒體時代，詩歌創作要警惕娛樂化、消費化、符號化的傾向。詩人要拒絕作為“出場符號”而出場，給予“詩”最基本的尊重，回到真正的“詩”。

新詩研究想要獲得新的拓展，必須突破學科分工過細的問題。新詩是在古今、中外諸多因素的交匯中誕生的。因此，很多與會者都談到了打破“古今中外”界限的問題。暨南大學教授趙黎明以葉維廉的“模子”理論為例談到，葉維廉的詩學愿景是在中與外、古與今之間，發明出一種既包括古今中外各種因子又不同于這些元素的“第三種詩”。其從異質詩學互鑒中發明自身傳統、從多種詩學資源中尋取公約數的探索，為中外文學關系處理及中國新文學健康生長提供了可資鏡鑒的藝術經驗。西南大學教授李心釋關注到，很多學者以西方的視野去研究“古典詩的現代性”。但他認為，國內學界所謂“古典詩的現代性”，是西方現代性視角在中國古典詩上的投影。對中國古典詩之現代性的否定，并不意味著對它的現代闡釋的可行性的否定，對古典詩的現代闡釋也不等于現代性闡釋。南開大學教授盧楨將“異國體驗”或“文化行旅”作為研究方法，持續觀照新詩域外抒寫的意義乃至走向。他認為，海外經歷不僅增長了詩人的學識，還磨煉了他們對多元文化樣態的感知能力，激發了行旅主體的思想演進和觀念更新。武漢大學教授方長安說，百年新詩創作史與百年新詩傳播接受史始終纏繞在一起，沒有新詩的傳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詩創作的不斷突圍與發展，但是既有的文學史、新詩史著作所建構的新詩史，嚴格意義上講，并不包括新詩傳播接受內容。基于這一狀況，應重建以新詩創作發展史為基點與主軸，以傳播接受事實為視野與依據的開闊的新詩史。西安財經大學教授沈奇聚焦建筑、茶道與詩歌之間的內在相似性，浙江大學教授蔡天新聚焦拼貼藝術的發展及其對詩歌創作的影響，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孫曉婭、浙江傳媒學院教授趙思運結合翟永明的長詩及同題材畫作、戲劇作品，談到了詩意在不同藝術中的跨越問題……這些發言都體現了鮮明的“跨學科意識”。

在本屆論壇中，與會者還深入探討了一些不大為人們所關注的詩人詩作和詩學問題。比如，澳門大學教授朱壽桐以《小詩磨坊作品集》為例，探討了小詩寫作的傳統資源和創作特點。嶺南師范學院教授張德明以“如雷貫耳的‘陌生人’”為題，對章明其人其文進行詳細梳理。在1980年代的朦朧詩論爭中，章明以那篇著名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促成了“朦朧詩”命名的誕生。不過，關于章明，詩歌界除了知道他寫過這篇引發爭議的詩學論文，大多數人對他的其他情況并不了解和熟悉。張德明對章明的生平經歷和著述文字加以細致考證，并試圖探討這篇論文對朦朧詩論爭的重要意義。揚州大學博士生吳瑤關注到作家汪曾祺的“詩人身份”，認為他的詩歌創作注重色彩，在“感覺詩學”上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對其小說創作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牛津大學博士生王徹之聚焦21世紀漢語詩歌中的“愉悅”問題。他認為，自現代漢語新詩發軔開始，“愉悅”作為一種審美向度，以及一種詩歌的寫作倫理概念，長期處于被壓抑和曲解的境況中。因此，有必要回溯當代詩對詩歌“愉悅”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厘清“愉悅”涵義的發展和變異，分析新世紀以來當代漢詩對詩之“愉悅”的貢獻，以及其中包含的問題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