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登湖》字里行間洋溢著的詩意與寧靜，讓無數茫然焦慮的心靈獲得了滋養，深刻影響著萬千讀者的精神世界，也同樣影響著作家阿來。

最近，“阿來：為生活做減法，為思想做加法”文學活動在老舍劇場舉辦，阿來從美國的自然文學談起，談論了《瓦爾登湖》的創作背景。

19世紀中葉，美國的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如同馬克·吐溫的《鍍金時代》所寫的，密西西比河上有了輪船，商業繁榮，有一批先知先覺的人意識到，當大家還在為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生活的權益、商業的繁榮而歡呼的時候，環境正在遭受巨大的壓力。“當時美國制造業體現在兩種公司的興起上：一種公司叫林業公司，他們要大量砍伐原始森林，要建筑鐵路和城市，森林的消失，讓風帶來的不再是樹木的清香，而是雪原上的寒氣與沙塵；第二種是礦業，挖煤的機器采礦用以提煉石油，這又帶來水流和空氣的污染。”阿來談道。

梭羅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環保先驅”。他是一個少年天才，16歲就進入哈佛大學，但是他不追求尋常的成功，而是堅持做一個特立獨行、有思想的人。梭羅非常崇敬他的師長、美國著名詩人愛默生，愛默生啟迪他成為最早開始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人，《瓦爾登湖》這本書就是他后來的一個實踐。

時間來到1845年，梭羅突然做出一個決定——離開城市，回到尚未被工業革命影響的生活狀態，于是他走向城鎮旁邊，進入到森林當中，給自己造了一間小屋，嘗試在那里不用工業時代的任何東西來生活。

“我們的人生被許多無足輕重的事情耗費了。人真正需要的東西，基本上十個手指就能數得過來，頂多再加上十個腳趾，其他的都是可以丟棄的。簡單，簡單，再簡單！”梭羅在《瓦爾登湖》里這樣寫道。阿來將梭羅對自然的回歸視為一場巨大的、長年累月的生存試驗，是工業時代的人能否再回到相對原始的簡樸生活的試驗。

當惠特曼還在高聲歌頌美國機器時代的到來時，梭羅已經洞見工業時代灰暗、潮濕的角落。阿來并不否認惠特曼等對工業文明的歌頌，但時代需要一類人走向“月球的另一面”，帶領人們重新對眼前的一切進行審視和思考，而梭羅正是這類人。

“在浮華喧囂的時代，需要這樣一本書，讓我們來重新認知它，重新打量它，最終慢慢進入它。因為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個書好是好，就是太枯燥了，所以讀不下去。其實它并不枯燥，它有非常豐滿的觀察，非常生動準確的細節。不是它枯燥，是我們急躁，我們自己的心不能像梭羅坐在一棵巨大的樹下面使自己安靜下來。審美需要人有安靜的心情。”阿來感慨。

“如果我讀書，我愿意從一本書開始，去追溯它的來龍去脈，然后去讀與它相關的一系列書，一步一步深入，這比讀一本孤獨的書有意思多了。”阿來也談道，“梭羅的自然題材的寫作還有很多，比如《野果》，書中有梭羅持續了十幾年的觀察：哪種鳥是候鳥，今年是幾月幾號飛回來的，明年又是什么時候飛走。樹上一種野生植物的果實什么時候開始結果、開始成熟。”

阿來認為，當我們把這個世界非常功利地分成有用處跟沒有用的時候，其實我們的知識系統已經有了巨大缺陷，我們對知識、對世界不是全面接納的，而是總在挑選。

阿來也在思考，為什么如《瓦爾登湖》一樣的美國自然文學比較受中國人歡迎？“一個重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中國人一直有另外一種比較消極的親近自然的傳統，叫隱居。但是隱居之后，主要是喝酒，偶爾悠然見南山，但南山上長什么樹不關心，長什么草不關心，關心的還是自己。”

阿來認為，中國讀者讀《瓦爾登湖》的時候可能有一種誤讀，“是抱著一種想要逃避的心態，把它當成一種純然的跟中國人精神非常相通的那種歸隱的話，其實是誤讀。”阿來談道，無論是梭羅還是利奧波德，他們都在努力把生態變成一門學科，變成我們對世界的一個完整的認知，把生態學發展成一種治理被工業化以來的人類所損毀的自然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