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與新樂府

文|謝宗玉

(原載《中國作家》2023.9)

01

瞄上白居易，我是想弄明白，新樂府運動，怎么敗了？

那場運動，最開始時，架式十足，頗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味道。站位絕對高大上。

別以為我是胡說八道，“新樂府”的行動綱領真的很拉風。白居易認為“詩道”已“崩壞”，就算“詩豪”李杜兩人，若拿條框去套，也選不出多少好詩。韓愈罵他是“蜉蚍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其實白居易并不是要否定李杜，是對標《詩經》六義，白居易才發現，李杜詩歌雖好，可內容不見“風雅頌”，手法沒有“賦比興”。唐興二百年，其他詩人更是等而下之。所以他“不量才力，欲扶起之”，這個之字，指那時已萎靡不振的詩道。其志直追“欲伸大義于天下”的劉備。

當年謝靈運曾放豪言：“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他是夸人順便夸己。白居易則是欲取包括李杜在內的唐二百年詩人以代之，難怪韓愈要罵他。

白居易認為漢樂府深得《詩經》六義真傳，因此要發起新樂府運動，恢復先秦時期的采詩官，將《詩經》風骨流傳下去。這算是“為往圣繼絕學”了。

新樂府只是工具。白居易的真實目的，是借新樂府的寫實風格和諷喻功效，來改變世道人心，推動社會朝和諧光明的方向發展。“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就是強調詩歌的寫實風格。“上可以詩補察時政，下可以歌泄導人情”，則是主張詩歌諷喻功效。最后讓整個社會“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君民共情，憂樂同心，“直道而行，垂拱而理”，天下大治。這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大平”了。

白居易的這種想法不奇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學子的共同夢想。即便到現代，文人的這個情結仍然很重。并且，因為國家獨立，民族崛起，經濟騰飛，作家們都覺得自己很成功，盡到了知識分子的責任。“五四”前賢曾用文學挽狂瀾于既倒，現在他們又用文學助華夏上青云，能不成功么？

但白居易沒這么幸運。新樂府運動甫一開始，就偃旗息鼓了。隨之土崩瓦解的，是氣象萬千的盛唐，像富貴牡丹，開得恣意，凋的迅速，稀哩嘩啦，就沒有了。

現在，我想從白居易的人生軌跡入手，找一找新樂府運動失敗的根源，看看對現在的我們，有沒有啟迪？

02

比之盛唐其他大詩人，白居易的才華不算光彩奪目。讓著作佐郎顧況驚艷的那首詩，與其說有文采，不如說有胸襟與視野，有格局與品質。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初次見面，顧況就調侃白居易的名字。可讀了《賦得古原草送別》“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忙說“有句如此，居亦何難？”很多人覺得，顧況是被白居易的才情驚到了。沒人想過，或許顧況是說，年紀輕輕，詩歌就能高度概括自然物候和人生哲理，并暗合中正之道，這種性情，絕對適合做官啊。而只有做官，才可能在長安活得瀟灑。要不然，就算寫成個李杜，名篇佳句亂疊青山，也得如李杜一樣仰人鼻息，寄人籬下。

詩歌在唐朝屬同仁文學，是換不來米米的。它只是塊敲門磚。敲不了門，就是塊廢磚。

白居易之名，典出《禮記·中庸》：“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而徼幸。”在這里，“易”是指一種平和狀態。“居易以俟命”，是指舉止中正，心態平和，等待好運降臨。“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則典出《易經·系辭上》。以“樂天”為字，與“居易”特別般配，這應該是白家的行事原則和處世風格。其弟名“行簡”，字“知退”，合在一起就是“居易行簡，樂天知退”，寓意非常明顯，無非就是為人做事可以積極進取，但得腳踏實地，不必棋行險著，劍走偏鋒，要懂得知足常樂。

當然，民間也有傳聞，說白居易的出生之地，河南新鄭縣東郭寺村，地勢低洼，常積水成患。白居易出生時，正鬧洪災。祖父白锽就給他起名“居易”，希望孫子以后能找到一個易居之地。

一種是精神引導，一種是物質訴求，兩種喻意，皆有可能。就算洪災傳言有假，想要在長安居住，也確實不易。事實證明，名字中一虛一實兩種愿景，一直影響白居易的處世態度。白居易一生大部分時光，都在用名字中的精神寓意，來達成名字中的物質訴求。通俗一點講，就是他用一種允執厥中的和平態度，來追求一種小富即安的物質享受。

至于新樂府，在他28歲中進士之前，從未提及。那時他不但不寫新樂府，連關注民生的短詩，也非常少，即便有，也是一些浮光掠影的表象，且多是儒學標準答案。“道路通荒服，田園隔虜塵”，戰亂嘛，不就是這個樣子，泛泛而談。

少年時，他寫得最多的，是一些贈堂弟堂妹、表兄表姐的親情詩。“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哀哀之心，多寄離別。

為避戰火，少年白居易跟著母親，從徐州城搬到鄉下符離，那是白居易最接近民間的時刻，他甚至還愛上了一個叫湘靈的女孩。因地位懸殊，湘靈被白母拒之門外。白居易寸寸柔腸，糾結了幾十年，每每相思病一犯，就賦詩追憶，累計十幾首。白居易沒有關注湘靈以及她那個階層的寒苦，只寫湘靈給予他貼心的溫暖，以及美好時光再難追尋的惆悵。

03

少年白居易并無大志。若說有，也是儒學強加給讀書人的那種志向，白居易自己并不走心。同別的書蠹沒有區別，少年白居易心心念念只想科考，其他都屬次要。救民于水火，扶廈于將傾，是考試大綱的標準答案，記熟會答便可。至于要如何落實，他從沒想過。

結緣新樂府，對白居易來說，完全是人生中的一個變數。

新樂府情結，好友元稹比他萌生得要稍早。在搞新樂府之前，元稹就寫下了自己的代表作《崔鶯鶯傳》，也是“唐傳奇”的代表作。說明元稹樂于敘事，也長于敘事。新樂府說白了就是長篇敘事詩。

在白居易之前，元稹已開始編篡前人的樂府詩集。時人論及他倆，稱作“元白”，將元稹放在白居易之前。兩人淺顯易懂的詩歌風格，稱為“元和體”。當時元稹的聲名要強過白居易很多，官也比白居易做得大。后世白居易的聲名超過元稹，留存下來的詩歌理論，也更完整。慢慢地，評論家便把白居易當作了新樂府運動的主帥。

但不管是元稹還是白居易，對新樂府創作，都不具備主動性。如果沒有元和元年的那場制舉，歷史上可能就沒有新樂府運動一說。

那是公元806年，白居易34歲，元稹27歲。唐憲宗初登皇位，親自殿試，選拔人才。元白聽了很興奮，認為一步登天的機會到了，便雙雙罷去校書郎，躲進華陽觀，“閉門累月，揣摩當代之事”。

當代之事，是指當時社會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比如安史之亂后的民生凋弊，藩鎮割據依然尾大不掉，土地兼并益發嚴重，貪污腐敗橫行無阻……總之，問題很多。皇上可能會就其中一點，隨便擬題。你得提筆就來，張口就侃，以示頭腦有乾坤，胸中有丘壑，這樣才有可能被皇帝一眼相中。

華陽觀內，元白秉燭夜讀，捫虱而談，尋章摘句，精雕細作，幾個月下來，把皇上可能出題的范疇，想了個遍，并寫下75篇涵蓋方方面面的策論。后來還以《策林》為題，將文章裝訂印刷出版，簡直就是公務員考試的必備神器。可惜史書并沒記載，兩人靠售書發了財，大好機會錯過了。

不學不知道，不思不知道，學了思了嚇一跳。山河雖在國將破，朱門之外凍死骨。盛唐華美的錦袍，已百孔千瘡。就在這時，看了當時社會很多案例和數據，兩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公子哥，思想和情懷有了明顯變化。這才是新樂府運動的基礎和前提。

《策林·議文章》《策林六十九·采詩以補察時政》里面就有他們的“文學救國”主張，兩人高度贊揚了《詩經》的治世功效，充分肯定了采詩民間的優良傳統。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前輩杜甫一系列憂國憂民的敘事長詩，突然從繁星遍布的夜空中跳脫出來，成了他們心頭光華閃耀的皓月。這讓他們自己都覺得奇怪，年少讀杜甫，怎么就讀不出這種切膚之感呢？

在他們看來，如果遵照《詩經》的主旨要義，沿著先輩杜甫的創作心跡，讓詩歌成為鼎沸社會的藥引，混亂政局的明礬，如起于青蘋之末的微風，逐漸勢壯，最后颶風猛烈，亂象披靡，天下大治就為期不遠了。

那場制舉，被命名為“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史書沒有記載唐憲宗究竟考了什么題目，但想必有對文學主張的考量，并特別認同他倆的策論。要不然他倆也不會雙雙中舉，元稹還名列第一。

中舉后，元稹留長安，官拜左拾遺。白居易被外放為周至縣尉。從八品下。比校書郎高半級，比左拾遺低半級。但這個縣尉有很高的含金量，相當于掛職鍛煉。

正是知道這點，白居易的工作積極性相當高。他開始訪貧問苦，將理論化的《策林》，運用到實踐中。第一批新樂府諷喻詩由此誕生。名篇《觀刈麥》，現在還在中學課本。“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則是經常被考的名句。新樂府運動算是來了個開門紅。

周至縣城離馬嵬驛只有幾十里地，時隔五十年，當地仍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版本與上流社會諱莫如深的說法大有出入。從儒家觀念來說，唐玄宗在馬嵬驛放棄楊貴妃，是做了大義選擇，保證了政治正確，但也凸現出了帝王寡恩無情的一面來。白居易放棄湘靈，雖成全了孝道，可那頂始亂終棄的帽子，他是摘不掉的。

讓白居易沒想到的是，馬嵬驛附近的百姓，竟然能理解唐玄宗的那份舍棄，還能體會帝王倍受煎熬的內心。而理解唐玄宗，就等于理解他白居易。聽了馬嵬驛百姓這般解讀李楊愛情，白居易儲存了十幾年的眼淚，終于嘩啦流下來了。

擦干眼淚，白居易如神靈附體，揮筆寫下千古名篇《長恨歌》，把自己失去湘靈后那份孤寂、潦倒、悔痛的心情，全傾注到了此詩中。其中“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便是直接從寫給湘靈的詩中演化出來的：“愿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連理生”。

點評皇上的私生活，后世有人不滿，認為是“調笑君父”，大逆不道。也有人稱贊，認為是“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意思是說，此事入詩，意在懲戒紅顏禍水，阻斷禍亂源頭，讓后世引以為戒。所以這首長詩，也符合新樂府所要求的諷喻主旨。

這些都是胡扯。其實《長恨歌》只有一腔柔情，九曲回腸。寫這首詩的時候，白居易把李楊當作了普通的飲食男女，根本沒調笑之心，更沒想到要去諷喻，他把自己都代入進去了，諷喻誰呢？白居易是在為唐玄宗和自己開脫呢。

唐憲宗李純顯然讀懂了這份開脫。帝王雖然高冷，但并非無情無義，有《長恨歌》為證：唐玄宗為了祖上江山，為了萬民福祉，放棄了自己的至愛。他把順心暢意讓給別人，把糾結悔恨留給自己。他的行為對得住全世界，惟獨虧欠了他自己。

白居易誤打誤撞，就把唐玄宗的里子面子都照顧到了。《長恨歌》傳回長安不久，他遷升為左拾遺。那時他任縣尉還未滿一年。這可把他激動壞了，十幾天睡不著。雖只是上調半級，但已是天子近臣。喜的是“驚近白日光”，每天都能侍駕；憂的是“慚非青云器”，就是現在說的本領恐慌，怕自己的才華當不起這個位置。

04

從這時開始，白居易不再是原先那個白居易了，也不是后來的白居易。他的心態嚴重失衡。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不再“居易以俟命”，而是勇猛精進，剛烈好斗。雖不是小人，卻頗有些“行險而徼幸”的味道。

拾遺。國有遺事，可拾而論之。就是一個諫官。凡詔令政務，有與時勢不適、與正道不符，可當廷上諫，也可寫書上奏。左右拾遺都屬監察部門。

白居易非常珍惜這個職位，可他并沒做好心理準備。初涉政壇，他不知道政治斗爭的復雜性，更沒掌握左拾遺這個官職的處事分寸，他太想建功立業了。在《初授拾遺獻書》他說：“授官以來，僅將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才十天時間，他就為自己尚未獻上一策，感到惶恐不安。

正是這種急于求成的心態，使得他后來一有機會，就給皇帝進諫。可他的進諫都是一些政治生活中的瑣碎，誰腐敗、誰專權、誰奸佞啦！要減稅、要節約、要罷兵啦！建議釋囚犯、放宮女、收軍權啦！等等，不一而足。

輔助君王振興國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白居易也想借此進入仕途升遷的快車道。升官發財，這種樸素的理念，一生長踞在白居易腦海。

左拾遺本是閑官，但白居易很忙，仿佛遍地皆“遺事”，搞得憲宗常常氣急敗壞，摸著腦門喊頭痛：“白居易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

這個時期，白居易的一些詩歌表現出了平生僅有的剛烈。他借劍銘志：“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愿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

治亂循環的歷史周期律，我們現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白居易不知道。他不清楚土地和人口的奧秘，農業與商業的關系，工業與科技的作用，那些才是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就算是從現代穿越過去的人，懂得強國富民的理論，恐怕也得循序漸進，步步為營，方有成功的可能。

白居易卻以為，只要皇帝對他的諍諫“言聽計從”，就大事可為。不知不覺，他已經將自己致于了刀鋸之上、鼎鑊之中。在諸多朝官眼中，他就是一個禍害。政治生態，被他破壞殆盡，偏偏他還不自知。元和五年，征討王承宗的戰事陷入僵局，白居易連上三篇《請罷兵狀》，“不然，則臣合得罪；不然，則陛下罷兵。”就是說，皇上您要么治我的罪，要么罷兵。剛烈如此，簡直魔癥了。

更魔癥的是，白居易認為自己做得還遠遠不夠。“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就是說，還有一些可以解救民間疾苦、彌補時政缺失、卻不好寫成奏章上諫，白居易都寫成詩歌，以便從街頭風傳到皇帝耳中。

這么做的好處有三：“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一是用樂府詩來開闊皇帝的視野，讓他在處理國家大事時，有更好的考量。二是報答皇帝恩賞，盡到自己作為諫官職責。三是振興詩道，以慰平生之志。新樂府創作既是他工作的延伸，又是他實現“趕杜超李”志向的手段。

由此，白居易的新樂府諷喻詩再次迎來高峰期。他將搜集來的“黑材料”，改巴改巴，全變成新樂府。最著名的，便是《秦中吟》十首。

今天，我們知道了“題材決定論”和“眼球效應”后，發覺飽含諷諫的《秦中吟》，之所以能破圈，從官場和文人圈中突圍出來，影響了“士庶僧俗、孀婦處子”，并不是它的藝術成就有多高，而是里面蘊藏濃郁的八卦味道。十首《秦中吟》，據說每首都對應一個炙手可熱人物、或一個鐘鳴鼎食家族。白居易收集了黑材料，不好、不敢、不能直接上諫，便以諷喻詩傳揚出去。

像官場小說，若是以某位仍在任上的高官為原型，其受關注的程度就特別高。譬如說，《秦中吟》中的《不致仕》，據說就是諷刺光祿大夫杜佑，笑他已老得“齒墜雙眸昏”，還戀棧名利君恩，置“七十致仕”的朝廷規款于不顧。

詩歌一出來，大家嘻嘻哈哈，指指點點，側目而視，不說是誰，但誰都知道是在說誰。很快，詩歌就在長安街頭流唱開來，弄得杜佑老臉紫紅，一口老血憋在心中，恨不得殺白居易而后快。這種恨意，甚至還延繼給了他孫子杜牧。

不過，八卦都具有很強時效性，當詩歌中的當事人相繼去世，同時代的知事人紛紛離世，《秦中吟》的魅影跟著風流云散，后世沒誰會在意那些詩究竟諷刺了誰，都是些不相干的人，有什么好圍觀的？年代越久，越讓人提不起興趣。今人如我者，只有在需要時，才會當資料翻一下。其思想性和藝術性，乏善可陳。

05

白居易搖搖晃晃，做滿兩年左拾遺，依例得升官。他自我感覺還不錯，皇帝卻晾了他半年。半年后打發他去了京兆府，做了戶曹參軍。白居易很吃驚，不知自己做錯什么了？為了帝業，他不惜與整個世界為敵，皇帝竟不領情。

萬丈雄心萬丈，突然像個被刺破的氣球，白居易開始偃旗息鼓。他笑中帶淚，寫下打油詩《初除戶曹，喜而言志》。大意是治國平天下的大志落空，但哪又如何？一切都是浮云，只要俸錢給足，廩祿上漲，能養家糊口，就萬事OK。“茍免饑寒外，馀物盡浮云”。

“喜而言志”，這個喜字，雖是反話，但在白居易那里，也不見得全是悲涼，按他的性格，這里面的確有幾分欣慰。精神的苦悶，換作了物質的滿足。

戶曹參軍任上一年，白母逝世，白居易辭官丁憂，移居渭上村。現在他又跟廣大農民“打成一片”了，按說，這種深入底層、扎根百姓的機會難得，合該是他大展身手的時候，可他不寫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以前寫諷喻詩，是左拾遺的使命所然，現在不做了，就沒有義務再寫。

吃力不討好，寫什么寫呢？恨他的人，可不止杜佑一家。在《與元九書》里，他說得很詳細：“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就是說，新樂府諷喻詩一出，他眾叛親離，成了過街老鼠，連家人都覺得是他的錯。以前之所以“雖千萬人吾往矣”，那是他以為皇帝會欣賞他的“一往無前”，并且還能得到相應獎勵，誰知“我欲將心向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還寫個啥呢？

鄉居時期，他寫什么呢？寫《閑居》：“心足即為富，身閑乃當貴。富貴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高蓋車里多憂畏，給個宰相都不換喲！寫《詠慵》：“家人告飯盡，欲炊慵不舂。親朋寄書至，欲讀慵開封。”懶漢嵇康偶爾還彈彈琴，鍛鍛鐵，自己什么都不做，混成了懶漢界的新高喲！一半是自怨自艾，一半是自得其樂。

仍是長詩，嘰哩呱啦，全是圍繞自己說事，有時樂富，有時憂貧。若蒙上名字，百分之八十的讀者，會當作現代人的打油詩。樂府諷喻之征不見了，樂府通俗之表卻保留下來了。可是，這種自說自話、自相矛盾、自圓其說、杯水風波的雜感詩，即便再通俗易懂，老百姓也沒興趣呀，田里地里忙著呢。

史學家分析，這時期不寫諷喻詩，還有一個原因，是丁憂后工作要重新分配，前程拿捏在他人手中，白居易怕別人使壞，所以不敢寫了。盡管這樣，白居易還是沒被朝廷“奪情起復”，甚至丁憂期滿，仍渭上滯留了一年半時間。

元和九年冬，白居易被任命為太子左贊善大夫。與太子有關的職位，基本上都是閑職。可這個閑職居然是正五品上！與戶曹參軍比，連升了三大級六小級十三半級！

升遷之快，不能用坐飛機形容了，而是坐時光穿梭機！不知是唐憲宗對白居易四年不寫諷喻詩的一次性獎賞？還是對他左拾遺任上所作所為的一次性褒揚？

安史之亂后，朝廷一直動蕩，皇帝是個高危職業。太子什么時候冷不丁一即位，贊善大夫這個閑職就有秒變要職的可能。白居易卻不滿意，多次寫詩嫌這個官職有點“冷”，加之上班路途又遠，還不如丁憂時每天睡到太陽曬屁股更舒服。“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而且，唐代官員的俸薪，應該分了幾條線，太子這條線，因為是閑職，同級相比，俸薪要差很多。白居易只能自我安慰：“勿嫌祿俸薄，厚即多憂責。何以養吾真，官閑居處僻。”

贊善大夫，相當于諫議大夫。盡管不是諍諫皇帝，白居易還是產生了專業對口的感覺。加之這期間，“永貞革新”失敗后的被貶官員，陸續被召回朝廷，白居易認為改革派的春天來了，便又躍躍欲試，不但上諫參政，且再次燃起諷喻詩的創作熱情。

但是，改革回暖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又被反對勢力扼殺了。劉禹錫、柳宗元、元稹等人再度被貶。恰在這時，宰相武元衡被刺殺，白居易上諫，呼吁盡快緝拿兇手。唐憲宗一籌莫展，惱羞成怒，反責怪白居易多嘴，超出了本職權責。反對派嗅覺靈敏，利用這乍現的時機，參了他一本，說白母因看花墜井而亡，白居易卻在丁憂期間，作了題為《賞花》《新井》兩詩，犯了“不度”之忌，“有傷名教”。唐憲宗以此罪貶他為江州司馬。

相對左贊善大夫是降了一大級，但相對于正八品下的京兆府戶曹參軍，仍高兩大級，俸錢一下子變成了“六七萬”。加之又重回帝官序列了，怎么看，都不吃虧。何況當時長安政治形勢復雜，遠離是非之地，并不是壞事。

可古代官員都有很重的京城情節，離開長安，白居易的心態再次失衡。新樂府諷喻詩自此幾乎在他筆下絕跡。在江州，如果說有諷喻詩，便只有《琵琶行》一首。才藝超群的妓女，小時候遭父母拋棄，后又被教坊中的五陵年少冷落，最后被商人丈夫涼一邊。細剖來，里面并沒有諷喻意，只是抒寫了大時代背景下，一個小人物的命運沉浮史。既是詩歌，也是小說（傳奇）。

同初聞李楊愛情一樣，白居易再次感同身受。自己先被趕出皇宮，后被逐出帝官序列，現在又被貶出京城，來到這地僻無音樂的潯陽，這種無法自控的命運，跟眼前的妓女又有什么區別？正因為這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哭得一塌糊涂。

06

就是在潯陽，史上最著名的長信——《與元九書》誕生了。在這封信里，白居易說了很多，既述說了自己的理想抱負、文藝觀念，及新樂府運動的因由與歷程，也感嘆這些年來他的苦苦堅持所帶來的委屈、艱辛與困倦。

感謝白居易這種愛嘮叨的性格，這對我們研究唐代的政治經濟、社會風俗、人文思想，以及他本人的心路歷程和新樂府的成敗得失，都有莫大好處。這么長的內心獨白，若多幾份，歷史研究者就會少費很多腦筋，少走很多彎路。

《詩經》的藝術特質是思無邪，表現內容是風雅頌，創作手法是賦比興，《詩經》帶給社會人心的影響是“興觀群怨”。從春秋到唐代，《詩經》一直在流行，甚至漢樂府也在流行。深得《詩經》和漢樂府真諦的新樂府，怎么就不行呢？這是白居易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的。

后世有評論家認為新樂府諷喻詩反映下層“急病”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上達“圣聰”，這樣一來，把詩歌的社會表達、現實批判、歷史存照、民情體現等功能給狹隘化了，甚至庸俗化了。

明代鐘惺在《唐詩歸》中則說:“元、白淺俚處皆不足為病，正惡其太直耳。詩貴言其所欲言，非直之謂也。直則不必為詩矣。”就是說，通俗易懂，不算元白最大毛病，元白最大的問題是不懂委婉含蓄，都是直接沖著主題就來，太不像詩歌了。

另一個說法則是，白居易是“站在社會外面反映社會”，“站在底層之上同情底層”，因為沒有杜甫的底層體驗，白居易的新樂府缺乏打動人心的痛感和力量，很難引起下層百姓的共鳴。

興觀群怨，現在的解釋是，興為聯想，觀是觀察，群是合群，怨是怨恨。進一步引申，興是詩歌的啟智功能，將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絞繞在一起，豐富人們的想象力。

觀是詩歌作為數據庫的功能，擴大人們的腦容量，以及對復雜人世的情感體悟，上位者則可以借此甄辨是非，作出正確決策。群是用詩歌來增加社會的和諧度與人心的凝聚力。怨則是讓民間疾苦以詩歌的形式呼喊出來，以此來“泄導人情”，緩解社會矛盾，就像人們用呻吟來減輕病痛一樣。上位者聽到社會的呻吟，也會做出相應的政策調整，從而“補察時政”。

如果白居易細心的話，就會發現，他所倡導的新樂府，因急于求成，只凸現出了“觀”和“怨”的功能，而“興”與“群”的功能則退居其次，甚至消隱不見了。就像火藥中硫磺、硝石、木炭的固有成分發生了變化，火藥的穩定性失衡，說炸也就炸了。

再者，事物要改善，得經歷三個階段，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諷喻詩算是提出了問題，可是，誰來正確分析問題？誰又來恰當解決問題？如果沒人，那提出問題，掀起輿情，制造混亂，除徒增煩惱和壓力外，還有什么意義？甚至如果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會被表相蒙蔽，根本無法直擊事物的核心。

我們不妨以《秦中吟》中最著名的《買花》為例。詩中說長安人酷愛牡丹，“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放在現在，這不是問題。滿足了物質享受后，有錢人家又有精神追求。這是一件好事。如果白居易不能證明，那些買花的錢，是公款消費，或是巧取豪奪之財，為什么要去批判呢？這只是商業價格的自由調控罷了。如果不是強買強賣，也沒將牡丹當作傳銷或期貨瘋狂炒作，你管人家價格如何？

若因這詩，牡丹交易被禁，那我敢肯定，不但富貴人家不樂意，花農更會恨不得殺之而后快。為什么？因為白居易摧毀了一個已培育成熟的市場、一份很有前景的事業，一樁能擺脫貧困的營生，一個能用精神產品賺取物質生活的夢想。如果白居易能發現其中的商機，完全可以建議皇帝擴大市場需求，再對花卉交易課以重稅，以此緩解朝廷的財政之急。

現在都說，中國封建王朝滅亡最大的原因，是每到王朝末期，都會面臨人口過剩、豪強兼并土地嚴重、耕者無其田的矛盾。這差不多就是一個死結。白居易就算知曉，也無法解決。

再是，王室與官僚集團同時取利民間，這個矛盾也無法調和。封建社會微薄的生產力，要維系兩套人馬的奢侈生活，相當困難。當兩套人馬子又生孫，孫又生子，隊伍變得龐大起來后，對民間就只能“殺雞取卵”。溫和一點的說法是寅吃卯糧。直白一點，就是榨取百姓最后一滴血。

白居易一會兒勸諫皇帝和王族要節約。在皇帝看來，他屁股坐到官僚集團那邊去了。再一會兒，白居易又諍諫要杜絕官僚集團的貪腐。在官僚們看來，他這是撅起屁股窩里斗，沽名賣直。

欲緩解階層矛盾，讓社會永葆活力，須損有余補不足。有幾個肉食者不清楚？可又有幾個能拿起刀子對自己下手？白居易寫諷喻詩，既想救百姓，又想換“積分”，以兌取更顯赫的職位、更優渥的收入。中年后的白居易，簡直稱得上紙醉金迷，年收入都不知有多少戶“中人賦”了。但他嫌多了嗎？沒有。有質疑過官僚薪水制度嗎？也沒有。正因如此，有史學家認為“白氏理論與實踐自相矛盾,暴露出了他的雙重人格”，“其詩論實為欺世之談”。

07

《與元九書》不是白居易的戰斗檄文，而是偃旗息鼓的反省。白居易認為新樂府害了自己，他不想再兼濟天下了，他要獨善其身。而其實，“兼濟天下”只是白居易的手段，目標就是為了“獨善其身”。

白居易一直在為過上富裕生活而努力。他對薪水異常敏感，幾乎每換一個工作，提筆就會寫到俸錢，也多虧有了這些詩，我們現在研究唐代官員的生活水準，有了直觀數據。

白居易也挺看重世俗的顯貴。這從他對官服顏色的追求，就可以看出來。任校書郎時間稍長，他就有“青衫不改去年身”的詩句。今年穿在身上的，還是去年的青色官服啊。這是嫌升遷太慢。

任主客郎中，有詩題為《初著緋戲贈元九》。著緋，穿紅色官服，表示官至五品。心情好，才會跟好友元稹顯擺。任秘書監當天，作《初授秘監并賜金紫閑吟小酌偶寫所懷》。賜金紫，則是指賜紫服的同時，還賜金魚袋。唐制，三品以上，穿紫色官服。佩金魚袋，則是紫服中的顯貴。白居易自然要小酌幾杯，寫一首詩，抒發一下內心的興奮與感嘆。

跟他的名字一樣，白居易對宅庭的渴求，也超乎尋常。還在校書郎任上時，他就急巴巴去老家渭北下邽縣購了宅子。月俸一萬六千的校書郎，除日常開支，略有盈余，哪有購房資金？只能動用母親的養老金。

從江州司馬到忠州刺史，共五年。召回長安第一時間，白居易又購買一套舊宅，并大興土木，進行改造。“但道吾廬心便足，敢辭湫隘與囂塵。”很顯然，隨著這套住房的改造完工，白居易已完成祖父的遺愿，不但避開了“湫隘”，還躲開了“囂塵”。

出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時，白居易又在洛陽履道里購買了柳宗元岳父楊憑的豪宅：“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我看過這宅的平面圖，簡直就是一座園林。經裝修擴建，宅院煥然一新。白居易的祖父這時若還活著，一定會被園中的豪奢驚掉下巴。

晚年白居易好賞歌狎妓遛馬，與其說“妻孥熙熙”，不如說妓妾攘攘。與其說“雞犬閑閑”，不如說駿馬歡騰。家中長年蓄妓百名，一旦容顏稍丑，聲音稍老，就及時更換。“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十年換了三茬歌妓。即便是櫻桃小口的樊素，楊柳弱腰的小蠻，說換也就換了。

“感二郡之雄，慕刺史房孺復、韋應物之尊”，十七歲那年，走馬蘇杭的白居易，便給自己訂了目標：“異日蘇杭茍獲一郡足矣”。后來他真的夢想成真了。或許正因如此，也使得他與權力巔峰失之交臂。要知道，元和三年，與他同入翰林院的五人，后來都做了宰相。

史學家趙翼在《甌北詩話》中，對白居易作出如下評價：“可見其茍合茍完，所志有限，實由于食貧居賤之有素，汔可小康，即處之泰然，不復求多也。”茍合茍完，意思是差不多就滿足了。就是說，白居易理想的天花板并不高，小富即安。他沒有大格局、大襟懷，也沒有堅定不移、一往無前的大志向。

所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其善”的儒家理想，白居易就是提提罷了。這種標準答案，儒家子弟，誰不提呢？只是很多人的文字被歷史湮滅了，《與元九書》則尚存。后世有人用這話給白居易貼標簽，其實大謬不然。事實證明恰恰相反，白居易走的是一條“窮時欲濟天下，達時則善其身”之路。

白居易常在詩中，唱衰自己，后世之人，聽聽也就罷了，畢竟抒寫愁苦貧窮比抒寫快樂富貴，更能獲得審美詩意。韓愈更是直戳本質：“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你得打個三五折，才與白居易的真實狀況匹配。

盡管這樣，在人生各個階段，白居易還是有不少自鳴得意、富貴逼人、炫權炫勢炫財炫宅的小詩從筆端愉快流出來。雖沒多少美感，成不了名篇佳句，奈何白居易高興，忍不住啊。而這種無法自抑的興奮勁，就不必給他打折了，那才是他當時心情的真實寫照。

總的來說，白居易一生算是波平浪靜，順風順水，心理雖有失衡，卻非常短暫，且都被他愛嘮叨且富有阿Q精神的詩歌給化解了。就是說，他很容易說服自己。白居易的幸福指數與唐代其他詩人相比，高出了不知多少。然而，文章憎命達，白居易寫嚴肅文學，無法寫出杜甫那種痛感。

08

有一則心靈雞湯是這么說的：奮斗就是每天都很難，但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奮斗就是每天都輕松，但一年比一年難。怕吃苦的人吃一輩子苦，不怕吃苦的人，吃一陣子苦。拼一個春夏秋冬，贏一個無悔人生。

這則雞湯是針對現代中學生的，看起來很空洞，如果對標杜甫和白居易的話，則是量身打造。杜甫與白居易，都是官宦世家出身。大小官僚，構成了他們的親戚網。杜甫是家中老大，白居易是家中老二，按說杜甫比白居易要更懂事一些，可事實恰恰相反。

十六歲出品的《賦得古草原送別》，里面呈現諸多超越年齡的珍貴品質。而杜甫呢？“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十五六歲的杜甫，像患了躁動癥的猴子，而且嘴饞得很，一天偷吃千回啊。

不同的心性，決定了不同的命運。杜甫玩得不亦樂乎之時，白居易已經在埋頭苦讀了。四書五經，詩賦文章，白天黑夜，輪番上陣，以至口舌生瘡，手肘生繭，膚暗皮枯，牙齒搖動，頭發灰白。甚至還患了飛蠅癥，眼前黑影亂飛。一副未老先衰的慘樣。

苦讀14年，白居易29歲拿下進士。“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29歲還是金榜題名中最年輕的一個，可見唐代進士之難考，主要還是錄取人數太少了。這也是唐代“五十少進士”的原因。五十歲考上進士，都算年少的。

白居易是先苦后甜，杜甫則是先甜后苦。杜甫雖有才華，卻不愛死讀書，酷愛四處窮游。他自己則說是“壯游”。少年騎瘦馬，萬水千山跑遍。杜甫缺乏直面困難的毅力，也不具備十年磨一劍的心性，24歲那年，他隨便參加了一下科舉，未中后就再不考了。他的老大李白，甚至連參加科考的勇氣都沒有。杜甫追隨他，一起閑逛好長一段時間。

然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憐這個“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的才子，后來竟落得個20年干謁無門，直到44歲才補為左衛率府兵曹參軍，相當于掌管兵甲器杖門禁鑰匙的倉庫管理頭目。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詩歌寫于安史之亂前夜，當時杜甫剛得到兵曹參軍之職，由長安前往奉先縣，回家探看妻兒。詩的前半部還在“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很是憤懣。

后半部卻畫風一轉：“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一個志大才疏的父親形象躍然紙上。連自家的孩子都餓死了，你還憂什么黎元？你拿什么來憂黎元？他又不是馬克思，直接給人類社會進行頂層設計，有好工作也辭而不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學打怪升級的標準程序，杜甫甚至連修身都沒做好。

李白的干謁之路一度很成功，成了唐玄宗的御用詩人。杜甫很想學他。可情商遠不如李白，李白的風流俊逸，他只學到了表皮。長安十年，權貴只在詩會上與他玩，詩會散了，立馬形同路人。杜甫以詩干謁，四處碰壁。這個拋妻棄子、一臉窮酸的傻冒，沒有做官的才能啊。人家眼睛毒著呢。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命運仿佛注定了杜甫只能做一個底層詩人。前半生他沒經濟壓力，四十年閑逛，佳作寥寥。自從京城返回奉先縣，帶著一家人輾轉流浪后，杜甫從此開啟了創作上的“開掛人生”。

在四川奉節，為養活一家子，杜甫又是租公田，又是買果園，并擼起袖子，親自下田。正是這種勞動體驗與家國情懷的完美結合，杜甫迎來了創作的井噴期。兩年不到，就寫了430多首詩。其中包括《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諸多名篇。

國運頹廢，民生凋弊，家事慘淡，痛徹肺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三五句格律詩，已不足以表達心中的憂憤，很自然，杜甫就將古樂府挪作今用。因事命題，隨心而賦，“三吏”“三別”，紛紛出籠。其憂國之心，憂民之情，九曲回腸，感人至深。可以說，杜甫一不小心，就混成了新樂府諷喻詩的開山鼻祖。真正做到了白居易所追求的“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年輕時的窮游，讓杜甫對祖國萬里山河，有一種沉浸式的眷戀，心身俱愛。晚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又讓杜甫對底層百姓的悲慘命運，有一種深入骨髓的體悟。他是封建時代少數幾個真正有家國概念的詩人，萬家憂樂掛心懷。

不像白居易，創作沖動來源于書本理念，創作素材來源于二手材料，創作目標是沖著鞏固皇帝座位去的。正因為如此，其諷喻詩的藝術成就，遠不如杜甫。他做不到像杜甫那樣，隨時隨地，一張口，就能憂己窮以及人之窮，愁己困以及人之困，一點做作的痕跡都沒有。從“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直接過渡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逼格高得直沖霄漢，白居易如何比？

白居易根本沒有“人我同一”觀念，也沒有發自肺腑的家國概念。面對水深火熱的社會，他一直把自己置于旁觀者的位置，既沒有沉浮與共的疼痛感，又沒有休戚相關的責任感。大多數時候，他都在活在自我里，為些小憂小愁，斤斤計較，討價還價。

白居易嫌李杜符合《詩經》六義的詩歌太少，歸根究蒂，還是嫌李杜批判社會丑惡、關心民間疾苦的佳作太少。可他不知道，等嫌棄完，自己就完全放棄了諷喻詩的創作。白居易現存詩歌總量是杜甫的兩倍余，諷喻詩卻不如杜甫多，名篇更差之甚遠。

09

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白居易的嚴肅文學創作陷于了死胡同。揭露社會黑暗，關注底層命運，解剖人性險惡。結果上層不喜歡，下層不關注。對緩解社會矛盾、推動文明進步，也毫無作用，甚至恰得其反。

晚年白居易，用實際行動，走到了他早年詩歌理論的對立面，活成了自己年輕時憎恨的模樣。白居易最受爭議的一首詩，寫于公元840年。題為《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意思是說，你們這班人戀權貪勢，陷得太深，才會招致禍端，就像嵇康與李斯，現在想要后悔，也來不及了。語氣頗為幸災樂禍。

那年白居易68歲，任太子少傅，正是他寫“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閑人”之時。詩中所說之事，是殘酷的宮闈政變，史稱“甘露之變”，上千人頭，紛紛落地。唐文宗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遭反動勢力阻撓，最后被宦官拘禁，郁郁而終，年僅31歲。朝廷動蕩，國策改弦易張，面對如此劇變，二品高官竟一副事不關己的口吻。末了竟說人家不如自己知進退，卷進了爭權奪利的漩渦中。

這時的白居易的確老啦，他占著茅坑不拉屎，只為俸薪。這個年紀，他不但不迷權勢，連“櫻桃口，小蠻腰”也沒興趣了。玩不動啦，他開始遣散家妓、賤賣駿馬及各種珍玩，把大量錢財捐給寺廟。今生已滿足，他還要修來世。

此舉相當于助紂為虐。要知道，軍事割據和僧侶資本是唐朝滅亡的罪魁禍首。唐朝遵循隋朝，對寺院廟產不征稅。到武則天時期，初唐頒布的均田制已全面崩潰，大量自耕農一部分去當兵。另一部分，則進寺廟做佃戶。甚至很多自耕農沒有破產，為了合理避稅，也把自己的土地獻給寺廟，甘愿去做佃戶。另有很多大地主，在自己地盤上，大造寺廟，招募僧侶，成為寺廟資本的背后控股人。朝廷完全被軍閥、地主和僧侶架空，少得可憐的稅賦，很難維系國家運轉。白居易“不濟蒼生賄鬼神”，完全是倒行逆施。

劉禹錫在《酬樂天醉后狂吟十韻》中，這樣評價白居易：“散誕人間樂,逍遙地上仙。詩家登逸品,釋氏悟真筌。吏隱情兼逐,儒玄道兩全。欲向醉鄉去，猶為色界牽。”真是太恰如其分。只要是認為有利于己身的東西，白居易都會沾一沾。無形中，他的人生真達到了某種圓和與平衡。“中庸”一詞，白居易算是做到了頂格。

新樂府運動，反倒是他中庸人生中惟一的沖動。

10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是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的觀點。對新樂府的修辭、敘事、內容、體裁，都作了明確規范。總之，作詩就要通俗易懂，直截了當，不遮掩含蓄，不迂回曲折。

民間甚至還有傳說，白居易每寫一首詩，都要念給婆婆姥姥聽，聽不明白就修改，直到聽明白為止。白居易太想發揮新樂府的最佳效力了，除“泄導人情”外，白居易還想利用這些口語詩，給底層百姓進行文化掃盲，可惜沒人理他。

有意栽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文化掃盲之功，竟被一桃色事件給承擔了。中國古代，有個陋習，同性戀成風。明代才子張岱，文字美得讓人心碎。幾百年后，仍有無數女粉為之迷醉。然而這家伙卻是個雙性戀，并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竟在蓋棺定論的《墓志銘》中，得意洋洋地宣稱自己“好美婢，好孌童”。

元白兩人是不是同性戀，史上未有定論。但很顯然，兩人并不忌諱這種暖昧，“死生契闊三十載，詩歌唱和九百章”。《唐才子傳》評價他們“雖骨肉未至，愛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兩人的關系究竟好到什么地步了呢？這里隨便挑些詩句，大家不妨讀讀。

“今來云雨曠，舊賞魂夢知。”“好去鴛鴦侶，沖天便不還。”“美人醉燈下，左右流橫波。王孫醉床上，顛倒眠綺羅。君今勸我醉，勸醉意如何？”“渺渺江陵道，相思遠不知。近來文卷里，半是憶君詩。”“憐君獨臥無言語，唯我知君此夜心。”“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夢中握君手，問君意如何？”“當時叢畔唯思我，今日欄前只憶君。”“我今因病魂顛倒，惟夢閑人不夢君。”“當年此日花前醉，今日花前病里銷。獨倚破簾閑悵望，可憐虛度好春朝。”“是夕遠思君，思君瘦如削。”“何況今朝杏園里，逢盡閑人不逢君。”“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

相思呀，云雨呀，鴛鴦呀，魂夢呀，兩人指名道姓的唱和詩，太多這類讓人臉紅耳赤、牙酸肉麻的句子了。因通俗易懂，曉暢易記，街頭不識字的張三道聽途說后，腦筋稍轉，就記住了。轉頭現炒現賣，吟給隔壁的麻子姑娘。把姑娘弄得滿臉羞紅，嬌憨至極。讓張三心癢難耐，成就感滿滿，愛煞這等“泡妞神器”。

元稹做越州刺史，白居易做杭、蘇刺史，兩人書信更為頻繁。那幾年，郵吏背著詩筒，騎著駿馬，呼嘯而來，呼嘯而去，就為他倆傳詩遞情。但見一騎紅塵飛來，百姓便紛紛簇擁向前，只想知道這回詩信，又有幾多曖昧基情？元白也不避嫌，詩信一來，閱后便公開，公開就流行，紅遍東南各大城市。

對這種現象，杜牧咬牙切齒，厭惡至極。“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現在看來，元白這種唱和詩，被當時莊雅詩人鄙薄的程度，應該跟現在嚴肅詩人瞧不上口水詩和下半身詩歌差不多。而元白唱和詩在唐朝，就相當于現代口水詩和下半身詩的混合體。

真是悲哀。元白希望通俗曉暢的新樂府，在目不識丁的老百姓中傳播，以達到文化啟蒙的目的。結果呢，新樂府諷喻詩甫一開始，就遭上層怒懟，下層漠視，元白很快蒙圈，并由此歇菜。可沒想到，諷喻詩沒在民間流行，反倒是兩人的“香艷詩”，傳得大街小巷，僻鄉俚村，到處都是。

事實一再證明，人們并不特別關心自身疾苦是否在文字中得以呈現，因為現實生活中的疾苦，遠比詩人筆下的疾苦要深重得多。人們也不想通過這些苦難文字，重溫內心的痛感和絕望。反倒是元白這種基情四射的唱和詩，引起了他們的興致，這里面既有八卦，也有稀奇，還有無數唏噓和感慨。相對寄身他人的弱女子，或許每位男子都希望自己有這么一位肝膽相照、互相扶持、共赴時艱的哥們吧？

有網友總結了元白之間的關系：“志同道合，喜惡相近，志趣相投，三觀相近。同飲同醉，同行同止，同棲同息，同床共枕。勢均力敵，互尊互重，相敬如賓，相濡以沫。情深意厚，榮辱與共，相思相憶，千里神交。一心同體，如漆似膠，云垂雨合，緣定來世。”千萬別以為這只是一堆詞語胡亂堆砌，要知道這堆詞語，都可以找到出處，換句話說，這里每一個詞語，都有兩人一段動人的故事。

有恩，有怨，愛了，恨了。在別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淚，從而忘卻自身在這個世界的尷尬和困苦，反倒成了文學最實在的功能？換句話說，老百姓并不需要文學給自己實質性幫助，甚至也不需要文學傳道解惑，能力提升。他們只需要文學能帶自己暫時離開現實一會，在虛幻時空，淚一番，笑一番，感嘆一番，然后重回苦逼現實。像在水里憋久了，要伸出頭來，透一口氣。

文學就是那口氣。或許正因為這樣，與現實生活隔得很遠的金庸及現在的網絡作家反倒火了？

在反對派面前，元白唱和詩，像是挖了儒學倫理綱常的根，將市井鄉村的純樸赤子，都變成了浪語淫詞之徒。當我們用現代尺度去審視時，會覺得這些詩稀松平常，一點情色的影子都沒有，如果當時真能流行街坊鄉村，并以此文化掃盲，未必不是元白巨大的功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樂府諷喻詩敗了，雜律閑適詩卻火了。

正如杜牧擔心元白唱和詩會污染民間風氣一樣，我也好奇，諸如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之類的小黃書，借科普之名，行淫穢之實，卻被上層社會津津樂道，捧若至寶，由此會不會攪亂達官貴人的人性正途和儒學初心呢？

11

畢竟基情不是主流，當元白先后離世，八卦沒了時效，后世百姓不再關心前朝官僚的私事，那些唱和詩也就失去了文化掃盲的功效。大浪淘沙，白居易最后流傳民間的，還是得數《長恨歌》《琵琶行》兩首。

“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這是唐宣宗對兩詩傳播廣度和深度的官方認證。千年后，兩詩先后進入中學課本，一茬一茬的學子，就算背不出全文，但“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之句，皆順手拈來。兩詩情感真摯濃烈，字詞千錘百煉，讀來滿齒噙香。

但是，細剖兩詩內容，依然透著濃濃的八卦味道。愛情、皇帝、皇妃、妓女，都自帶流量，且永不過時。況且其中一位，還是中國四大美女之一。千百年來，由少及老的男人，對她寄予的異想與夢念，自會加持詩歌的歷史傳播時空。

文史家普遍認為，寫同一段歷史，元稹《連昌宮詞》的思想深度及反思力度，可絕殺《長恨歌》。但《連昌宮詞》寫雜了，主題太散，立意過深，以致很早就蒙塵于繁浩的卷帙之中。《長恨歌》則只沖著愛情下手，所以能“一顆恒久遠，愛意永流傳”。

自喜歡上新樂府諷喻詩后，白居易不太看得上閑適詩，認為只有小情趣，無《詩經》大義。謝眺的“余霞散成綺，澄江凈如練”與鮑照的“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被白居易拿來狠批，認為句子雖美，卻是為寫景而寫景，沒啥意義。又說“風雪花草之物”，《詩經》也有，但那是比興手法，先詠自然之物，以引出所詠主題。

然而令白居易想不到的是，除《長恨歌》《琵琶行》外，他讓后世迷戀有加的妙句，大多出自閑適詩。比如《錢塘湖春行》：“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憶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花非花》：“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云無覓處。”……

這些妙句，都是寫景，沒有比興，只為心靈愉悅，跟他批判的鮑謝美句，好得如出一轍。并且，更通俗，更接地氣。

顯然，白居易的詩觀過于狹隘片面，連他自己都做不到，人們又怎么會按他的要求去審美呢？每個人有自己的閱讀和審美選擇。而且，歷史已證明，當人們的選擇成為集體無意識時，反倒是順應了時代的正確審美潮流。

回頭想想，這些年，為狙擊網絡文學“入侵”，我們為青少年推薦了多少書目？而為扶持嚴肅文學創作，我們又救濟了多少門可羅雀的刊物？究竟能起多大的社會作用呢？百年后，其功過是非，就讓后人祭告枯冢中的我們吧。

文學的審美及需求，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誰也無法阻擋。絕大多數時候，文學也并不具備改變時局制度的能力，甚至連移風易俗都做不到。信息時代，百業興旺，人們視野開闊，“興觀群怨”的獲得和達成，早不靠文學一途。比文學更快捷的方式，多得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只需文學換口新鮮空氣，也就是它的娛樂功能。所以，那些感動人、迷幻人、溫暖人、鼓舞人的作品，才能大行其道。

從小到大，一直處在競爭選拔下的人們，不需要拿文學來規范和提升自己，以灌輸學問為目的的專業書和工具書已汗牛充棟。人們選擇文學，只想好好享受一下，稍稍放縱一下，適度休整一下。如蛛網般遍布的社會制度和法則一直在規范人心、束縛人心，人們不再需要文學打磨心靈了。疲憊而受傷的心靈，需要溫言細語，需要輕揉慢撫，需要吸一支煙霧，飲二兩甘醇。所以，得派一個文學的丫環來，不需要一個文學的老爺。

文學既然連改變人心的能力都不具備，又如何能做改革社會的大梁？白居易欲借新樂府“振臂一呼”，期待“應者云集”，實在是癡心妄想。

五四時期的“文學救國”之所以看起來很成功，是當時的文學搭上了革命的順風車，在種種愛國救亡的思潮和行動中，文學只要順應潮流就可以了。白居易、元稹、李紳他們敗了，是他們想把文學當作社會變革的發起者。陳獨秀、魯迅、胡適他們勝了，是他們幸運地趕了一個大變革時代。至暗時刻，人心麻木，按摩無用，需要錘打。文學的小榔頭，與革命的大鐵錘，叮叮當當，同頻共振了。

只是，歷史的書面總結，終究掌握在文人手中。變革成功后，文人在歌功頌德之時，總愛給文學臉上貼金，讓學子們信以為真。然而，稍微夸大文化的先鋒作用是可以的，畢竟文化的內涵很廣，包羅所有社會人文思想。可過分夸大文學的作用，對整個國家民族，都是有害的。對文學本身的發展，也無益處。

那么，新樂府運動的春天在哪里呢？如果白居易晚出生半個世紀，跟搞農民起義的黃巢碰上了，新樂府諷喻詩這時或許就找到了施展抱負的空間，成為農民軍的號角與旗幟、精神與動能。那時寫“滿城盡帶黃金甲”的黃巢一定會成為新樂府運動的主將。可是，中庸了一輩子的白居易，敢跟黃巢玩在一起嗎？呵呵。

還是那句話，新樂府運動只是白居易生命中的一個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