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東西帶給人的感覺是長久的。丁玲帶給我們的感覺，不管是作品還是人品皆是美好的。也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作為同鄉人，我從孩提時代起就接觸、了解丁玲作品和丁玲故事。后來，又有幸在丁玲出生地黑胡子沖所在的鄉鎮佘市橋鎮工作了8年。

再后來，2016年，因為丁玲故居重建和布展的事，我輾轉去到北大荒和北京追尋丁玲的足跡，與丁玲的丈夫陳明，子女蔣祖林夫婦、蔣祖慧夫婦及孫女胡延妮作過交流和互動。對比其他研究丁玲的同仁，我似乎離她近些。

越來越多有識之士對丁玲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予充分肯定，對丁玲一生理想信念執著追求的精神給予充分肯定。這種肯定是發自內心的，尤其是丁玲家鄉人更加強烈而篤信，在他們的精神城池上，丁玲已經立成一座豐碑。

我想從四個層面探討丁玲對當代文學生態的影響。

一是紅色的政治生命。從成為文學青年，踏上革命道路那一刻起，丁玲就打上了鮮明的政治標簽。她不僅以現代女作家著名，還以革命作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重要位置。丁玲在她第一個創作期勃發期1927年至1929年之后，就轉向革命文學陣營，成為一名文學運動的先鋒分子。

丁玲是新女性旗手。丁玲作品中新女性人物在苦痛中沖撞煎熬，作困獸斗；革命女性捐棄個人情感而獻身革命。她是屬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前衛而最有覺醒意識的新女性作家杰出代表。

丁玲是左翼作家健將。她主編的《北斗》，團結進步文人，積極扶持文藝新人，她從來稿中發現了李輝、蘆焚、葛琴等作家，著名詩人艾青的第一首詩就發表在《北斗》上。她認為，所有理論，只有從實際斗爭中，才能理解得最深刻而最正確；所有的舊感情和舊意識，只有在新的，屬于大眾的集團才能得到解脫，也才能產生新感情和新意識；要產生新作品，要放棄優越的環境，穿起粗布衣，到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的隊伍里去，為他們，同時也為自己（大的自己）的利益而作艱苦斗爭。在左聯時期，丁玲促進了左翼文學的現實主義不斷深化，帶來革命文學的藝術成熟。

丁玲更是解放區文學引領者。1933年，魯迅在接受一位外國人采訪時曾說，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丁玲是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無疑，丁玲1936年抵達延安時，給陜北帶來一股崇尚文藝的新的風尚。

二是內涵豐富的革命文學道路。丁玲一生充滿了悲憫、傳奇和坎坷，道路是曲折的，她卻始終積極向上。丁玲從封建家族出逃，十八歲離開湖南前往上海，鍥而不舍地踏上一條追求光明之路。處于當時動蕩不安的時局，一位年輕女性敢于放棄優渥環境追求夢想，這需要多大的勇氣。1936年9月，丁玲在黨組織幫助下逃離南京，11月輾轉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延安，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丁玲以異常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火熱的戰斗中，她一手拿槍，一手拿筆，為解放區扛起文藝戰旗。1958年6月29日，戴著“右派”帽子的丁玲走出黑龍江密山火車站，開啟了12年北大荒勞動生活。這一時期的丁玲忍辱負重，用樂觀豁達的態度和當地人民和諧相處，詮釋了一位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

三是率真的人格魅力。從少女到老孺，從上海到延安到北大荒，從北京到愛荷華，丁玲主動投入到革命文藝火熱的生活中，她的朋友遍天下。加入左聯，是她變成文藝斗士的開始。在左聯這個陣營中，她不僅得到文藝熏陶，還歷練了革命者的血性。

丁玲抵達延安后，立刻給延安帶了文藝新風，這對于艱苦條件下的延安軍民，無疑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她和作家吳奚如等在延安發起成立“十八路集團軍戰地服務團”，作為軍委任命的西北團主任，團結帶領一批文藝骨干，極大地活躍了軍地文化活動。

追求真理、追求愛情和追求內心的充實是丁玲一生的目標，到圣地延安去，到抗日前線去，到北大荒去，丁玲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在人生的每一個低谷，丁玲始終未曾放棄信仰，始終燃燒著內心的火焰，不管遭遇怎樣的艱難困苦，她都以一顆寬容的心面對，無怨無悔。惡劣的環境、不公平的待遇，絲毫沒有撼動她的信念。她也從未停止手中戰斗的筆，以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寫下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隨筆，用文字表達一位作家高遠寬闊的襟懷和無窮無盡的力量。

四是巨大的文學價值。1932年，美國喬治·肯尼迪翻譯的丁玲作品《某夜》發表。此后幾十年里，《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超過15種丁玲作品被譯介。1949年，《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被蘇聯譯成俄文出版后，又先后譯成德、日、波、捷、匈、羅、朝等12國文字出版。改革開放后，丁玲作品更是以各種形式出版和重印，傳播四方，被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熟知和喜愛。

在丁玲家鄉，丁玲不僅僅是一位知名革命女性作家代表，已經升華為常德人民心目中引以為傲的文化符號。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現在，丁玲精神已經成為文藝風向標，成為文藝工作者激情創作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