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梁瑞郴

我是在閱讀寫粟裕將軍的書籍時認識雄文的。

國內目前已公認張雄文是研究粟裕最為客觀準確的專家之一。研究即治學，治學是需要嚴謹的科學態度，是力戒虛構與假想的。而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與治學恰恰相反，沒有想象就沒有文學。雄文是二者兼具的優秀才俊。在弄文學的各種體裁中，除未見其創作詩歌外，其他的類別幾乎無不涉獵，而每每涉獵，都有傲人的成果。

我與雄文，有兩種情分。一是其父曾供職漣邵礦務局金竹山煤礦，而我也于那一時期曾在漣邵謀得一職，算是其父輩同僚。二是雄文曾就讀毛澤東文學院作家班，而我也為作家班學員傳道授業一二，算得上“廣義師生”。由此我們有了較多的交往，對他的了解，便不是“紙上得來終覺淺”了。

谷雨過后，春光式微，麓山夜雨之時，雄文寄來了他的散文集《白帝，赤帝》，因作品大部分是其近幾年游歷山河之作，故謂之行走文學。作為同道，我愿意用文字釀一杯薄酒，為其壯行。

我讀雄文散文，盡管閱讀中幾度老眼昏花，但仍不忍釋卷，幾乎是一氣將其讀完，除了我上述的情緣之外，更在于其作品的文質俱美，讀之如飲醇酒。非常湊巧的是，作品描述的許多行走之地，我大多去過，讀雄文的文章，恰似故地重游，尤其是他作品中描寫的獨到發現，又給了我一個拾遺補闕的機會。近幾年來，我和雄文有了更多交集，常常在一些筆會相遇，而筆會之后，他往往總能以厚實之作，給文友許多驚喜。

東坡有言：“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讀萬卷書，是足可通神，而行萬里路，我以為也是另一種通神。

雄文的散文，不少作品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在現實的生活中，歷史的鉤沉中，藝術的路途探尋中，有三條行走的路徑。

一是在生活的路徑上堅實地行走。一個作家，豐富的游歷是其見識必不可少的積累，即所謂生活的閱歷，不可或缺。屈子湘楚放逐，李白仗劍遠游，子厚謫居漂流，東坡貶謫浪跡……不管是自我的遠足，還是貶謫的遷徙，都是行萬里路啊。雄文的行走，多為名不見經傳的地方，而這些地方在他的筆下，總可以現出別樣的風景、人事的獨特。在白帝城，在陽雀坡，在穿巖山，在株洲云龍，在長沙雨花區圭塘河，他總能在這些風景中尋覓到不一樣的感受。

二是在歷史的路徑中探微發幽，燭見歷史的深處。歷史往往是現實生活的最好參照，知古鑒今，撥云見日。雄文的這類散文，善于在對歷史的精雕細刻中，翻出新意。如《白帝，赤帝》一文，從少昊、太昊寫起，繼而周王朝，繼而漢高祖劉邦，繼而王莽篡權，繼而公孫述，繼而蜀主劉備，王朝更迭，煙云四起。圍繞白帝和赤帝，將正史與野史雜糅攪拌，風云際會，縱橫捭闔，然而作者筆出新意，在城頭變幻大王旗中，鐵騎突出，引出一撥又一撥文人墨客，這場由李白領銜的盛大詩會，陣容豪華，杜甫、陳子昂、白居易、劉禹錫、蘇軾、黃庭堅、陸游、范大成、王士禎等，列隊步入，作者寫到“他們吟誦的聲音托起了白帝城頭的云霞，將高峽上懸浮的這座城迷離在詩歌的平仄與韻律里”。

意猶未盡，作者最終筆鋒滿含情感，更翻出一片嶄新的意蘊。“多年后，當我立在白帝城頭，用目光一遍遍摩挲李白、杜甫、白居易們遺落在云端里的背影，似乎終于明白，他們早已超越了白帝、赤帝，是這座城真正的王者。”這就在歷史的迷霧中撥靄見晴，展示了作者的真知灼見。盡管作者筆下傾情描寫的人物，都立于歷史的潮頭，但在唐宋詩人構筑的詩歌帝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

三是在藝術探索的路徑中堅持自己的風格。散文的過度抒情，缺乏堅實的敘事能力，是當下散文界較為普遍的一個現象，所謂空洞，往往便是由此而生。雄文是傳記作家高手，在敘事的過程中，他力求敘事的精準，在此基礎上，注意句式的變化，音律的起伏，語意的創新，在平實中見奇巧，在變化中見生動，使敘事不再呆板、澀滯。

從雄文創作的基本狀態中，我得到一種啟示：行走，往往是一個作家必不可少的功課。但最關鍵的是，我們應該拓寬行走的范疇，不僅僅是大地的丈量，還應包括對生活的分解、抽象與提煉，這才可能打通歷史與今天，現在與未來，生活與藝術，表現與升華的互通的隧道，把作品寫得厚實與沉穩，充沛而豐贍。

（《白帝，赤帝》，張雄文著，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該書序言，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