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編輯是編輯群體里很特別的存在。人人都在為互聯網流量焦躁的時候，他們在靜心編古書，同時積極吸納先進玩法，為古籍出版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從此次訪談的情況看，如果非要給古籍編輯打一些標簽，“為熱愛而駐守”“安靜卻不閉塞”“新派古籍人”……或許更為妥帖。本期《中國編客》邀約了多位古籍社、學術社或資深或新銳的編輯，聽他們講講自己的出版生活。下期，我們將繼續呈現“古籍市場的新變化”等話題。

我為什么成了古籍編輯？

——我所做的，就是我所愛的

◎程魯潔（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古籍編輯室副主任）：2011年，我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工作。因為我是古代文學專業畢業的博士，所以到國圖社后，被分配在古籍編輯室從事古籍出版工作。到國圖社前，我在日本居住了幾年，其間雖然也去日本大學的圖書館借閱圖書，但接觸中國古籍的機會較少。來到國圖社古籍編輯室工作，每天接觸古籍稿件，尤其是看到那些優美的古籍刻本、稿本的電子版和打印稿，一種熟悉、喜悅的感覺撲面而來，好像又回到了讀書時期去圖書館借閱古籍、研究文獻的時光，這時我才明白對古籍的喜愛已融入我的生命，也堅定了我將古籍出版作為畢生事業的信念。

◎孔偉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文獻出版中心古籍編輯）：我是34歲“大齡”轉行的出版人，這個月是我從事古籍出版工作的第7個月。轉行前，在演出行業做了近8年的品牌宣傳。疫情開始，演出行業迎來大蕭條，我也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選擇，常常看著自己朋友圈的簽名“居陋室，在尺牘間，于故紙堆，尋唐風宋雨、著族科第之大觀”無限悵然。2021年下定決心離職，準備用兩年時間去實現幾個積攢已久的愿望，其中一個便是創作完成一本書。這本書和古籍有關，是一本地域性的科舉研究作品。科舉類的古籍文獻，我大概關注了10年，創作完成這本書，算是對自己的潛心熱愛做了階段性總結，也彌補了未能讀研讀博的缺憾。創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還順手建了兩個簡單的科舉文獻專題數據庫，學習動手做了幾本線裝書。大概托了朋友圈那句簽名的福，座右銘不僅僅鼓舞著自己堅持對古籍的熱愛，也給自己帶來了好運，被老師引薦加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文獻出版中心。出版工作真的很辛苦，幾乎每晚都有同事主動加班到很晚才走，我曾打趣“原來大家每天加班，是因為可以欣賞到日落和晚霞”。出版行業薪資真的很低，與上一份工作相比，我的年收入大概少了近三分之二。

◎劉玉林（齊魯書社副總編輯）：我是2006年從山東大學碩士畢業后來到齊魯書社工作的。在校讀書時，正好和導師做“明清小說傳播研究”項目。書稿完成后交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負責與出版社打交道，一來二去，對出版社有了大致了解。畢業時，也有留校做輔導員、去駐濟高校任教職的機會，但因為做了一點出版實務，所以對出版躍躍欲試。導師說，你是學古代文學的，最好去古籍社，就推薦我到了齊魯書社。可以說既算是“誤打誤撞”“歪打正著”，也算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入職后先到一編室工作，從助理編輯做起，主要做文學類，參與的第一本書是《二十四卷抄本聊齋志異》；后來調到二編室工作，做了不少古文字、歷史類圖書，如《陶文字典》《海岱古族古國吉金文集》《開國六十年》等；再后來又調到四編室工作，參與古籍影印項目，如《宣統山東省志》《山東省歷代府州志》《孟府檔案全編》《歷代叢書匯纂（第一輯）》等。擔任副總編輯后，就側重選題策劃方面了，如《曹貞吉全集箋注》《錄鬼簿及續編校訂箋釋》《王懿榮書札輯釋》《陳介祺研究》等。

◎胡寶亮（岳麓書社重點項目和學術著作編輯部編輯）：我其實不是一名嚴格意義上的古籍編輯，因為除了編古籍，也編歷史類學術著作與人物傳記，但學術著作與人物傳記也會引用很多古籍，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會和古籍打交道。我在上大學之前，對歷史學就很感興趣。大學期間，閱讀歷史專業教材時已能發現一些錯字和知識性錯誤。比如“丞相李希烈投降安祿山”“參將袁崇煥”等。第一個李希烈誤，應該是陳希烈；第二個參將誤，應該是參政。那時候我朦朦朧朧地覺得找書里的錯是個有意義也有意思的事情，但當時還沒有想過以后會做給書稿改錯的工作。

經過大學期間的權衡，我覺得我最喜歡明清史，于是就報考了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生。2005年10月，在讀研究生期間，接受了導師交辦的一項工作，錄入《康熙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把清朝大臣和康熙帝的手寫字，改為橫排簡體字錄入word文檔。我非常喜歡這項工作，將其視為貼近古人、貼近第一手史料的絕佳機會。通過錄入，我熟悉了很多繁體字的寫法，也和字典日益親近。從那時起，我就和古籍結下了不解之緣。2006年2月，導師讓我核對一本專著中的引文，我在圖書館里找了《朱批諭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等書，在核對引文期間，我逐漸對編輯這個職業產生了興趣。

2006年11月下旬，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在北京大學召開宣講會，我從天津南開大學趕到北京大學，投了簡歷，職位是岳麓書社編輯。次日，我參加了筆試和面試。后來就得到了岳麓書社的錄取通知。2007年7月，我從南開大學畢業后，回家小住了幾天，就來長沙報到了。從當年7月12日起，我開始了編輯古籍的職業生涯，至今一晃17年了。

◎梁瑞霞（中州古籍出版社第二編輯室主任）：我研究生專業讀的是古典文獻學，當時跟著導師做過一些古籍整理類的圖書，接觸過幾位古籍出版社編輯，于是認定到古籍類出版社做編輯是理想職業。2008年畢業時，主要就業目標是到出版社，也是天遂人愿，到了家鄉的中州古籍出版社做編輯，如今已經15年。我一直認為，最大的幸福和幸運是所從事的工作是自己想要做的工作，做書能滿足我的愛好，發揮我的特長，成為人生成就感的來源，雖然也經歷艱辛煎熬，但是真的是永遠熱愛，永遠熱淚盈眶的那種感覺。

◎王李（化名、天津古籍出版社）：小編團隊成員分別來自中國古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專業，大家差不多都有過在校期間幫助導師整理文稿和畢業前夕到出版社實習的經歷，一畢業也就自然而然踏上了古籍類圖書編輯崗位。值得一提的是在編輯力量比較緊缺的情況下，我們入社并沒有進行嚴格輪崗，而是直接跟隨老編輯參與項目，由編務實習進而上手書稿，在干中學。（下轉第14版） （上接第13版）

新派古籍人的出版生活

編古籍過程中經歷的那些“驚魂”“狂喜”“噩耗”“磨人”事件

經歷了編輯生涯中煉獄般的考驗

◎劉玉林：我操作的古籍項目可以說比較雜亂，拋卻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按照體量來劃分更易于了解。一是大規模的，多是影印項目。比如500冊之巨的《歷代叢書匯纂（第一輯）》，由劉俊文、宮曉衛主編，我和同事李軍宏擔任責任編輯。該書延續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的編纂出版傳統，匯集不同的叢書版本，采用四拼一的版式。看似容易，實際上體例的統一、底本的遴選、提要的編輯、版面的修臟等都是難啃的骨頭，最崩潰的莫過于好不容易處理完一部叢書清樣，卻從主編那里傳來了“還是這個圖書館的底本好”的“噩耗”。類似的情況，在我編輯《山東省歷代方志集成》過程中也遇到過，底本問題是古籍類圖書的第一關，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的根基所在，需要高度重視。二是中等規模的。如《宋代序跋全編》（全8冊），該書是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全部書稿近900萬字，需要查閱海量的底本，加之參與責編的一位同事調動工作，編輯工作量瞬間翻了一倍，所以只能熬夜加班趕工期，一連幾個月都是干到晚上一兩點鐘。其間既有發現書稿脫了原文一個筒子頁的“驚喜”，也有底本漫漶不清無從查核的“茫然”，還有向學界泰斗曾棗莊討教請益的“惶恐”，可以說是經歷了編輯生涯中煉獄般的考驗，好在出版后獲得第六屆中華出版物獎提名獎等幾項大獎。兩大箱的改紅清樣我還珍藏著，算是一份特殊的紀念吧。三是小規模的。如小部頭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申報的時候，一定要立足山東的專家資源和地域特色，而且要貼合時代熱點。以《王懿榮書札輯釋》為例，王懿榮是山東人，齊魯書社曾出版過《王懿榮集》，個人覺得還有完善的必要。在探討如何修訂的過程中，就發現了《王懿榮書札輯釋》這個選題，申報項目時自然增加了一些“籌碼”，也算是古籍出版項目生逢其時。

古籍普及類讀物的策劃，我想舉一個《〈金瓶梅〉版本史》的例子。2009年，社里安排我擔任新版《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的責任編輯，該書的點校者是王汝梅先生，由于早先在《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就認識，合作十分愉快，也校改出了當年的一些錯誤。眾所周知，《金瓶梅》的話題感很強、熱度很高，齊魯書社也因出版過2種版本的《金瓶梅》而蜚聲海外。王汝梅先生又是金學版本專家，手檢目驗了諸多版本，于是我就建議他做一個《金瓶梅》版本知見錄的選題。王先生也欣然同意，因為不會用電腦，目錄、樣章都是手寫稿。隨著書稿的撰寫，王先生也征求其他師友的意見，馮其庸先生建議改為《〈金瓶梅〉版本史》，并題寫了書名。確定印數時，因為覺得是版本學方面的專業圖書，參照慣例，不敢多印，首印了2000冊。但該書推出后立刻受到各方關注，2000冊很快售罄。再版后銷路比較穩定，庫存剩余不多，現在正打算推出精裝增訂版。

我用公眾號向讀者做了勘誤

◎王榮鑫:我想說說自己策劃出版的小書《語石》。《語石》是晚清學者葉昌熾關于石刻文獻的一部著作，它是對清代及以前金石學的總結，也是現代金石學的先聲。現在石刻文獻學界、金石學界乃至書法界，都非常推崇。之前有幾種點校本，我在山東大學讀碩士時，就讀過該書既往的點校本。但我讀書發現問題的能力不行，只會覺得人家寫得好。我的同學姚文昌就更有問題意識，在讀《語石》的時候，他發現了既往版本的很多問題，他的碩導劉心明也是石刻文獻學專家。后來姚文昌把王其祎先生點校的新世紀萬有文庫本、韓銳先生校注本、柯昌泗先生《語石：語石異同評》里發現的問題匯總出來，跟劉心明老師商量，說是不是把發現的問題發給王其祎先生，讓王先生修訂他自己的書？這種做法從做人上說，絕對厚道。但劉老師說從做學問上說，沒有這樣辦事兒的。反正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實質性成果，不如自己去出版一個版本，吸收別人的成果，如實交代清楚就行。姚文昌就來問我有沒有可能編輯出版這本書，我太了解姚文昌的水平，他點的書質量絕對上乘，我說如果出版出來，這應該5年內最好的《語石》。

這部書在浙江大學出版社沒法納入任何一個系列，我深知它的價值，盡力說服編輯工作委員會通過了選題。在出版前，我想這個書不成系列，后面仍可能有這種不成系列的書。像商務印書館的“碎金”一樣，我給它取了個叢書名叫“夜航小書”，同時也兼顧了張岱《夜航船》包羅萬象的精神。

到了印前環節，發行部表示沒信心，不敢多印，首印只印了500冊。誰知此書一出讀者反響熱烈，兩個月就賣完了。這個過程中，我們發現了書里的一些問題，也有讀者提供了非常專業的修改意見，在二印時做了修改。最初買一印的讀者，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就沒有二印，但他們卻沒法享受錯誤更少的二印本。于是，我通過公眾號公布了書的勘誤表，買了一印本的讀者，可以手動訂正一印的差錯，也算一點彌補。后面三印也做了訂正，也用這種方式向讀者刊布了勘誤表。當然，首先承認書里有錯是我作為責編的失職，但水平有限，沒法徹底避免差錯，為了盡量彌補自己的過失，只能想出這樣一種辦法。再后來我編的其他書，也用了這種方式進行勘誤。最近我發現，其他社的編輯和作者也開始用這種方式進行勘誤，慢慢形成一種風氣，起碼對讀者是有幫助的。

完成了一部歷經68年的叢書

◎程魯潔：近年我編輯出版了一些古籍方志、古代詩文、小說方面的圖書，但編輯最多的還是與我專業相關的戲曲方面的古籍圖書。來到國圖社后，我非常幸運地參與了《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八、十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古本戲曲叢刊》是由鄭振鐸先生發端并主持編纂的大型線裝叢書。鄭振鐸先生計劃編纂十集，并主持了前四集的編印。從《古本戲曲叢刊》初集開始籌備的1953年到十集最終完成的2021年，這套叢書的編纂一波三折，經歷了兩次停頓。第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就陷入了擱置、停頓中。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知名學者呼吁要完成《古本戲曲叢刊》的編纂出版。2012年底中央文史館館員、中華書局原編審程毅中上書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懇切建議完成《古本戲曲叢刊》。古籍辦收到程毅中建議后，即組織專家論證，將《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八集列入《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國圖社承擔了《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八、十集的出版任務，終于將這部歷經68年，耗費幾代人心血的叢書編輯出版完成。而我作為年輕編輯，則是一邊學習一邊成長，得到學者和老編輯的傾囊相授。

編輯出版《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八、十集，對我來說最困難的地方在于底本的搜集。雖然專家擬定了詳細的目錄，但是這幾集收錄了海內外幾十個藏書機構的善本，編輯工作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聯系海內外各圖書館請求購買、掃描底本。只有真正收錄那些珍稀的孤本、善本，才能實現這套書的價值。為此國圖社調動了所有能夠協調的力量復制底本。我花費了不少精力在底本的獲取上，擬定發給藏書機構的函文、確認簽訂的文獻復制協議，就是一個復雜的工作。有時候，為了收集某個圖書館收藏的一種文獻，我們發函文、聯系學者和館員等轉達我們的請求，就算被拒絕了也不氣餒，反復地聯系，反復地請求，最終為搜集到一種珍貴戲曲文獻的底本而欣喜。有些藏書機構不對外開放，也不具備掃描底本的能力，社里就派專人攜帶器材去掃描。現在看來，雖然有不少工夫是花在編輯工作之外，但是將海內外珍貴的文獻匯集一書，讓學者坐于書齋之中，手捧一套書籍，就能免于輾轉各地甚至海外圖書館翻閱一種文獻的奔波勞累，能夠輕松的看到各種古籍的原貌，將精力更集中于研究、比對各種文獻資料，就是古籍影印出版的意義所在。《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八、十集收錄了一些學者們很難在藏書機構閱讀到的戲曲文獻，因此其出版確實為古代戲曲文獻的研究起到了推動作用。

做古籍編校環節最磨人

◎胡寶亮：我參加工作以來，接觸過正史、實錄、奏疏、上諭、筆記、方志、契約、族譜等形形色色的古籍，逐漸熟悉了不同文體的寫作模式，熟悉了各類古籍的編輯方法。做古籍肯定是編校環節最折磨人，有的點校者會理解錯文意而誤點，有的則認錯字而誤寫。更有甚者，有時簡直就是編輯再重新校點古籍。但這種情況也最能體現編輯能力，所以我覺得很苦但也很有趣。分享兩個讓我印象深刻的錯例，都是點錯《明實錄》的，不是同一人點校，語句敘述的地方也是一南一北，錯得卻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魯、 欽、 麻、 鎮、 龍、 萬、 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將兵，都速催策應，不得逗遛。

我熟悉明史，知道魯欽這個人，魯欽既然是人，后面自然不可能是地名。所以此句應斷為：

魯欽、 麻鎮、 龍萬化等及施南、 泗城各將兵，都速催策應，不得逗留。

議將南衛兵逃者，責成海、蓋、道、康、應、乾設法調停。

海、蓋、道、康、應、乾六字，前兩個是地名，但此處不是地名而是官職名前兩字。同樣，由于我熟悉明史，知道康應乾這個人，也知道海蓋道是官職，所以此句應斷為：

議將南衛兵逃者，責成海蓋道康應乾設法調停。

再舉一個根據查詢古籍而發現的書稿內容錯誤，其發現過程像破案一樣，非常有趣。一位作者在論述清代養老問題時，寫道：

聊城沙鎮丁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后，母親為她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愿適人，愿終身養母。”母親死后，丁貞女方出嫁。

我就根據丁貞女說的這句話，在讀秀里查到了原文，原文出自《池北偶談》卷二十《談異一》：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愿適人，愿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為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余年，年五十矣，閨范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娣侄輩漫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蹇修已及門。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

黃圖安系明朝官員，后降清，出任過甘肅巡撫、寧夏巡撫等職務，卒于1659年，即使他娶丁貞女的時間是1659年，那么根據丁貞女“獨處三十余年”來推算，她贍養其母的時間也是在明末，而絕無可能在清代。另外，原文中也有個明顯的標志性提示語——“靖難功臣某裔”，也就是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功臣某人的后裔。如果丁貞女是清人，作者并無必要把丁貞女是明代靖難功臣后代這一身份拿出來說事。因此，這個例證是無效例證。

選題申報異常艱辛 三次才通過

◎梁瑞霞：我主要做古籍普及類圖書，需要考慮一定的專業性和學術性，又要考慮市場讀者，感覺最難的是前期的選題策劃和后期的營銷發行。最磨人環節是取書名，對封面文案和營銷文案的打磨。我曾經策劃過一套“古代小品”系列叢書，第一輯“閑雅小品”在2012年5月出版，第六輯的“明清小品”將在本月下廠印刷，馬上就可出版見書，至此這套叢書經歷了10年的周期，共出版了40種，成為中州古籍社一套品牌圖書。該書三度入選國家古籍整理資助項目，兩次獲得全國優秀古籍普及圖書獎。2012年初版的第一輯圖書至今已有10年，算是“老書”，但一直重印，生命力頑強。

當年這個選題申報過程歷經艱辛，曾經兩次被淘汰。多年以后，還有同事提起那年的選題會，說道：“那年這個選題被大家批得一塌糊涂，都以為你會就此放棄，可是你竟然沒有氣餒，第二年仍然又報……”是的，我還是想做，我堅持不懈，又第三次申報，最終選題被通過。“閑雅小品”第一輯出版時， 每一本書的文案及書名都寫過好多版本。因為白天要看稿，就經常在周末或下班后的晚上想書名、寫文案。常常夢中驚坐起，想起某個句子趕緊寫下；有時下班路上騎車還在想，突然靈光一現，想到一個好句子，就趕緊停下車，記在隨身的小本上。真的是字斟句酌、字字推敲，算得上嘔心瀝血，體會到古人“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煎熬。這套書中有一本“尺牘小品”，也就是現在的《錦書云中來》，當時就曾經考慮過“云間一紙書”“遠書道珍重”“迢迢一紙書”“遠書悠悠情”“何以寄遠書”“見字如面時”等十幾個名字。

系統核對底本最熬人

◎王李：以古籍整理書稿而言，底本選擇是否得宜，校本搜訪是否到位，校勘工作是否精細，標點和出注是否恰當，注釋內容是否只靠抄工具書……這些都遠非小編一人之力或是一個小小團隊所能鑒別和扭轉。最磨人的環節無疑是古籍整理類書稿系統核對底本，文史學術書逐一核查引文，還有論文集統一體例，相信業界同人都苦此久矣。一本書做下來，幾乎相當于跟進了一個學術項目。當然，工作中的樂趣點或許也正在此——所謂學者型編輯的誕生。在我們不算太長的職業生涯中，見證了十數位同人由編輯轉而以學術為志業，堅定且成功地走上學術道路。他們往往是經由一部書稿或是一個選題線索，了解學術動態，追蹤學術前沿，廣泛參加學術會議，爭取與學者對話的機會，積累學術素養，一躍而進入學術圈，變身甲方，實現了“質疑—理解—成為”的完美閉環。還有的前輩退而不休，堅持寫書辦刊，成果不斷，實現了職業生涯的第N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