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工作家”陳年喜、“農民作家”單小花、“外賣詩人”王計兵、“煤礦詩人”榆木……在一個月前中國作協舉辦的“作家活動周”上，45位今年新加入中國作協的會員代表受邀參加活動，其中來自基層的這幾位代表尤其受到媒體和社會關注。

近年來，基層勞動者創作出書的故事，經常被媒體以素人寫作、草根書寫為話題進行深入報道。此次“作家活動周”上，他們以中國作協會員身份集中亮相，更是引發社會對這一特殊文學群體的關注。

從出版的角度來審視，這些素人作者的基層書寫受到關注，其背后不可或缺出版的力量。

素人出書漸成潮流

素人，即平常人、普通人。2015年前后，素人真人秀節目的出現，讓這個詞廣泛傳播開來。在出版業，近年來出現了不少來自基層的素人作者，我們不妨做個簡單梳理。

2015年，只上過一年半學的農村老太太秦秀英出版了圖書《胡麻的天空》（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礦工陳年喜出版首部詩集《炸裂志》（太白文藝出版社）。

2020年，80歲的退休工人楊本芬推出處女作《秋園》（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近3年來，素人出書更是漸成潮流。上述3位作者在第一本書出版后，陸續推出新的作品。秦秀英出版了她的第二本書《世上的果子，世上的人》，陳年喜出版了第二本詩集和3部非虛構作品，楊本芬則推出了《浮木》《我本芬芳》《豆子芝麻茶》。

此外，還有更多的素人作者推出第一本書，這里僅舉影響較大的幾例。2022年，曾火爆全網的育兒嫂范雨素推出自傳體長篇小說《久別重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只有初中文化的農村婦女裴愛民的日記被編輯成《田鼠大嬸的日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3年，“外賣詩人”王計兵的詩集《趕時間的人》（臺海出版社）、快遞小哥胡安焉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湖南文藝出版社）陸續問世。

編輯要有發現的眼睛

素人作者是如何被發現的？盤點相關圖書不難發現，這些素人作者在出書前都曾在網絡平臺留下作品或者練筆痕跡，也大多由此被編輯看到，促成圖書出版。

《我在北京送快遞》的編輯普照就談道，他最初在豆瓣看到胡安焉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形成數千短評、幾萬點贊時，以為是因記錄勞動過程較典型而引發熱議。又在豆瓣讀到《在上海打工的回憶》時，他意識到這些文字很可能出自一位真正的寫作者之手。他翻出那篇“德邦”，拋開所有圖片或熱議的干擾，單純聚焦于文字，發現兩篇文章具有一脈相承的寫作質地，由此確認寫作者的質素，生出約稿的想法。

范雨素、王計兵等人與編輯的相遇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由此，我們看到，所謂素人，其實是生活中的寫作愛好者、堅持創作者，他們只是通過網絡被人們所看到。

興起于演藝圈的素人一詞，通常指娛樂圈外，沒有表演經驗的人。但這些寫作者卻并非全無經驗。比如，王計兵在詩集《趕時間的人》出版前就是文學青年，亦是幾十年的寫作愛好者。用他自己的話說，19歲時外出打工，晚間工友去逛公園，他就在路邊舊書攤看免費書。偶然在雜志上看到投稿地址，他就發表了小小說處女作《小車進村》。

靠作品打動編輯和讀者

對于素人作品，編輯看重的是什么呢？多位編輯談道，素人也好，“出圈”也罷，打動編輯和讀者終究要靠作品。

《趕時間的人》策劃者、真故聯合創始人雷軍說，首先是文學的質感、作品中的哲理。其次是內容可以讓讀者共情。他進而談道，大眾可能被一個外賣員的故事感動，但身份反差不會形成圖書購買行為，品質與共情才會觸發購買、閱讀。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總經理助理、北京聯合天暢文化總經理趙鑫瑋認為，文學性是作品的傳播基礎。她直言，打動人的不是素人寫作，而是一個普通人通過文本傳達出來的生活中奮斗不息的內在力量。趙鑫瑋進一步談道，不需要顧慮作者專業與否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尺度其實只有一個——文本。“楊本芬的寫作沒有太多技巧，但是她的語言簡單有力，尤其善于捕捉細節。最突出的是，作品中傳遞的情感讓文字有一種天然的感染力。”

普照認為，市場或熱點雖頻繁變化，但好的寫作不會改變標準。他以好的寫作為原創選題策劃的原點，期待為有緣分相遇的作者盡一個編輯所能。

十月文藝出版社策劃編輯張引墨認為，范雨素寫作的獨特之處在于其人生經歷以及對這些經歷的處理態度，并且能用真誠與樸素的方式去表達。

“任何一種寫作，只要充滿真情實感，打動讀者，并引起讀者在某一個情境下的共鳴，那就是成功的。”張引墨認為，寫作是個廣闊的世界，花花草草、參天大樹共同存在才能呈現這個世界的優美。

通過編輯手段為作品增色

《我在北京送快遞》目前發貨量達5萬多冊。普照曾被問，稿子是不是由編輯“加工”過？他的回答是完全沒有，“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盡量讓稿子保持原狀出版。”

普照和胡安焉的溝通集中在選題方向等前中期的準備出版階段。他們曾商定的書名是《打工記》，備選書名《快遞人間》，后來出版時，又改為現書名《我在北京送快遞》。為此，他和作者詳述了改書名的初衷。普照認為，《我在北京送快遞》不像《快遞人間》那樣略顯煽情，反而言簡意賅，又有屬于作者的烙印和辨識度，對于圖書推廣、搜索匹配也更有效率。張引墨談道，寫作者能否被更廣的人群看到有許多影響因素。從出版來說，就是要精確體現文本，表現出作品的特點。在《久別重逢》編輯過程中，討論最多的是出版邏輯、對作品的理解。比如，為了目錄，編輯部反復討論，最終才決定了以作者生活經歷為主線的出版思路。

《趕時間的人》同樣處處體現著精確呈現作品的出版思路。這本書以“外賣藍”為封面，每章都以一份外賣訂單形式開始，“訂單名”是章節題目、“備注欄”是章節內容簡介、“訂單詳情”是章節篇名和頁碼。“王計兵有4000多首詩，我們選了200多首。”雷軍說，所選詩歌偏重敘事，因為他們擅長的選題類型是非虛構性敘事。基于詩歌的個人色彩與專業性，書中呈現的就是原作。

“書稿的編輯過程都是艱難的，但《我本芬芳》的編輯過程，并不會比其他作者的作品更難。”趙鑫瑋說，在《我本芬芳》之前，《浮木》已獲江西作協年度優秀小說獎，今年楊本芬又加入了中國作協，這都是對她的專業認可。那么編輯的意義在哪里？“第一，發現和支持作者；第二，通過編輯手段讓作品更適應當下的語境和審美。”

靠內容質量贏得市場

《趕時間的人》目前發貨量達6萬冊，這對雷軍來說是出乎意料的。“我們關注王計兵的故事和詩作已有兩三年的時間，認為確有出版價值。但考察詩集市場后，這本書首印只有5000冊。”雷軍說，但沒想到一篇公眾號推文就賣了4000冊。

復盤此后的大賣與營銷，雷軍認為有兩點很重要：一是沒有單向度地把這本書往詩歌方向營銷，而是將其定位為一部有社會話題的紀實性作品。二是營銷沒有單純賣書，而是把作者打造成一個文化符號，當談起工人、寫作、詩歌、送外賣的路上抬頭看月亮等話題時，讀者都能想到這本書。

“‘4·23’世界讀書日，我們跟抖音平臺聯合，請王計兵和詩人余秀華對談。兩小時的直播效果非常好，但直播間并沒有掛小黃車購物鏈接。”對于這一反常態的操作，雷軍解釋說，他們關注的是讓更多人看到一個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而不是一場直播賣出多少書。

市場反響證明，路走對了。不僅包括央視在內的眾多媒體采訪報道王計兵和這本書，而且他還受邀到美國紐約參加中美民間對話活動，與美國長途卡車司機兼作家芬·墨菲一起分享經歷與感悟。隨著作者的影響力日增，圖書銷量也日升。

《我本芬芳》連續9次加印，總印數約15萬冊。編輯團隊在營銷方面重點做了兩件事：讓更多人知道誰是楊本芬，最初是營銷向媒體推，后來則是很多媒體找過來采訪；發行團隊多角度、多層次承接銷售。趙鑫瑋介紹，這本書的營銷基本都從女性角度、普通人出發，既切合作品也切合讀者感受，所以效果很好。

普照說，他們做了12場線下活動，最意外的細節是在11月12日長沙的活動中來了十幾個10歲左右的小朋友。交流中得知，是一位教師喜歡《我在北京送快遞》，所以推薦給了學生。分享會上，教師關注胡安焉如何安排工作與寫作，尤其是在疲憊時刻怎樣堅持愛好、理想；小讀者率真地詢問胡安焉如何處理矛盾、怎樣在同學矛盾中控制情緒。

“圖書賣點首先在書的內容里，需要編輯站在讀者的立場，以文本為事實基礎去構思觸發閱讀興趣的文案著力點，但自然而成的才更真。”普照談道，胡安焉是豆瓣的長期用戶，借勢豆瓣營銷有原始流量，但轉發贈書活動不強求評價，更別說好評，因為個人化、自然而成的讀者反饋質量更高。吸引到第一波關注后，必然得靠內容質量引發后續的漣漪擴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