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黃金時代，尤以詩歌為最。唐詩涌現出一大批偉大詩人，至今成為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文學記憶。關于唐代文學，現代闡述者眾，出新意并不容易。

近日，文化學者、暢銷書作家張一南推出《張一南北大國文課·唐代文學篇》，透過真實的歷史情境解讀唐代大詩人們的人生境遇、名篇佳句、創作風格，發現許多早已熟能成誦的詩篇原來另具深意。

10月28日和29日，張一南來到成都，分別在天府新區“尋麓書館”和玉林蓓蕾社區“晚讀書店”做了兩場分享會，跟讀者分享她的新書。在兩場講座中，張一南都首先提到，她已經離開北大去國圖工作。這本書算是“張一南北大國文課”系列的收官之作。“下一本書，就是國圖張一南寫的了。”

雖然是新書分享，但張一南并沒有只是簡單介紹這本書，而是做了兩場關于唐詩鑒賞的深度講座。第一場的主題叫“詩的復興”，講“初唐前期”；第二場主題是“走向盛唐”，講“初唐后期”。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9月12日，張一南入川登上名人大講堂，講述李白的蜀鄉情結，吸引全網160萬網友觀看直播。時隔一個半月再次來蓉，她這兩場講座繼續深度解讀唐代文學的魅力。

四杰馳騁文壇的日子是詩國盛世的預演

從唐朝立國到南唐覆滅，跨越三百余年，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高適、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李商隱等詩人皆在唐代文學銀河中一一呈現。張一南給初唐前期找到的一個關鍵詞是“復興”：“今天我們一說起唐代，都是煌煌大唐，大唐盛世，其實，大唐盛世也是從貧弱中走過來的，也是經過幾代人付出努力實現的復興。”

很多人知道“初唐四杰”，但未必知道這四位杰出詩人背后的歷史邏輯。張一南說，王勃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之間不是知識的差異，而是思維方式的差異。“六朝悠久深厚的詩學積淀，在一代人的失落之后，又在王勃們的身上復活了。‘初唐四杰’的出現，是唐詩全面輝煌之前先探出來的一枝迎春花，預示著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時代要到來了。在連年的分裂、戰亂之后，在唐朝建立之初的貧瘠、隔閡之后，突然有一些美好的東西出現了。四杰馳騁文壇的日子，是詩國盛世的預演。”

這四個人里，王勃和楊炯同歲，都是永徽元年（650年），也就是唐高宗登基那年出生的。駱賓王和盧照鄰比他們要年長一二十歲。“王勃是太原王氏，屬于山東士族，他是知名的文化家族里近支的小孩。楊炯是弘農楊氏，跟隋煬帝是同一個郡望姓氏，屬于關中士族。如果要給個直觀的印象，王勃和楊炯站在一起，大概有點像林黛玉和薛寶釵的感覺。”張一南說。

“王楊盧駱”這個排名，歷來有很多爭議。但是張一南發現，“這個順序正好是他們四個人門第的順序，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從地域上說，王勃和盧照鄰來自北齊故地，楊炯來自北周故地，駱賓王來自陳朝故地，‘后三國’在四杰里湊齊了，這也是歷史遺留的地域隔閡被打破的表現。‘后三國’的文學都沒有被遺忘，而山東顯示出微弱的優勢，南方表現出微弱的劣勢，這實際上也是整個唐朝的文學地理格局。”

走向盛唐的歲月其實比盛唐帶勁

講到初唐后期，張一南說這個階段的詩學主題就是“走向盛唐”。“盛唐的時候，整個詩歌系統都準備好了。體裁上有近體，有古體，有樂府；藝術上有聲律，有興象，有風骨。所以才能出那么多好詩。那么這個準備是誰做的呢？初唐后期做的。所以，我們要理解盛唐，還是要先理解初唐后期。唐朝走向盛唐的歲月，其實比盛唐帶勁。”

在講初唐后期時，張一南特別提到這一段的歷史政治，“高宗后期，朝政其實已經由皇后武則天控制了，這就開啟了唐代歷史上長達幾十年的女性政治時代。簡便起見，我把這個時代統稱為武朝。這個時代，恰好是近體詩最后定型的時代。這是巧合嗎？我認為不是。近體詩的定型，體式的定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實際上意味著詩歌文化的定型。”

張一南還分析到，唐代人才選拔制度與詩歌文化興盛之間的關系，“在隋代和唐代，實行科舉制的同時，其實還有各種舉薦的方式作為輔助。近體詩為什么在武朝定型下來了呢？因為新的人才選拔觀念是在這個時代定型下來的。這個新的人才選拔觀念，就是以詩來判斷一個人的士族性。你出身再寒微，只要你的詩表現出了士族性，那么你就是一個值得尊重的人才。”

初唐后期南方士族的歌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這首歌行號稱“孤篇壓全唐”，是唐代歌行的精品。“這首詩可以代表歌行體的一個規范。首先他的內容很豐富，體物和緣情交替，不僅有景物，還有感嘆，交錯著寫。”但張一南也提到，這首詩不至于是最好的一首歌行，“只能說這首詩確實很有名。張若虛的詩流傳下來只有兩首，而且另一首很平常。《春江花月夜》也是到了明朝才成名篇。在中古這個閱讀場下，《春江花月夜》可能不能算是一首杰出的作品。”

從賀知章的《回鄉偶書》看唐朝的內在凝聚力

在分享初唐后期詩歌文化時，張一南重點分析了賀知章。“賀知章是南方人，他的出生地是今天的浙江蕭山。賀知章的賀，是典型的江南姓氏。他主要是以七言絕句見長，我把他和張若虛劃在一起，是考慮七言絕句在這個時候剛剛從歌行中獨立出來，還可以看成小型的歌行或者歌行的一段。南方士族擅長七言歌行和七言絕句，其實就是南朝先進詩學文化的遺存。”

很多人在少年時代都背誦過賀知章的《詠柳》和《回鄉偶書》。《詠柳》是張一南最早背會的幾首詩之一。“我發現他一首絕句連著用了三個比喻，都是齊梁式的比喻。其實這是一首人工化程度很高的詩，跟我小時候印象中那個‘光風轉綠蘋’的很自然的柳樹形象，還是不一樣的。‘碧玉妝成一樹高’是一個典型的齊梁化的比喻，這個柳樹的形象不是在風中飄動，很有動感的形象，而是被這個比喻靜態化了，凝固在那兒了，變成碧玉雕出來的了。所以賀知章詠柳，不是體現一種自然之美，而是體現一種人工之美、雕琢之美。”

“不知細葉誰裁出”，這句話大家都很熟。但張一南發現，“這個問題問得很絕，沒有人會這么問，因為沒有人覺得柳葉是裁出來的。如果不是詩人，不是齊梁的詩人，不會把它和沒有生命的紡織品聯系起來。‘二月春風似剪刀’，這又是一個齊梁式的比喻，把自然的春風比喻成人造的剪刀。這又是生命感和無生命感之間的一個轉換。”

仔細分析一番后，張一南認為，賀知章這首詩，其實還帶著南朝宮體詩的痕跡。“我們再聯系賀知章的出身，他是江南士族，就知道這些南朝宮體詩的痕跡，是江南士族帶來的。”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也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首詩。但張一南的分析比較新穎。她說，賀知章是江南士族，到北方做了一輩子官回到南方。初唐的時候，國家剛剛統一，南方人和北方人是有隔閡的。南方人到北方做官，也有一種飄泊的感覺。當他回到家鄉的時候，時代發生了變化，是盛唐了，南方人的心理也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家鄉人眼里，他又成了北方人，家鄉人對他又是一種隔閡的心理。他的《回鄉偶書》，其實隱含著這種微妙的隔閡心理。為什么賀知章能說家鄉話，還被兒童當成客呢？“說明新一代人已經對北方的首都產生了強烈的認同。從賀知章到這些孩子，唐代南方人的心理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賀知章那代人，在長安一輩子都沒認同長安；而這些孩子，已經是沒有到過長安就向往長安了。這說明，唐朝的內在凝聚力，不知不覺地加強了。”

每次使用網絡用語都是溝通古今的嘗試

聽張一南的講座，會特別明顯感覺到，她對傳統文化的分享言之有物、語言鮮活，很多見地和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在講座結束后，她也向記者分享自己這么多年的心得：“我的老師曾說過大概如此的話：能跟別人講明白的前提是你自己先想明白。對我影響很大。”

在《張一南北大國文課·唐代文學篇》的行文中，也可以發現除了比較專業的文學術語之外，張一南還使用了不少網絡用語。對這一點，張一南在序言中特別提到自己有特別用意，使用網絡用語并非因為語言匱乏。“事實上，我的‘母語’是文言。時機成熟的時候，我也許會出一本文言詩話，那會是我寫作最舒服的文體。之所以要費力氣學習使用一種我不熟悉的語體，是經過認真考慮的。并不完全是為了‘通俗’，更不是為了媚俗。我每一次使用網絡用語，都是一次溝通古今的嘗試或者思考。”

張一南還提到，自己向大眾講傳統文化，不希望被奉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優雅，一種青花瓷一樣的擺設。“比起傳播了多少知識，我更愿意向我的讀者展示道不遠人。傳統是這樣的，不是那樣的。我是一個活人，傳統像我一樣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