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須一瓜最為大眾熟知的作品《太陽黑子》，由它改編的電影《烈日灼心》曾獲得大眾電影百花獎、金雞獎等。

在最新出版的長篇小說《五月與阿德》中，須一瓜沒有寫驚心動魄的案件，而是將筆墨緩緩傾注于世紀之交、東南小城的一隅。

南方潮熱的空氣，暈開一段光怪陸離的古厝往事：五月與阿德，一女一男，一老一少，兩個再庸碌不過的小人物，共同開啟了一場長達十八年的人生賭局。《五月與阿德》是一部以人物驅動的小說，書名即是兩位主人公的名字。

女孩五月，生在嶺北山村。父親醉醺醺地活了半輩子，以至于當母親喝下農藥自殺后，村里人也毫不意外，甚至毫不可惜。父親醉死溝渠后，只留下兩個同樣邋遢骯臟的“田鼠”般的哥哥。

而長相清秀的滿月也被命運開了玩笑，漸漸長大，五月也慢慢發現，自己的身體和旁人不太一樣：兩腳落地時聲響不同——疾病從天而降，她的脊柱，正在一天天側彎。五月害怕自己有一天會變成一只扁殼蝸牛。她抗拒這樣的命運，逃離家鄉，只身闖入“小香港”驪州。

在驪州，她遇到了阿德。阿德最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身體，就像他的居所——位于驪州城中心中山路的一幢紅磚老別墅——那樣端莊正確。他年輕時是接待過外國元首的儀仗兵，即便因傷提前退伍，那根永遠梗著的天鵝脖，也讓他看起來對一切“心里有數”。在阿德的指導下，五月開始了從身到心的“矯正”計劃……

最近，須一瓜攜這本新書與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徐勇、自媒體博主揀盡南枝一起，圍繞“飛揚大時代里小人物的命運”，帶領讀者進入《五月與阿德》的文學世界。

須一瓜被文學評論家們稱為“溫柔的精神警察”。她對人的價值、生活的困境有獨特的敏感。多年政法記者的從業經歷，讓須一瓜見證了許多比“虛構”更加精彩的真實故事。它們有的發生在敞亮的大馬路中央，有的則發生在老城旮旯昏暗的燈光下。用雙眼見證、用筆端記錄下的這些人間物語，成了她創作土壤中豐富的養料。

這樣的經歷讓須一瓜在寫作中擅長發掘和呈現人性的幽微復雜，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小說敘事模式和美學風格。莫言曾用“刀刃般銳利”來評價須一瓜的寫作。新作《五月與阿德》初刊于《收獲》，在這部10萬字的小說里，須一瓜將目光投向人的身體與夢想，描寫了患有脊柱側彎的女孩五月與退伍儀仗兵阿德跨越近20年的依賴與較量。

須一瓜首先分享了《五月與阿德》的創作契機，小說源自她在現實生活中的“遇見”。“很久以前我曾經采訪過脊柱側彎的人，也遇見過似水杉一般挺拔偉岸的人。兩種截然相反的身體，讓我產生了作為創作者的好奇。”在她看來，身體是一個人情感與夢想的容器，但中國傳統文化對身體的描繪是較為隱蔽的，于是她開始想象擁有不同身體的人如何展開自己的人生。因此，《五月與阿德》的主題，事關人的夢想與欲望，這是須一瓜作為作者的堅持。但她同時也認為，小說家只是上帝的一支筆，呈現出的故事還得交給讀者品評。

徐勇讀《五月與阿德》，即著眼于兩個人物所處時代帶來的更深文學隱喻。阿德對于五月脊柱的矯正，不僅作用于這名年輕鄉村女孩的身體，更有城市對人的從身體到靈魂的規訓，其反映的是城市與農村的一種關系。

揀盡南枝則關注到腰封上的一句話：“她是一張打錯的牌，只有作弊，才有贏面。”小說里的五月與阿德兩位主人公看起來兩敗俱傷，但回到現實語境，關于人生的輸贏，作為一名00后，她坦言如今尚有許多迷茫，但行到結局，如果沒有遺憾便是贏。對此，須一瓜和徐勇也有所同感，人必須生活在時代里，但最關鍵還得認清自我。須一瓜分享了自己近年來的感悟：“世俗價值的攀比是無止境的，輸贏只能由自己評判。最大的贏是保持生命的踏實與寧靜，而要獲得寧靜，關鍵在于恰當地配比欲望與能力。”

回到小說創作領域，《五月與阿德》放在須一瓜的創作序列中，與此前備受矚目的《太陽黑子》、后來創作的《致新年快樂》《窒息的家》有不同的色彩。在徐勇看來，須一瓜是一位百變的作家，每次都在挑戰不同題材，而《五月與阿德》又有著更多的“文藝腔”。須一瓜本人也坦言，從創作之始就希望能成為一名頻道很多、光譜很廣的作家。她將每次創作都當成一次獨特的生命體驗，想要嘗試不同的色彩，同時也有取舍。“創作《五月與阿德》十分過癮，它的氣場不一樣，非常完滿，有著另一層次的創作快樂，我對它，也和其他作品想要企及的目標有所不同。”

須一瓜將寫小說比喻為“耕田”，在看起來農閑的時期，也在為下一次農忙做準備。她與讀者分享了自己最近在讀的書——《全球海盜史》，這也許就是為下一次農忙蓄力。“我希望下一個作品也能夠像《五月與阿德》這么自由、這么痛快地去創作。”須一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