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茅盾文學獎”獲得者、《人民文學》副主編徐則臣走進“北影大講堂”，跟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潘若簡舉行了一場名為“徐則臣——作為洪流中的細沙”的對談活動。在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里，徐則臣跟臺下的幾百位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寫作心得，并就“文學和電影之間的關系”話題進行了獨特的闡釋，“我從電影中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的作家，哪個敢說自己沒受過電影的影響。”

想當作家要“讀開了”“寫開了”

今年45歲的徐則臣出生于江蘇東海的農村家庭，曾憑借《如果大雪封門》獲得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2014年憑借《耶路撒冷》獲得老舍文學獎；2019年憑借《北上》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他是首位獲得茅盾文學獎的70后作家，因此被認為是“70后作家的光榮”。

“其實我一開始的夢想并不是當作家，而是律師。”徐則臣笑道，尤其是1993年復旦大學贏得了國際大專辯論賽冠軍的畫面，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出了一本書叫《獅城舌戰》，里面很多辯詞我都能背下來。”盡管高考填的志愿幾乎都是法律，但徐則臣卻進了最后一檔的“中文系”，那是一個同學為了讓他兜底建議填的。

徐則臣回憶，自己高二時因為“虛榮心”開始寫小說，高三寫了一年的詩，但發現不是那塊料。他最后之所以成為一名作家，是因為得了神經衰弱，晚上睡不著，就寫了一大摞筆記，雖然都是一些年輕時的激憤之言，但到了大學后徐則臣才意識到，原來這種沒有“邏輯”的寫法有一個專業名詞叫“意識流寫作”。

“我覺得想寫作的朋友，這兩點能做到的話，問題都不大：一是‘讀開了’，另一個是‘寫開了’。”徐則臣說，所謂“讀開了”，就像老中醫看到一個病人，腦子里瞬間就想到一個方子，“它是融會貫通的”。而“寫開了”就像是他得了神經衰弱后的狀態，就是沒日沒夜地寫，“我從大一暑假開始，一直寫到現在，整整26年了。我是比較軸的，一旦知道自己該干些什么，這么多年也就堅持到現在，就成了所謂的作家。”

寫作時會借助電影表現手法

聊起喜歡的電影，徐則臣一下子舉出了《天堂電影院》《美麗心靈》《羅拉快跑》《柏林蒼穹下》等經典電影，“我看了很多電影，雖然我對電影是個外行，但是在寫作的時候，我會借助很多電影的表現手法，比如小說的結構，就像是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需要互相銜接好；在寫小說《北上》中有些開闊的場景時，我的腦子里有非常清晰的意識，覺得這是一個俯拍鏡頭，那是長鏡頭，又或者是正反打鏡頭，所以今天如果有哪個小說家敢說自己完全沒有從電影中汲取養分，我覺得這是一個虛偽的話。”

徐則臣尤其對韓國已故導演金基德2005年執導的電影《弓》中的一個情節記憶深刻，這是一部講述一個17歲年輕女孩跟一個花甲老人之間跨越年齡的愛情故事。片中有一個“女孩連打老人幾個耳光”的情節，在徐則臣看來，一般導演可能就設計打兩個耳光，再好點的是三個耳光，而金基德卻設計了四個耳光，“他采用了量的積累的方式，這就把這個女孩出離憤怒的極限心理展現了出來，這就是細節的力量。”徐則臣認為，拍電影就好比一個作家寫小說，有時候你感覺他寫的東西就跟撓癢癢似的，一般作家連癢在哪里都找不到，優秀的作家能撓對位置，“但最高明的作家，除了撓到你受不了，還會帶來某種行為上的荒誕性，就好像金基德設計的這‘四個耳光’一樣。”

現在作家已成了“高危職業”

“在同質化時代，作家已經成為了‘高危職業’。”徐則臣感慨道，由于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以前有些作家僅僅憑借擁有獨特的生命體驗就能寫出不錯小說來的時代已經遠去了。尤其是像ChatGPT的出現，更是讓很多作家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我自己現在就很焦慮，如果不能制止人工智能的發展，很快90%的作家都要失業了，這真的不是危言聳聽，有些作家之所以比較自信，那是因為他們的視野狹窄。”徐則臣坦言。

如何對抗人工智能的發展？徐則臣建議，要發揮和反思作家的原創能力，將作家的個人特色和差異性發揮出來，才是一個正確的寫作之路，“做一個好的作家，唯一的辦法就是調動所有的努力，來尋找自己的那份獨特的差異性，將自己最真實的生命體驗和感受表達出來。”

將寫作狀態推到極致，是徐則臣對自己的要求。很多讀者在看到小說《北上》中老太太馬思意去世的這一段時，都禁不住流淚。其實徐則臣又何嘗不是，他是一邊流淚一邊寫，因為馬思意的整個死亡過程是完全還原了徐則臣奶奶真實的離世過程，“她當時已經90歲了，我就在她身邊守了一天一夜，她先是不吃不喝，然后進入昏迷狀態，我摸著她的腳，感受到她的體溫從腳部到頭部一點點往上撤，整個過程非常悲痛，但你作為親人卻完全挽留不住。”

徐則臣曾經猶豫過要不要把這種殘酷寫出來，思考了很久后，終于還是寫了，“我覺得生命的偉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死亡和殘忍，所以我把這個過程寫出來了。”

尊重影視改編的二度創作

根據《北上》改變的電視劇今年6月已經開機，導演是姚曉峰，主演是白鹿、歐豪等。對于影視改編，徐則臣表現出了極大的尊重，“唯一不能動的就是題目。”他笑道，影視改編屬于二度創作，他希望給創作者足夠的空間，“只要他們按照影視的要求去改就行，我交出來就不管了。”

雖然著作等身，但徐則臣依然感嘆自己寫作的時間不夠，“高產作家遇到了沒有時間寫作。”他自嘲道，作為《人民文學》的副主編，日常的編輯工作占據了他很大的時間，“每到年底的時候，都是我們最痛苦的時候，如果一整年都沒有出現一部印象深刻的作品，眼前就像是黑壓壓的水面，心情很不好。”

人到中年，徐則臣的心態也在改變，他開始從喝咖啡變回了喜歡喝茶，喜歡住平房多過住高樓，也從以前希望“到世界去”看“詩和遠方”回歸到喜歡待在北京，“最近幾年我最大的感受是：我所待的地方沒準就是‘詩和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