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的書寫傳統，可上溯至現代文學京派、海派文學書寫兩大脈絡。20世紀80年代以來，北京、上海雙城書寫持續繁榮的同時，南京、廣州、深圳、成都、杭州等亦相繼成為文學書寫對象，城市文學呈現出多元化和地域性發展態勢。湖南作家馬笑泉2023年11月出版長篇小說《日日新》，創作背景定位在省城“潭州”，在城市文學書寫版圖中添上了星城長沙的身影。在《日日新》中，馬笑泉以省會城市高層小區生活為描摹對象，深入城市生活的“毛細血管”，還原日常生活的微觀敘事，發現和開掘城市文學“小區敘事”新的表現空間，補上了他早年提出的縣城、市區、省城“三城”寫作計劃的最后一環。

《日日新》再現了小區居民活動的多層嵌套空間。第一層是私人家庭空間。從家庭物理層面說，家庭室內裝修布局反映的是各類人物的個性與家庭環境，如周家裝修由劉冰主導，精致妥帖，體現的是夫妻兩人和諧恩愛；孟清家裝修遵循極簡風格，則與她雷厲風行的性格相得益彰。從家庭精神層面說，家庭空間中的交往對象往往是至親、至愛，無話不談，無需設防。進入私人家庭空間，代表著鄰里開始破冰，逐漸熟絡，有了更強的情感聯結關系。聶愛紅對孟清家的隔窗窺探，就是對當時還不甚了解的神秘鄰居的好奇與揣測；梁春花對孟清的示好，也選擇了親自上門饋贈自制的壇子菜。鄰里串門與往來，拉近著城市小區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

第二層是半私半公的樓層空間。這一層空間既接近私人空間，又有公共場合屬性。住在2103室的孟清與聶愛紅一家的過節，就是發生在樓層內，源于兩家鄰居對加裝門窗的意見不合；轎廂，是相對私密、具有隱蔽性的社交場合，在小說中多次出現，是重要的故事空間；還有如聶愛紅等人打麻將的樓棟內架空層，麻將桌椅來源于各家貢獻，雜湊成套供麻友們公用。這一層空間具有從私到公的過渡特征，暗示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邊界可能具有的曖昧性。

第三層是小區公共區域和綠地空間。這一層空間是小說著力描寫的區域，也是以聶愛紅、梁春花為代表的老年群體的主要社交空間。首先，小說對銀峰佳苑小區的地面布局有著細致描摹，如第二節以聶愛紅晨練活動中按照人物所見順序對小區景致一一交代，一幅省會城市綠地小區圖景便躍然紙上。其次，小區公共空間發揮著容納人的聚合體功能，在此空間中，發生摩擦、沖突在所難免。在地下空間的車庫，相繼發生了周建成自家車位被堵、汽車被劃等糾紛，也發生了“棗核”孔小奇與練舞大媽們的矛盾；梁春花在十棟樓外擺攤，售賣自家土特產品，卻被物業保安敲打、刁難，甚至導致肢體沖突。如是種種，正是因為小區公共空間中產生了一系列業主與業主之間、業主與物業工作人員的摩擦與矛盾，才逐漸導致聶愛紅執意組建小區業委會，目的則是保障廣大業主在小區公共空間中的正當活動權益。

第四層則是小區以外的廣大城市空間。《日日新》中雖談及不多，但小區空間的定位正是在與小區以外城市空間的相對關系中形成的。在交待周建成的上下班通勤路途等細節時，明確了這種相對關系。小說參考了諸如岳麓大道、西湖公園、定王臺等真實地名與路線，為城市小說書寫賦予了充分的親和力、真實感與在地性。

表面看來，小說好像沒有刻意制造離奇懸念與矛盾沖突，而是在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的切換與反復回環中，在不同親疏空間人際互動與交往中推動情節自然發展與深化。在由私到公、由親到疏的生活空間里，每一層空間都暗自運行著特定的社會秩序與權力規則，無論是家庭還是單位，又或是餐廳、書店。小區內的權力和規則反而成為游離的、不確定的，這里既有鄰里間的人情溫暖、互助關懷，也有一言不合就爆發的拳腳相加、以暴制暴。在小說后半部分，敘事重心轉向小區第一屆業主委員會籌辦和建立過程。周建成在家中是孝順的兒子、慈愛的父親和體貼的丈夫，在單位則是能干的下屬、可靠的同事，起初他對業委會籌建百般推辭，后來才在業主們的協商與博弈中擔起業委會主任之重擔。周建成儼然成為小說之“靈魂人物”，他的心理空間建設過程，不僅意味著不再只是維護一己小家的權益，還將權利范圍擴大到整個小區的一草一木，業委會代表的是全體業主的共同利益。從旁觀者到主人翁，小區業主意識的形成是周建成多年在城市中打拼，有朝一日終成“城市主人”的具體體現。

馬笑泉在《日日新》中構造了城市小區生活的四層空間，并以小區公共生活為側重，將“小區敘事”納入當代城市文學書寫的新視野。十幾萬字的篇幅里，馬笑泉將自己在省城長沙的十年居住經驗熔鑄進字里行間， “家長里短”有了明確所指。周建成在得知自己將被推選為業委會主任時由衷感嘆，“以前我們是住在自己的小家里，現在住的地方擴大了，感覺整個小區都是我們的……”精準道出了正在轉變和摸索中的小區住戶心理狀態。小區之小，在于它是與生活最近的“附近”；小區之大，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縮影與投射。描摹城市小區細膩肌理，試圖重拾“消失的附近”，喚起熟識中的陌生記憶，《日日新》因此也具有了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歷史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