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錚，作家、編劇、詞曲作者，出版有《大風暴》《打擊隊》《三叉戟》等19部長篇小說，多部被改編為影視作品。曾獲人民文學獎、茅盾新人獎，小說作品連續5次獲得金盾文學獎，編劇作品獲得第27屆白玉蘭獎最佳編劇提名、第29屆華鼎獎最佳編劇提名。

“好多人都說我作品的優勢是生活化，其實我筆下的故事是經過藝術加工后的真實。”呂錚說。這位寫出過《三叉戟》《縱橫四海》《打擊隊》等警察小說的知名作家，在寫作之外，不過像是一名每天都能見到的普通鄰居，隨時準備侃侃而談。

希望從小說創作中挖掘、解密社會與人性的關系

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家庭里還沒有電腦，除了去影院，在家想看電影需要租錄像帶。“年輕的時候可玩兒的不多，必不可少的娛樂活動就是在小區門口租帶子。”呂錚回憶道，“為了搶著看熱門電影，我一次租了10盤錄像帶，結果租完才知道要第二天就要還，一天之內連看了10部影片。”大量沉浸式的觀影，隨風潛入夜般為他日后的寫作打下了基礎。

呂錚崇拜英雄，生活軌跡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上警校、當警察。從警3年后，呂錚作為主辦偵查員開始主辦案件。一次行動中，他抓獲了一名自稱是日裔阿根廷人的犯罪嫌疑人，但當案件偵破以后，他們發現這名犯罪嫌疑人竟然是女扮男裝，甚至都不是外國人。呂錚利用這個故事核，寫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小說《黑弈》。

這個案件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末，那個時候中國的社會正在發生變革，一些全新的理念和想法層出不窮，各種新型犯罪也在黑暗中滋生。在出版了多部小說之后，呂錚又琢磨起了最初那個案件。“我總覺得寫出來的只是浮在表面的部分，嫌疑人為什么要女扮男裝、為什么要裹挾同伙進行犯罪、最終的目的是什么……偵查雖然結束了，嫌疑人也受到了懲處，但其中那些不為人知的人性幽暗地帶卻未能探尋。人性和人心深不可測，這才是文學最應該挖掘的東西。”在這本書出版20年后，呂錚說，他正在和編劇朋友嘗試創作電影《黑弈》，“想要把當年的案子‘再破一次’，挖深挖細的同時，讓人性與時代共情”。

創新，其實就是真實的故事

對于寫作，呂錚有自己的堅持。他認為，寫作要對得起良心，“自己寫得不好，一定不要奢望讀者喜歡”。

這一點說起來容易，但做起來卻很難。在寫作中，一些創作者往往會掉進自己虛擬的怪圈里，毫無生活感的習慣性思維容易讓一個故事變得乏味又無趣。

一些人認為，刑偵劇作者的創作靈感多來源于日常工作中，但在呂錚看來，生活化的思考和擴散性思維遠比這些重要。“日常工作是素材的基礎，但僅靠素材是遠遠不夠的。能從生活中提煉出真實，并對真實進行藝術加工，形成藝術的真實，這才是作家需要做的事情，絕不是對生活真實的照搬。”

在創作中，呂錚會保持自己作為警察養成的習慣——條理性、自律性，按他的話說，寫作的過程就是要“駕馭自己，學會讓靈感駕馭肉身進行創作”。他會把整個故事的人物、人物關系、故事脈絡畫成圖，不斷修正。每一個段落他都會按3個原則反復推敲：一不能走尋常路，常規的方法盡量不用，把生活的細節和寫作的技巧融合，作為推動劇情的方法；二信息量不能少，要“棋在棋外”，每個段落在兼顧功能性的同時要加入專業性和趣味性，同時把“道具”和“意象”藏在過場和臺詞中；三要寫出自己的特色。作為以警察為主視角的創作者，呂錚要求自己的作品不能重復，力爭每一部小說都是新的嘗試、新的突破。“所謂瓶頸，就是提升的階梯，所謂創新，就是新的開始。”呂錚說。

理清楚“三叉戟”的關系

呂錚認為，如果說編劇是“發現”，那作家就是“孕育”，而“育種”是其中關鍵的一步，“好的故事會先有一個‘故事核’，然后要埋進土壤中，再用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作為陽光雨露培育它，任由其自由生長”。在呂錚看來，涉案小說或者是涉案劇，絕不能限制劇情走向，要根據劇情水到渠成地推進，才能在“相同”中尋找“不同”。

在呂錚看來，人物、人物關系、故事情節就像是一部作品的“三叉戟”：它們來自同一底座，互相支撐，互不可分。“寫作需要不斷試錯，在戰斗中前行，不要想著一蹴而就、一氣呵成，那不會是個好作品。”呂錚相信作品需要反復錘煉才能精益求精，“再好的構思也比不上動筆的嘗試，不斷試錯，一稿、二稿、三稿，很多時候新的靈感會躍然而出，甚至到了最后，輔助劇情變成了主線劇情，配角成了主人公。但最終形成的文本，是作者全力以赴的結果，這才能無怨無悔。”

“寫作最重要的其實就兩個，自己寫著開心，讀者讀得開心。”呂錚伸出兩根手指，一根根掰著解釋，“好的作品一定是不晦澀的，我從不企圖向讀者‘交代’什么事情”。對于寫作節奏，他堅持將“讓自己寫得爽”作為第一目標，堅持自己的審美。“對于一部新作品，我會從創作的角度來看能不能做，首先要與前作不重復，不斷突破自己，對得起自己創作的良心。”他補充道，“如果不能保持一個初心，那寫作就沒有了意義”。

呂錚話說完，給人一種感覺，仿佛他胸中警察的熾熱的靈魂，依然在熊熊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