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疊欠條》出版后，人們給劉懷彧寫評，往往稱他為“老師”或“先生”。他的詩中飽含對人性美好的孜孜以求、對內在道德的真誠反思，這些都與儒家“仁”的精神有深度的契合。認真研讀劉懷彧的《一疊欠條》，你是能找到其詩歌的精神家園的，它就是傳統儒學中溫暖人性的精粹所在，這大約是讀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稱他為“先生”的原因。

《一疊欠條》處處可見詩人對草木生靈的仁愛和對自身道德的反思。例如他寫一棵大樹上有個小小的鳥窩：樹夠不上粗壯，但很高挺/冬天大樹搖身，積雪壓枝/他青筋暴起，安靜地挺著，因為他/畢竟舉著，一個家庭(《鳥巢》)。一條無主的流浪狗會讓他無端牽掛：狗蹲在那里/時常叫喚幾聲/像是在看護/這越來越深的夜/又像是要抵御/這越來越深的夜/將它徹底吞沒(《一條自由的狗》)。面對一片落葉，他也心存悲憫：對于柔軟的事物我們都是這樣/覺得親近　安全/就放心地踐踏/甚至聽到它咯吱的/斷裂聲/常常免不了　還饒有興致地/多踩幾腳(《柔軟的事物》)。

現代詩的精神譜系根源于西方的個人主義，通過對日常語言進行解構并賦予新的意義，來抵抗社會強加給人的各種身份，打破身份體系加諸個體的精神異化和價值威權。而儒家則一直堅信身份是人的本質屬性，假如每個人都扮演好自己固有的角色，作為整體的社會就安定了。在處理日常身份與詩歌寫作的矛盾時，劉懷彧延續了上述儒家的身份意識。他在后記里坦言，他的第一任務不是成為一個詩人，而是“在學校時努力做個好教師，在報社時努力做個好記者，在機關時努力做個好公務員，在家里努力做個好兒子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他的寫作不但不規避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的日常身份，還努力將其中所蘊含的倫理溫情轉化為詩意。

身份意識的建構離不開儀式感，所以儒家特別看重禮儀。在記錄兒子兒媳婚禮的《感恩書》中，詩人不忘對婚禮的各種禮儀習俗進行了正面書寫：每個程序都充滿意義/每個儀式都無比莊嚴(《禮成》)。這些描寫不能說都是成功的，畢竟按照我們的日常感受，婚禮的種種儀式早已被商業化運作弄得俗套。現代詩通常會回避這類素材，假如不得不寫，多半也會采取反諷或悖論的視角。劉懷彧一定了解，但他仍然堅持這樣寫，這表明他對儒家式的身份觀念懷有的強烈信念。

然而這種堅守是不易的。在傳統儒士的精神世界里，“道學問”與“尊德性”是“知行合一”的兩個側面，共同構成了儒家思想“同真善”的基本特征。但現代的知識體系把“道學問”這一塊從理想整體里劃出去，交給了高校里的專業學者。缺少了“道學問”對世界的整體解釋，儒家的語言就喪失了公共性，儒生便無法打通自我和社會的通道，只能做一個在封閉、孤獨的信仰里掙扎的道德個體。人們在談論劉懷彧的詩歌時，通常都會留意到他的身體狀況，病痛的折磨也確實在他的詩歌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他精神世界的殘破感，一如他筆下等候拆遷的舊房子：順溜的人　提前走了/堅持的人　還在堅持/整座樓都　破罐破摔/充斥了自賤和邋遢/像一場不幸的婚姻/傷痕累累/卻還在 勉強使用(《一座房子放下了尊嚴》)。

不像那些打著國學傳統招牌自我膨脹的人，劉懷彧對自身的精神困境一直保持著清醒坦誠的認識。他的詩從不借助那些宏大的命題或復雜的文化符號去打造幻想殿堂，而是經由近乎卑微的自我拷問去無限逼近內在的神性。他似乎在蓋一所只存在于自己內心的廟，搭建的材料都是從自身的血肉中割下來的，而這血肉，割得越多，就越痛，反而越是暴露出他作為一個凡人的殘缺、卑微和無力，但同時也就越發加強了他對于神性和完整的渴念。這種“大成若缺”的矛盾構成了他詩歌寫作中深刻的悖論：你是我的神/是我筆下最輝煌的詞句/因為你，我無法掃除心中的積雪/這點積雪，正為你經年的神光而設/我無法褪去這最后一個冬天/心甘情愿，就這樣/這樣保持著對春天的期盼(《幸福頌》第八首)。“積雪”象征著“我”作為個體的有限和殘缺，但正是這殘缺映照出“你”的神光，所以“我”總是無法掃除心中的積雪。這種自我反思的“負的方法”，大概也是這本詩集被取名為“一疊欠條”的原因之一。

劉懷彧的詩和他內在的人格精神水乳交融，無法分離。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道德立場，使得他看起來就像一位在后儒家時代依然堅守在城市的道德瘠土里的詩人“先生”：我有一個宏愿/要用足夠的墨水/把這都市的夜/刷黑//現在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沒有真正的　白晝的白/也就沒有真正的　黑夜的黑……(《將黑夜刷黑》)。道德寫作往往會損害現代詩對元生活的感知靈敏度，因為道德需要用某種統一的原則來處理生活，但劉懷彧的道德自省具備足夠的深度和復雜度來支撐他的詩歌寫作，他那些看似平淡的詩句，是對生命的一次深入和對詩歌的無數次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