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古代典籍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最主要載體，數千年來，傳抄、刊刻不斷。新中國成立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業以傳統的古典文獻學為學術基礎，以系統清理和傳承傳播中國歷史文化為目標，創立了現代古籍整理范式和規范，既保持了古典文獻學“還原”古籍原貌的要旨，又適應廣泛的社會需求，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據《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統計，截至2003年全國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共17000種，七十余年間呈階段性翻番遞增態勢：新中國成立之初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不足30種；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后，古籍整理出版步伐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的數量達到200種左右；20世紀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來了新的發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增至400種左右。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榮興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1800種左右。歷史、地理、文學、語言文字、哲學、宗教、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領域重要的基本古籍，都有了可供學術研究和讀者閱讀的現代整理本。各學科的古籍基本書都有了經過點校整理的現代讀本，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2022年4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意見》提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開創了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新局面，造就了全方位、大規模、成系統地持續整理出版古籍的格局。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如何適應時代大勢，如何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發揮應有作用，如何發揮古代典籍的保護傳承、整理研究、傳播利用的源泉價值，是古籍整理學科和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必須面對和回答的問題。

因為古籍整理出版與傳統文獻學的密切關聯性和與現代出版業的共生關系，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成就豐碩，但關于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系統研究成果明顯不足，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1）基于古典文獻學的概論性著作，代表成果如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以陳垣“校勘四法”為理論基礎，逐項介紹古籍整理方法和工具，是古籍整理工作簡明實用的入門書。（2）基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實際，撰寫的古籍整理方式方法釋例著作，代表成果如程毅中《古籍整理淺談》（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許逸民《古籍整理釋例》（中華書局，2011年），就各類古籍整理所涉及的整理方式，以大量例證進行示范解說。后者收錄的古籍整理體例文獻，包括1991年由中華書局趙守儼、程毅中、許逸民等前輩學者集體討論寫定的《古籍校點釋例（初稿）》，也包括2007年之后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的主要體例文件，是目前最完整的古籍整理例則類文獻匯編。（3）隱含在中國出版史、新中國出版史著述中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發展歷程的研究。中國出版史、現當代出版史研究，近年逐漸展開，學術成果頗豐，如劉杲、石峰主編《新中國出版五十年紀事》（新華出版社，1999年）、王育紅著《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1949—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概論類著作如吳永貴等著《中國出版史》（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肖東發等著《中國出版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均為以中國古代為重點的圖書出版史課程教材，偏重于圖書館學、編輯出版學。新中國出版史料類著作如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中國書籍出版社，2009年），分卷編選1949—1991年間黨和政府主管部門發布的出版管理文件和其他重要出版史料；又如中國出版協會編《新中國出版編年史》（《中國出版年鑒》雜志社，2021年），以年月為序，記錄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重要出版史實，包括大量與古籍整理出版有關的歷史事件和出版物準確時間記載，起到新中國出版史坐標系的作用。（4）古籍整理出版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點圖書的個案研究。重要人物類如柳斌杰主編“中國出版家”叢書，包括商金林著《中國出版家——葉圣陶》（人民出版社，2017年）、齊浣心著《中國出版家——金燦然》（人民出版社，2018年）、范軍著《中國出版家——周振甫》（人民出版社，2021年）、邱雪松著《中國出版家——宋云彬》（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內的與新中國古籍出版事業相關的人物傳記；一批古籍出版領軍人才結合工作撰寫了大量與古籍出版史事有關的文章，如姜小青對歷次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研究（《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概覽》，《中國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1期），宮曉衛對全國古籍出版社聯合會（中國版協古工委）發展歷程的追索（《古籍出版社社長年會起始及其他》，《中國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3期），以及高克勤、徐俊、姜小青先后發表的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書局、鳳凰出版社檔案和親歷的出版工程，撰寫的大量重要古籍出版史文章（高克勤《傳薪者》，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徐俊《翠微卻顧集——中華書局與現代學術文化》，中華書局，2021年；姜小青《誠齋文錄》，廣陵書社，2023年）等。因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涉及學科、行業、產業，已發表的著述中，尚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基本史實的梳理、基礎文獻的匯集、主要問題的研究，都有待系統深入開展。

在現代古籍整理學科即將走過第一個百年之際，為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尋求新的拓展方向，要重視作為新中國文化事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發展歷史。全面梳理新中國古籍事業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機構設置、政策管理、運作機制、成果評價以及人才隊伍建設，深入研究各類古籍整理的方式方法形成和范式確立的過程，綜合研究古籍整理出版遇到的重大學術問題、前沿問題（如古籍數字化），選擇重要古籍整理典型案例進行多方位考察研究，展示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輝煌成就，探索新時代古籍整理的重點任務和適應時代需求的主要目標，為古籍整理出版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的學術支持。

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研究，要突出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結合，以“新中國古籍整理總書目”為工作基礎，在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的框架下，展開古籍整理出版范式研究，對古籍整理出版的理論與理念、方式與方法、通例與變例，進行深入研究，以期成果富有總結性和前瞻性。包括：（1）新中國古籍事業七十多年發展歷程、運作機制、管理機制、評價機制的梳理研究，全面展開涵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各方面的學術調查，包括對1958年成立至今的古籍小組、歷次制定頒發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研究，形成縱向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史”。（2）現代古籍整理出版方式方法及其流變、確立的考辨研究，包括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如標點、校勘、匯校、集解、注釋、今譯、輯佚、影印、索引以及數字化等）以及與傳統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關系研究，從古籍整理代表性成果的工作實踐中提煉構建古籍整理學科的基本理論支撐等內容，形成橫向覆蓋的“古籍整理出版范式研究”。（3）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個案研究，對重要學科和類別（語言文字、文學、歷史、哲學、宗教、出土文獻、域外漢籍，以及古籍普及工作）的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分別選擇有典范性、開創性、創新性的個案（如《資治通鑒》標點、“二十四史”點校、“四大名著”整理，《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中華大藏經》《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標注》《古本戲曲叢刊》編纂，《永樂大典》、“敦煌文獻集成”“中華再造善本”輯印等），進行全方位呈現，研究其出版定位、編撰體例，以及出版組織，總結經驗教訓，突出對當下古籍整理工作的示范指導意義，形成涵蓋各類型古籍整理出版主要成果的“新中國古籍整理重要案例匯編詳解”。（4）編撰《古籍整理出版規范實用手冊》。以古籍整理出版基本知識、專業術語為重點，條目化呈現古籍整理學科與實踐所涉及的內容，兼及古籍整理出版必備工具書、參考書介紹，重要古籍數據庫及網絡資源介紹，以及歷年頒行的古籍整理出版指導性文獻，既便于古籍整理出版從業者使用，也便于古籍愛好者、讀者對古籍整理圖書的準確理解。（5）編撰《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總書目》，摸清家底，撰寫分級提要。2005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組織編纂出版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圖書總目錄》（岳麓書社，2007年），收錄時限為1949年10月—2003年12月，近20年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飛躍發展，除了古籍出版品種數量大幅增加外，出版范圍進一步拓展，在考古、域外漢籍、地域文獻方面成果突出，亟須進行補編完善，形成今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基礎和新的起點。為便于大家使用，可以網絡版形式出版。

要言之，對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歷程進行系統準確地鉤沉辨析，勾勒呈現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史；對現代古籍整理出版范式及方式方法進行全面考證研究，厘清古籍整理學科與傳統文獻學之間的關系，為古籍整理出版研究建構充分的學理依據；通過個案詳解，樹立各類別古籍整理的典范及其可以借鑒推廣的通例，為新時代古籍整理出版高質量發展助力；新時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正向著更大的學科范圍和更精審深入的質量要求拓展前進，古籍整理出版標準規范的制定和人才儲備培養刻不容緩。《古籍整理出版實用手冊》的施行，能夠更好滿足學術界和社會大眾的需求，呼應當下對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時代需求。

（作者：徐俊，系山東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中華書局原執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