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河”作為另一個地方

——馬笑泉小說集《對河》讀札

文丨賀秋菊

“新南方寫作”“新東北文學”“新北京書寫”“文學新浙派”此起彼伏，在孟繁華看來，背后隱含的是“對文學多樣性的呼喚和期待”，他由此想到了尋根文學。從文學尋根到地方性寫作“意在呼吁寫中國本土文化和故事”。

韓少功在小說《歸去來》開篇寫到，“很多人說過，他們有時第一次到了某個地方，卻覺得那地方很眼熟，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更為奇怪的是，在“我”確定絕不可能去過那地方時，“山民們似乎都認識我”。那么，第一次到某個地方，“我”眼熟的是什么？山民們認識“我”的又是什么？我想，這是一個民族精神文化根性上的共通。這種共通只有在某一個“地方”才能被看見。這個“地方”可以是真實存在的，也可以是虛構的，精神的共通才能被看見。地方性寫作需要找到一個承載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屬于作家個人的“地方”。在我看來，馬笑泉小說集《對河》建構的“對河”正在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意義和文化意義的“地方”。

重返故鄉(xiāng)，建構自己的文學“地方”成為作家們自覺或不自覺的行動。馬笑泉也不例外。他研究梅山文化，追尋家鄉(xiāng)那些亦真亦幻的異人軼事和民間習俗，持續(xù)書寫一個叫飛龍縣的地方，熟悉的山川、氣候、物產，熟悉的人物、語言、生活場景，熟知的歷史、文化、風俗，落筆為故事的血肉。在《憤怒青年》中，他通過對小鎮(zhèn)青年的觀察與書寫，以冷峻之筆審視時代，捕捉到了轉型時期的特定征象。在《銀行檔案》中，他嘗試進行文體的開拓，如檔案一般的客觀記錄與寫實，客觀真實可信中展開一個時代一代人的褶皺。在《放養(yǎng)年代》《幼獸集》里，他不斷重返童年記憶，追尋那些“沒有把握的地方”的精神源頭。在《巫地傳說》《回身集》中，他一次次探訪故鄉(xiāng)的民間文化、異人傳說，探尋自我文化的基因。《迷城》《日日新》可以看做是作家對現(xiàn)實的近距離審視，而從小縣城到省城，既是地理空間的挪移，也是文化空間、精神空間的開拓。

這種拓展讓他找到了“對河”。《對河》《離鄉(xiāng)》《詩兄弟》《籠中人》等四個中篇小說體現(xiàn)了作家對故鄉(xiāng)持久和難以表達的情感的追尋、想象和敘述，重新發(fā)現(xiàn)并建構了“對河”這個地方。一個“既不是街上，也不是鄉(xiāng)里，那就只能是對河”的地方。《對河》開篇寫到，“長期以來，我都把對河看成另一個地方”。“對河”在馬笑泉的小說中時隱時現(xiàn)，它不像“飛龍縣”那么引人注目，但始終令人牽掛，仿佛那些美好、神秘的事物，都要跨過那座仿佛看不到盡頭的大橋，去到“對河”才能找到。“對河”是作家心中那個地方“唯一貼切的名字”。

“詩人完全符合我對那個地方的想象”。《對河》《詩兄弟》《離鄉(xiāng)》直接將詩人作為主人公，《離鄉(xiāng)》的主人公雷安野同樣擁有詩人氣質。廖獨行在城市折騰一番回到鄉(xiāng)村，由衷地感嘆，“城里的樹哪有鄉(xiāng)里的樹活得自在？到處都是水泥圍著，空氣又不新鮮”。雷安野提刀走出鄉(xiāng)村的“荒屋”進城發(fā)展，經過那條“著名的大橋”去河對面，他還只能注意到河對岸“是和縣城隔岸相望的一個小鎮(zhèn)，后來才曉得它是縣城的一部分”。敘述者“我”不僅認識了一位來自對河的詩人，去省城讀書還喜歡上了“對河”的姑娘。

作者通過人物之口探討了“對河”的地方性承載。比如，“跟河這邊同屬于一個鎮(zhèn)”，“它是介于縣城和鄉(xiāng)村之間的一塊地方，一個邊界和歸屬都難以確定的過渡地帶”，是一個“我絲毫沒有把握的地方”。“在河那邊的人看來，它也是另一個地方，他們要過橋，就說，到對河去”，對于住在“對河”的人來說，要過橋“卻不敢說是去對河，而是說，去大街上”。“我”樂意聽大人們講他們與對河的往事，大人們卻不怎么在意這些。即使是我極為尊敬的藝術家大舅和他的朋友們壓根兒也不會談論“對河這種地方的事”。“我”不斷地觀察對河來的人的穿著打扮、走路的姿勢、說笑的口音，發(fā)現(xiàn)“對河的男人比我們稍顯土氣”，而這種土氣并不是穿著打扮不時髦，相反是太過時髦，“太使勁、太刻意”反而暴露了他們的對河身份。“對河的女人更好看”是因為他們身上散發(fā)著自然地芬芳。

大橋是通往“對河”的地方，“我”記憶中的“大橋仿佛長的沒有盡頭”。無論是從“對河”進城，還是從街上去“對河”，走過大橋的他們最終不約而同地毅然告別。比如，在女孩家看到她躲在門后驚慌失措的樣子之后，“我”才意識到“我喜歡的并不是這個小女孩，而是另一個她”，于是，“我”“懷著越來越深的后悔與悲涼，離那個對河越來越遠”。雷安野在進城打拼不久后毅然決定離開。詩兄弟廖獨行更是以一種極為悲壯的方式告別，詩人王文真在走過廖獨行這座大橋以后，就此“中斷了持續(xù)多年的詩歌寫作”。籠中人“我”更是“把辦公室的門重重一甩，大步走了出去”。

在“對河”中，我們讀到了社會發(fā)展進程中，一代青年在現(xiàn)實與理想之間的矛盾與焦慮。這些矛盾與焦慮是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共同的矛盾與焦慮。從飛龍縣到“對河”，馬笑泉已然跳出了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書寫，通過重新挖掘、重新審視和重新出發(fā)，展開和生成新的“地方”，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地方——“對河”。

（原載湖南日報“湘江”周刊2024年1月26日“悅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