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運動把人們的情感和思想從古人話匣子中解放出來，脫身于古典的現代文學煥然一新。而當代文學正變美刺，回應了現代性的內在規定，即始終以新的時代經驗賡續美學傳統。

“百卷才具，百卷風流”的五輯《中國新文學大系》展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風貌，收錄60卷作品的《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則旨在強調版本價值的珍貴。在21世紀即將走完四分之一旅程之際，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打造的“新坐標書系”（以下簡稱“新坐標”）錯落有致地譜寫出21世紀的時代樂章——在已出版的14冊之后，尚有36冊將繼續帶領當代文學駛向文化地圖的遠方。

“新坐標”從何而來？

“新坐標”既收錄如今已確立起自身寫作經典地位的喬葉、徐則臣、魯敏、李修文等名家，也涵蓋歷經閱讀市場試煉的張悅然、笛安等“80后”青年，且以超前的眼光網羅落筆不凡的李宏偉、雙雪濤等文壇新銳，并實現了體例的創新，集中呈現新世紀蔚為大觀的文學景象。書系總主編楊慶祥領銜的青年學者隊伍，在編纂之初就致力于回答這個課題：從時間向度挪用的“新”如何才能在思辨的空間打開另一重意義，新的經典何以必要，文學新質應以何為坐標？

筆者必須引入個人記憶，重新進入“新坐標”的發源地。50冊50人的入選經歷過一群人的漫長“考察”。2014年楊慶祥在中國人民大學啟動“聯合文學課堂”，定期邀請作家、批評家及青年學生對同一作品進行研討。直至2019年末，“聯合文學課堂”持續舉辦過36期，又于2024年1月重新開張。

2015年秋季，第一屆青年作家入校成為創造性寫作碩士研究生，延續了人大的寫作訓練傳統，而這些青年作家亦成為“聯合文學課堂”上的研討人和被討論對象。除當時已然聲名鵲起的青年學者和作家之外，參與者往往多為人大、北大等學府的在讀研究生，比如趙天成、樊迎春、李屹、薛子俊、劉欣玥等。在鮮活的閱讀現場，大家鋪展稿紙，直抒胸臆，操演批評工具，和作品短兵相接。另一邊，2015年11月微信公眾號“同代人”開辦，原創的“讀立”批評欄目一期一會，追蹤最新佳作，聚集于“同代人”的青年們貢獻了自己稚嫩誠懇的批評。從鮮活的現場到繁密的文字世界，大量作品被檢視，每每略去溢美之詞直入主題，無所顧忌地交流暢談。也許我有資格說，這樣的努力抵制住了出于友情生發出的對同時代人的抬高傾向。

經過一輪一輪的現場見證、研討追蹤和批評反思之后，“新坐標”雛形漸顯。最初的這些批評家讀者，自然地承擔起了書系編選的重任。可以說，這是一個羽翼漸豐的文學社群，在半敞開的批評狀態中實現屬于這代人的“新經典”過程。

“新坐標”能否經典？

以上的知識考古是為了交代書系緣起，也可以說明，文學經典的機制之所以發生，必然要遵循其核心正義——即將辛勞的閱讀和真誠的感受置于第一位。這是批評者的基本德性，也是選學眼光的堅實地基。那么，如何認知“新坐標”蘊含的經典性呢？

每一代人的學術成規都建立在上一代學人筑下的堡壘上。在學科體制下，專業從業者對于經典的認識主要借助于文學史。文學史家搭建出基本歷史框架和生產機制，又以相對穩定的某種價值標準摘選批評之潮流，并將作家、作品、論爭納入流轉有序的歷史內容之中。文學史記錄了事件和文學耦合的邏輯、結果，構成延續與斷裂的敘事。最重要的是，通過這套敘事，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指認出：文學是參與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而這恰好循環論證了文學史的正義性。因此高度凝練的文學史為研習者提供了第一份閱讀清單，存在于文學史的作品因此有了固若金湯的品質。

然而我們要追問，在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之后，人群分化出不同的審美和趣味圈層，自由表達的成本極低，人人都可以搶占一分鐘的麥克風。這時候，經典性依然是文學需要追求的目標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經典作品能夠實現對時間的超克，讓過去與現在進行永恒的對話。經典性不是一座認知牢籠，它許諾給每一位讀者，從不同出口離開時能帶走不同的東西。“新坐標”這套書系不是為了壟斷文學場上的年輕面孔，而是為了給我們時代的文學一個新的討論起點。

新經典如何抵達？

那么新的問題又來了。新的經典性借助什么路徑抵達呢？自然，批評與理論的闡釋、官方文學獎的加冕、暢銷或長銷的市場表現，都可作為經典化的支撐。然而，以上幾點不能必然成為“新坐標”的錨點。李宏偉的處女作《平行蝕》出版于2014年，距“新坐標”敲定他進入書系陣容尚不足4年；再比如作為銀行職員的雙雪濤2010年動筆寫小說主要是被獎金驅動。但二者的文學創作已經成為文學場域重要的存在。也許這一代作者們根本就不需要坐在“暗經驗局”的答辯席上，等待被審視是否具備寫作規范和問題意識，因為他們創作的同時也在塑造文學和其身處的時代。學人和出版人要做的事情，應該是奪回可能出于惰性或膽怯而推脫給時間的責任，提煉新的審美，確立新的標準，這才是“新坐標”的題中應有之義。

文學創作和闡釋的工作不是和互聯網世界競賽造“梗”能力。凡爾賽文學、廢話文學、發瘋文學這些辛辣詞匯的重要警示是，我們需要一套真正貼近現實的話語體系，打開天窗，唱出自己的曲調。“新坐標”的編排體例：作品節選-評論-創作談-訪談-創作年譜，亦對此提供重要線索，尤其是作為第二部分的評論，讓整套書系具備了學術研究的思想質地。評論家既與作家作品緊密聯動，又有所保留地分析其寫作姿態和自我意識。

自然，文本不是堅固的客體。隨著不同批評主體調整自身的內在精神，如知識結構、審美趣味和思想立場，作品中的語態甚至將產生全新的意義。因此，經典需要被不斷塑造，并且必須領受自己將永遠被重新評價的命運。“新坐標”設立的錨點是豐富和開闊的，評論、訪談、創作談的對讀將產生更完整的對沖弧線。這些主題多樣甚至于互相抗辯的文字，強調了一種美學標準的開放性。

新經典何以必要？

互聯網時代，人的感官處在被格式化的困境中，文學寫作是一種需要大量心力投入卻僅能獲得低像素產出的活動。而文學學術呢，面對歷史化的苛刻檢驗，知覺的新鮮汁液被擠出，研究成為了孤立的知識環節。故可見出，當下式微的似乎并非文學，而是一切有關自我精神的細膩剖析及對理想的坦誠表達隱匿了起來。這就形成了一種悖論，仿佛在無比崇尚個性、尊嚴、權益的時代，人距離自己的精神更加遙遠。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穿透軀體之外的壁壘，自行創造當下世界的生態位。作為真實的人群的一員，每個人都有權利反思文化轉軌中的集體意識，有必要理解孤獨個體的困境，且依然可能是社會變革的參與者。“新坐標”不是為文學自設藩籬，我們可能經由它來重新打開外部空間，為自己的同時代造像。這既是精神訴求，亦為生存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