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尿毒癥21年的林曉輝，曾一度將自己關在家里，拒絕與外界交流，對未來充滿迷茫和恐懼。他從未想過，自己寫的詩有一天會印成鉛字，被收進詩集。和他一樣，更多的“透友”也不曾想過自己會變成“詩人”。如今，夢想成真：一本嶄新的詩集放在他們面前，讓他們激動不已。

這群特殊的“詩人”來自深圳市龍崗區寶興醫院，每周與透析機、針管、瘺管等打交道，經歷過無數次的絕望和幻滅。轉機發生在他們加入醫院腎友互助關愛中心胡楊林藝術團的那刻，在周末的體育文娛活動中，他們重新拾回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2020年起，在志愿者的教學輔導下，胡楊林藝術團的“透友”們開始學習寫詩。《我的余生》便是他們5年來的創作精華，包括27位“透友”的100余首詩作，以及醫護人員、志愿者的詩作，“透友”詩歌創作群聊天記錄節選，志愿者、攝影家的手記。該詩集近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3月14日在深圳圖書館舉辦了一場特別的首發式暨鑒賞會。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一群普通但不平凡的詩人們的詩集問世，需要一場敬畏的首發式，創作出這部詩集的詩人們，應該被世人認識。”首發式前一天，作家鄧一光寫下這樣一段話，準確地概括了此次活動的意義——胡楊林藝術團的“透友”們并非文學界的“專業選手”，但他們和專業作家一樣，用真摯的情感書寫了生命的堅韌與希望。

鄧一光與胡楊林藝術團的緣分始于2023年底。在第六屆紅棉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一群特殊的獲獎者登上舞臺，領取了“優秀詩歌獎”。他們不是別人，正是深圳市龍崗區寶興腎友互助關愛中心胡楊林藝術團的“透友”們，獲獎作品是他們集體創作的詩集《我們》。同在現場領獎的鄧一光主動提出，愿意為胡楊林藝術團提供志愿服務。

這便是《我的余生》這本詩集的緣起。據《特區文學》副總編輯、《紅棉》主編，同時也是《我的余生》主編的阮雪芳介紹，當時在頒獎現場，胡楊林藝術團詩歌指導馬睿詩代表“透友”們向廣大文學名家發出呼吁，希望得到專業的寫作指導。作家鄧一光、詩人姚風等獲獎者當場響應，攝影師吳忠平、設計師韓湛寧等也在后續加入。半年時間里，從“透友”們創作的400多首詩中精選出100余首，集結成了《我的余生》。

《我的余生》，阮雪芳主編，胡楊林藝術團的“透友”、中心醫護人員和志愿者共同創作，花城出版社，2025年1月

“我們把詩歌當成一個傾訴內心情感的平臺，詩歌讓我們慢慢轉變，解放思想，接受正規治療，開始積極、勇敢、樂觀地面對生活。”《我的余生》作者之一林曉輝說出真實感言。他在詩作《編制生命的透析機》中寫道：“我用藍色的床單畫一個泳圈，剪下一條有翅膀的魚，游出透析機”，滿是尿毒癥患者對生命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想象。

出生在河南農村的鄧芷儀，于2016年冬天加入胡楊林藝術團，她也用詩歌記錄了自己與疾病的抗爭。在她筆下，透析機像“喝了紅酒一樣全身紅彤彤”，“全身滾燙，為了患者延續生命，它一直沸騰自己”，這些質樸而真摯的詩句背后，是她的樂觀與幽默。她說：“文字的力量太強大了，老師們教我們用文字書寫命運，把透析寫成‘美容院’、寫成“上班”，文字記錄了我們透析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記錄了我們的疼與痛……”

更多的“透友”寫下了他們在疾病中的掙扎、對親情的眷戀、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未來的期盼。透析快16年的石丹彤動情地說：“曾經，我也和許多人一樣，認為透析就意味著生活的終結，意味著夢想的破滅。”然而，加入胡楊林藝術團并接觸到詩歌后，她被詩歌描繪的意境和表達的情感深深打動，仿佛看到了一個充滿希望和美好的世界，讓她走出了絕望。“在詩歌的世界里，我找到了宣泄情感的出口，找到了與病魔抗爭的勇氣，也重新找回了對生活的熱愛。”

“在‘透友’們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人類堅強不屈、生生不息的高貴品質。”正如阮雪芳所言，詩集中的每一位作者都在用詩歌重新審視生命，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正是愛的互動與凝聚，讓他們在困境中找到了希望。“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的精神，以及文學最純樸的本質，幫助人們實現對生命的觀照。這種觀照讓我們的生命更加陽光、快樂、有尊嚴。”

在《我的余生》創作過程中，志愿者們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書中收錄的醫護人員、志愿者和攝影家的手記，從多視角展現了“透友”們的立體生活。作為“志愿者手記”的作者，馬睿詩提到，詩歌創作不僅讓“透友”們找到了生活的寄托，更讓他們找到了與世界對話的方式：“詩歌是他們內心最溫柔的存在，他們用文字留下自己的腳印，寫出了文學最本質的‘真善美’，這是文學創作最質樸的原理——生活。”

“感人的真誠”

作為近年來文學領域的一個新現象，“素人寫作”成為熱點話題。這些由非專業作家或詩人以真實的生活體驗為基礎進行創作的作品，因質樸和真情打動了無數讀者。《我的余生》正是這一現象的生動體現，如深圳市作協副主席謝湘南所言，詩集中的作者們并非專業詩人，但他們的詩歌卻展現了真實的生命力量。

“AI也能寫詩，但沒有具體生命場景的詩是沒有意義的。”謝湘南認為，詩歌的意義在于個體的生命體驗，而《我的余生》正是這樣一本充滿痛感與生命力的詩集，詩集中的很多詩作拓寬了詩歌的表現力，比如林曉輝的《編制生命的透析機》將冰冷的醫療設備轉化為生命的象征，鄧芷儀的《新鞋子》通過日常細節展現了生活的希望與堅韌，“詩歌找到了你們，你們也找到了詩歌”。

深圳市評論家協會駐會副主席于愛成引用清代詩人黃宗憲的“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心”，認為《我的余生》體現了“療愈寫作”的力量。在他看來，詩集中的每一首詩都是作者們用生命書寫的真實情感，“詩歌成了患者重構主體性的有力工具”，詩集中的自然意象（如火、月亮、星星）和醫學意象（如透析機、瘺、針）被賦予了新的象征意義，成為作者們表達生命體驗的載體。

《作品》雜志副主編鄭小瓊也表示，這些詩作以燃燒的生命寫就，用詩歌縫補生命的不完整，也讓自己的生命更為完整。“詩歌應該有一種讓人內心完整的力量。當我們的疾病讓身體有了一些缺憾的時候，詩歌要彌補缺漏。”她還提到，詩歌中的真誠有好多方面，可以是人性的真誠，也可以是技術的真誠，但她更看重內容與情感上的真誠，“這本詩集中的詩歌就體現了這樣一種感人的真誠”。

“比書寫生命更有力量的是生命書寫。”《書都》雜志總策劃李曉鋒在讀完《我的余生》后，冒出了這么一句話。他談到，這些詩人的作品雖然源于病痛，卻充滿了愛與希望：“病友們的筆下，漫長的透析年份成了新的生命尺度。余生也就由苦挨變成‘樂享’。”

“每個人，每個生命都是弱小的，我們就像一個小雨點一樣從天空落下來，我們也不知道大地跟我們有什么關系。”鄧一光認為，正是這些“小雨點”通過寫作，滋潤了自己，也影響了他人。他舉例說，一位在煙臺的讀者因為讀了這些詩，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老師，我還是要堅持喝藥。”這種文學的力量，正是《我的余生》想要傳達的核心。

《我的余生》只是一個開始。如花城出版社社長、《花城》雜志主編張懿所說，每一位作者通過日常的生命變化，走入新的個體體驗，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成長為詩人，他們身上永遠有不斷努力的力量。“我們要把詩和作品、團體做一個系統性的傳播，包括一些活動的持續開展、作品的持續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