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5日，在中國作協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現代文學館宣告成立。同年3月26日，文學館在萬壽寺西院開館；翌日，茅盾故居向公眾開放。2000年5月23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在芍藥居文學館路45號開館。2024年5月18日，這座藏品達98萬件的文學殿堂榮膺國家一級博物館稱號。歷經40年，從巴金先生最初構想的文學資料館，到集茅盾故居、圖書館、檔案館、展覽館、研究中心及博物館于一體的綜合性文學殿堂，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世界文學版圖中刻下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坐標。

1982年10月1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在北京西郊的萬壽寺西院掛牌。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一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誕生，源于巴金先生對文學遺產的深切憂思。正如他在《隨想錄》中所言：“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現代文學六十多年來的發展做一個總結，讓大家看看我們這些搞文學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1978年春，這位文壇巨匠在與人民日報編輯姜德明的懇談中，首次勾勒出文學資料館的構想。

1980年12月27日，巴金正式發出倡議：“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和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巴金：《關于〈寒夜〉》）次年1月21日，巴金致信摯友、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孔羅蓀：“我在擱筆之前還想促成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談過，他來信說你也贊成，不妨請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贈資料外，還可以捐點錢，我看由作協來創辦最好，政府撥給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資料，供給資料，人不在多，作協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來領導。”3月12日，巴金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通過人民日報傳遍神州。

巴金的倡議在文藝界激起強烈共鳴，茅盾、曹禺、葉圣陶、冰心、夏衍、丁玲、臧克家等文壇大家紛紛響應，鼎力支持。孔羅蓀在《一項重要的文學建設》中記述：“前些日子，我曾經訪問過茅盾同志，他非常贊成這個建議，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創作資料提供給文學館。他還講到三十年代初創作長篇小說《子夜》，原來的題目叫《夕陽》，是諷喻國民黨日趨沒落的光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他說，原以為這部原稿已毀于上海一·二八的戰火中了。后來才發現《夕陽》原稿竟然還保存下來了。這部寫于半個世紀之前的原稿，還能幸存，實在感到無限的慶幸。他說，文學館成立的時候，他將把自己全部著作的各種版本、包括《夕陽》在內的原稿，都送由文學館保存。”（1981年3月26日《人民日報》）

1981年3月27日，中國作協首任主席茅盾溘然長逝。茅盾逝世后，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茅盾故居以及包括《子夜》手稿在內的文稿、資料和生活用品等9100多件被全部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其中，“1932年茅盾《子夜》手稿”“1945年茅盾五十壽辰題詞冊”“1948年茅盾《鍛煉》手稿、大綱”和“20世紀50年代茅盾《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手稿”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1981年4月20日，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擴大會議，巴金被選為主席團代理主席（當年12月，在中國作協第三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巴金被選為主席）。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并向中央寫出報告。6月16日，中宣部批準由中國作協負責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

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也得到了國家檔案局的支持：“國家檔案局四月專門圍繞巴金同志的倡議編了一期《檔案工作情況》，并且在按語中強調指出：‘文學作品的手稿和有關資料，是國家文學藝術事業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廣大文學家、作家辛勤勞動的結晶，是我國文學以至文化發展歷史的真實記錄，是我國人民的一項寶貴財富，是發展我國文學和文化事業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些檔案資料應該由專門的機構統一管理。’他們認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中國現代文學館’早日建成。他們愿意盡力協助。”（1981年12月17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向中國作協黨組的報告）

民間熱情同樣高漲，京滬等地讀者寄來捐款與珍稀民國刊物。1981年7月，巴金匯出15萬元建館基金，并殷切期盼能在有生之年見證文學館落成。冰心在《閑話我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字畫的經過》（1986年）一文中說：

大概是去年吧，我已將日本作家朋友送我的日文著作九十多本，捐給文學館了……我還和舒乙他們說好，將來我書架上的書，凡是有上下款的全都捐給他們，現在就先送走這批字畫，這里面有湯定之、陳伏廬、沈尹默等老前輩的字和畫，時人蕭淑芳、胡絜青等的字和畫，其中最多的是趙樸初同志的字，因為他常把近作的詩詞寄給我看。此外還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的畫等。那天舒乙他們來了，看見我桌上的那一大堆字畫卷軸，就搖頭說：“這些珍品可不能捆起抱走，得用車裝！”第二天他們果然開輛面包車來了，當他們幾個人輕輕地托起這些字畫下樓去時，我忽然覺得歡快地“了”了一樁大事，心里空曠得多！

1981年8月21日，文學館籌備負責人孔羅蓀向中國作協黨組提出關于籌建的一些初步設想：“一、中國現代文學館具有國家檔案館的性質。它將逐步建設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師的資料、研究中心。對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及加強國際文學交流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六、中國現代文學館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領導下工作。為促進工作的開展，擬成立一個七至九人的籌備委員會，負責建館的籌備工作。到適當時機，為擴大影響與利于籌備，最好成立一個聲勢比較大、人數比較多的顧問委員會或設計委員會，把一些老一輩名作家和有力人士都包括進來。”10月12日下午，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決定由巴金、冰心、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孔羅蓀、張僖九位同志組成“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并以孔羅蓀同志為主任委員。11月27日，孔羅蓀向中國作協黨組報告籌建情況，提出關于來年的工作計劃，包括：進一步具體地確定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性質、任務、規模和建館方針；解決籌建期間的暫行編制和有關經費問題；解決館舍建成前的過渡用房，并著手基建工作；等等。籌委會把解決文學館過渡館舍與基建事宜擺在了重要位置。

位于北京萬壽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舊館址。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二

1981年4月20日，中國作協黨組向中宣部提交請示，建議中央批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并在首都建筑一座適合的現代化的館舍。鑒于當下基本建設困難，“可否暫撥給東總布胡同53號房舍（原中國作家協會辦公地），或其他適當的房舍，以便迅即著手籌備與開始搜集、保存資料”。然而，東總布胡同53號房舍因其時正被其他單位占用，未能協調下來。

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址花費了大量心血。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舒乙回憶，“喬木同志為這事下了大力氣，整整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方得以解決。”（舒乙：《美好心靈的富礦》）胡喬木最早找到分管北京市文物局的白介夫，希望幫助文學館在潭柘寺選址。中國作協時任黨組書記張光年和秘書長張僖都贊同，但是作協一些同志認為太遠，此事作罷。后來又考慮過頤和園的藻鑒堂，但那個地方可能更適合作為休養或寫作場所，而且也要幾年后才能用，此事又作罷。此后，選址還曾考慮過東交民巷的原國際俱樂部等地。

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址最終選定在西郊萬壽寺西院。1982年4月20日的張光年日記寫道：“上午喬木同志的秘書黎洪來電話，說北京市答應將紫竹院附近萬壽寺西院的房屋約二十間撥給文學館，副市長白介夫昨天帶他去看過，修一下可用。他要我找白面談。”（張光年：《文壇回春紀事》）

由于萬壽寺西院占用房子的單位遲遲未搬走，巴金于1982年8月26日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再說中國現代文學館》，投到香港《大公報》：“文學館的招牌早已由88歲老人葉圣陶同志寫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掛出來……”胡喬木讀到這篇文章后，將文章轉送給白介夫。10月10日，白介夫寫信給胡喬木說，已通知市文物局，決定下星期和占房單位辦理交接手續，隨即和文學館商定使用協議。10月16日上午，“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成立會在萬壽寺西院舉行。胡喬木和全體與會人員一起察看了萬壽寺西院，大家對能在這樣富有民族氣派的古址上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深表滿意。

胡喬木還親自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掛了牌子。孔羅蓀介紹了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性質、規模、籌備過程。胡喬木召開三方協調會議決定，不待整個萬壽寺移交北京市文物局完畢，便將萬壽寺西院全部交付中國作協籌建文學館。西院內現有住戶應盡速遷出。當前先拆除燒毀廟殿的廢墟，以使前后院能夠暢通。中國作協應正確處理保存文物原有風貌和實現文學館設施現代化之間的關系。中國作協表示接管以后保證不進駐作協機關，不住家屬，保護好文物。周揚、賀敬之、王政柱、張大中、劉白羽、艾青、曹禺、王瑤等參加了這次會議。

暮色中的萬壽寺，飛檐斗拱與手稿典籍交相輝映，琉璃瓦當映照著文學星光的永恒。1985年3月26日，81歲高齡的巴金在此主持開館典禮。此后，他因健康之故，終未再踏足京華。這座由文學巨匠們共同筑造的燈塔，將永遠守護著民族精神的星空。

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以青銅鑄就的巴金手模門把手。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三

萬壽寺門前有一條河，清澈美麗，船可以直接劃到頤和園。萬壽寺西院縱深狹長，前后六進。文學資料存放在這樣有文脈的地方，可謂適得其所。但是，由于萬壽寺是磚木結構的古建筑文物，不能改造增設現代防護所必需的消防、防腐、防潮、恒溫以及取暖等設施，開館前不久，第四進院子還發生過火災，這些對圖書、手稿、影片、錄像、錄音帶等文學資料的保護極為不利，對前來閱覽資料的人也極為不便。何況萬壽寺西院又是借用的，自非長久之計。租借協議期滿后，萬壽寺將恢復歷史原貌并對外開放。巴金為此再度呼吁：“文學館是我一生最后一個工作，絕不是為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

1986年全國政協會議期間，蕭乾等十名委員提出提案：建議早日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基金會并撥給經費解決館址，以正式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1988年，蕭乾又聯合若干委員再次遞上提案，充分肯定了文學館的工作：“中國現代文學館自1985年開館以來，開創了我國文學事業一個新局面，即使我國作家的著作、手稿及其他有關資料，有了一個永久收藏之所。這是文化事業的一項基本建設。兩三年內，該館已收集并保存我國作家的作品各種版本及外文譯本十四萬余件，并接待海內外有關機構及人士千余次，對促進中外及海峽兩岸之文化交流起著巨大作用。”同時，蕭乾再次呼吁為中國現代文學館“建立永久性館址”。

1984年，中國作協聘請巴金、孔羅蓀為名譽館長。1992年，冰心、蕭乾等被聘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顧問。經巴金、冰心及各界人士多方呼吁，1993年，中央辦公廳批準建設新館，國家計委立項批復建筑面積2.4萬平方米。1996年，新館奠基儀式舉行；1997年，一期工程正式動工，并被列為向建國五十周年獻禮的國家級文化工程。

2000年5月23日，文學館遷至朝陽區芍藥居新址。96歲高齡的巴金雖未能親臨，但其手書的賀信如同穿越時空的燈塔光束，照亮了整個典禮現場。設計師以青銅鑄就的巴金手模門把手，在陽光下泛著溫潤的光澤——這不僅是建筑美學的點睛之筆，更是文學精神的具象傳承。當參觀者的掌心與青銅紋路相觸時，仿佛能感受到老作家筆尖的溫度，聽見他在《隨想錄》中的低語：“我們的新文學是散播火種的文學。”

巴金《隨想錄》手稿，文中提及“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的心愿。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四

在1985年建館之前，巴金首次就捐贈了3000多冊圖書和15萬元稿費，其后又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費直接支付給文學館。巴金先后分十批捐贈7660件文學資料。文學館為此成立了第一個文庫——巴金文庫，目前文學館已建成142個作家文庫。“巴金文庫”中珍藏著魯迅贈予他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這本僅印77本的珍品上，留有魯迅親筆題寫的“七”字；另有魯迅與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一函6冊，當年只印100部，文學館藏品編號第“九十四”部，上有兩位編者的親筆簽名。第“九十四”三字看筆跡似也是魯迅的。這些捐贈不僅承載著文學史的價值，更見證了作家間深厚的情誼。

中國現代文學館恒溫恒濕庫房、數字化掃描工程等，讓茅盾《子夜》手稿與《四世同堂》手稿墨跡等珍貴檔案得以永續。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第一輯。該手稿是研究老舍思想和中國新文學史的重要原始資料，手稿中使用的紅條土紙和毛筆字跡，生動再現了抗戰時期后方物資匱乏的艱難條件，修改痕跡顯示了老舍對語言與情節的精益求精。老舍《四世同堂》手稿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進一步凸顯了其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意義。中國現代文學館數字化資源庫，還保存著老舍20世紀20年代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講課錄音等珍貴影像視頻資料。1924年，老舍被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為標準中國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講師。老舍是北京人，他的語言成為其作品最顯著的特點。當時英國倫敦靈格風出版社曾托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出版一套針對外國人的漢語學習教材，老舍和同事布魯斯教授、愛德華茲女士合編一套配有唱片的中文教材，名叫《言語聲片》。老舍負責中文部分的編輯工作，書中的課文、生詞部分的漢字全部由老舍手寫，全書的課文和生詞也由老舍錄音。唱片共16盤，其中第16盤是發音練習，一段是《伊索寓言》，一段是《紅樓夢》第25回片段。全部發音均由老舍灌錄。老舍當時25歲，聲音很清亮，音調比較高，不像晚年那么低沉。但是一聽就知道是老舍的聲音，標準的北京音，清脆、好聽。除了16盤唱片，還有兩本裝幀精良的教科書。第一卷是英文課本，第二卷是中文課本，中文全部用手寫，毛筆字體，照片制版印刷而成。這套漢語教材流行于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從內容上看，老舍負責第16課下到第27課下的對話課文的撰寫，以及第28課上下到第30課上下全部課文的撰寫。這套教材和錄音今天仍然完整地保存著，并從唱片刻錄成光盤，百年前老舍的朗朗之聲依然相當清晰。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100年，北京話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這部教材不僅是研究作家老舍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對外漢語教學和近百年來北京話發展變化的寶貴資料。

朱自清用過的舊皮箱，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現代文學館提供

五

每一本捐贈的藏書、每一頁泛黃的手稿，都凝聚著文學大家的溫情與堅守。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恒溫恒濕作家手稿庫里，臧克家《有的人》手稿靜靜地躺著，泛黃紙頁上“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的字跡如星芒閃爍。這句傳世名句，恰似文學館40年歷程的生動注腳。

當巴金倡議建立文學館的呼聲響起，臧克家以一篇《建個文學館，好！》率先響應：“我認為，保存作者手稿，也大有必要。既可以對照手稿與印稿的不同，從中看出作者的修改意圖，同時在手稿上也可以窺見作者涂改刪削的痕跡。”“1946年到1948年，我在上海編過報紙副刊和《文訊》月刊，發表了許多著名作家像郭沫若、茅盾、巴金、王統照等幾十位同志的文章。朱自清先生逝世之后，我在《文訊》上出了悼念特輯，執筆的全是朱先生的老同學、西南聯大同事、文藝界老友，以及在‘聯大’教書的他的高足。去年《新文學史料》上，有位同志看到這個‘專輯’，認為是研究朱先生的重要寶貴資料，但這份雜志，而今已經很少人知道了，我手頭還有殘缺的幾本，如果成立‘文學館’我愿公諸大眾。”（1981年3月26日《人民日報》）

臧克家去世后，他的“概不外借”的圖書進來了，《有的人》手稿進來了，書桌也進來了，安放在文學館“作家書房展”的臧克家書房里。2025年，正值臧克家誕辰120周年，文學館將一如既往舉辦老作家周年誕辰紀念活動。而臧克家所提到的“朱先生的老同學、西南聯大同事、文藝界老友，以及在‘聯大’教書的他的高足”們的簽名簿現在也靜靜地安放在“文學館實物庫”中，和朱自清的其他遺物朝夕相處。

1996年11月25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芍藥居新址舉行隆重的奠基儀式。11月29日，朱自清的兒子朱喬森來文學館談捐獻朱自清遺物的意向。1997年12月24日，文學館新館地基開始挖土，當天朱喬森捐獻朱自清藏書、文稿和文物。在朱自清遺物中，除了衣箱，還有一副黑邊的圓圓的眼鏡，一個書架和一只放講義的舊公文皮包。2000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落成，朱自清先生用過的一件舊皮箱引起參觀者特殊的興趣。這只皮箱上有朱自清手書“朱自清衣箱到北平清華園”的毛筆手跡，隔著時光歲月，依然明晰娟秀。

2024年12月，朱自清衣箱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只看似普通的衣箱，實則布滿了歲月的痕跡。衣箱側面發黃殘紙上的“青島”字樣，以及旁邊模糊的外文，成為解鎖歷史的關鍵線索。經過一番抽絲剝繭的研究，“R.-Kiaochow-Tsiean”被解讀為“膠濟鐵路”。1937年，抗戰的烽火燃遍大地，朱自清一家被迫離開清華園。他在顛沛流離中，于該年9月28日抵達青島，將這只衣箱托運。這只衣箱隨著朱自清一路南下，見證了抗戰時期知識分子的流亡之路，是那段艱難歲月的生動寫照。

衣箱正面清晰寫著收件地址“北平清華園”，但寄件地址卻撲朔迷離，“國立”之后的字跡難以辨認，推測可能是“國立西南聯大”。朱自清在西南聯大度過了7年時光，衣箱始終陪伴左右。在西南聯大的艱苦歲月里，朱自清生活拮據，為了維持生計，他不得不從衣箱中拿出物品去典當。即便如此，他依然堅守在教育和學術的崗位上，為學生認真授課。這只衣箱默默見證了他的清貧與堅韌，以及對學術的執著追求。

從形制和工藝上看，這只衣箱具有濃郁的歐式風格，讓人不禁聯想到朱自清的歐洲游學經歷。衣箱正面的“Pe”和“RA”字母，引發了諸多猜測，它們或許與北平、法國或法蘭克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31年到1932年，朱自清在歐洲游學，其間多次托運行李。這只衣箱極有可能是他在歐洲購買并托運回國的，它在歐洲的流轉，不僅是朱自清個人經歷的見證，更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朱自清衣箱看似只是一件普通的生活用品，卻承載著朱自清的人生軌跡和精神世界，是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化的一個重要見證。在現代文學館40年館慶倒計時的特殊時刻，探究這只衣箱背后的故事，能夠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銘記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讓我們期待更多文物背后的故事被挖掘，讓文學記憶的光芒永遠閃耀。

從“藏之名山”到“傳之世間”，文學館的萬千珍藏凝聚著數代作家、學者及其家屬化私為公的文化胸襟。40年不過長河一瞬，而中國現代文學館始終是那艘打撈星光的船。一代代文學守望者以赤誠之心，構筑起這座文學的殿堂。他們有些雖已遠去，卻如星辰永駐，照亮后來者的航程。

作為全國文學館聯盟發起單位和秘書長單位、中國博物館協會文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單位，中國現代文學館這艘承載文明星火的航船，繼續在文學的星海中航行，守護著民族的記憶，傳遞著時代的光芒，共同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作者：王軍，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