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從三分天下到百家爭鳴》是一部論述“文藝評論兩新”的作品。該書系統地論述“兩新”評論的緣起、特性、存在問題、困境與突破途徑，對國內有代表性的“兩新”評論家進行個案分析，指出“兩新”文藝評論將成為中國文藝評論最重要的力量。

作者簡介：

謝端平，1971年生，湖南省雙峰縣人，現居深圳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迄今在《中國作家研究》《文藝論壇》《北京文學》《創作與評論》《湖南文學》《香港文學》《文學報·新批評》《粵海風》《文學自由談》《長江文藝評論》等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雜志上發表文藝評論百余篇和小說、散文、電影劇本等兩百余萬字，作品收入多種年度選本和選刊，出版《村上春樹現象批判》等著作多部。

目   錄：

總序 文藝批評的“新力量”/ 唐小林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兩新文藝評論緣起

網絡評論的嬗變和升華

體制內評論的變革和創新

時代的呼喚

實例:關于打工文學的評論

實例:媒體對村上春樹的哄抬

第三章 兩新文藝評論的特性

評論文本的根本特征

兩新文藝評論家的膽與識

關注基層文藝

求疵比求美尤顯重要

第四章 個案分析

艾自由:讓好看評論真正成為深入人心的文學力量

曹雨河:發現文學價值給予充分闡釋

廖令鵬:開拓文學評論的未竟空間

柳冬嫵:為打工文學尋找精神源頭

馬忠:站在低處說話

戎平:從小城中學傳達室走出來的基層評論家

唐小林:文壇求疵者 評論獨行俠

曾于里:評論“照亮”別人的生活

趙衛峰:以強大的探索熱情作緊貼現象的理論概括

周其倫:作者、讀者和刊物的忠實信史

第五章問題、困境與突破

求疵評論的文本問題

困境與突破

勇于與文藝家對話與對抗

文藝評論百家爭鳴

總  序：

 文藝批評的“新力量”

唐小林

在文藝批評越來越程式化、雷同化、乃至吹捧化的今天，文藝批評遭到冷漠，飽受詬病，早已是文藝批評家們心照不宣，有目共睹的事實。猶如一縷清風，當下文壇出現了一支以馬忠、鄢文江、范良偉、曹雨河、謝端平、廖令鵬、譚旭日、李向明、陳宇、吳杰等人為代表的文藝批評“新力量”，令人欣喜，值得關注。他們激活了文藝批評的寫作，令人刮目相看，給中國文藝批評帶來了新的活力和動力。他們的寫作經驗值得推廣和總結，更值得學界認真探討和仔細研究。

這支文藝批評的新力量，是對原來固有的學院批評、作協批評和媒體批評的一種有益的，必要的補充。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都不在體制內，從事專業的文藝理論研究和批評，而完全是憑著自己對文學藝術的執著追求，對文藝批評的無比酷愛，在沒有任何學術經費支持下，樂此不疲，持之以恒地觀察，研究當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的成敗得失；廣泛和深入挖掘來自社會基層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發出低處的、鏗鏘的聲音。他們的批評，敢講真話，獨立不羈，文字活潑，字里行間有熱情、有態度、有贊美，也有針砭，越來越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和頻頻熱議。

由馬忠主編的這套“新力量文叢”，是他們優秀作品和創作成果的集中展示。這些文藝批評家，近距離觀察和評論身邊的作家和炙熱的作品，在文藝批評中走近和參與真實的文學現場，揮灑才情，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們天南海北，來自于各條戰線，從事不同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專注于文藝批評，鍥而不舍，孜孜以求。

在常人看來，文藝批評完全是一項必須經過長久的學術訓練，由專業的文藝工作者才能干好的事，其他人是不能隨便染指的。但僵化的固有思維和褊狹的井蛙之見，確乎已成為阻礙文藝批評的巨大絆腳石。事實證明，這支文藝批評新隊伍的寫作，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力量，并不遜色于某些訓練有素，紙上談兵，沒有文藝天賦的專業批評家。他們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文學天賦和出色的寫作能力，他們的寫作，激情洋溢，敢說真話，正是對當下文藝批評的必要補充。讓我們看到了文藝批評新的希望。

就寫作的手法來說，他們的文藝批評是清新靈活，新鮮活潑，充滿自由思想的。它擯棄了學院批評家一貫嚇人的學術名詞大轟炸和掉書袋式的獺祭堆砌，常常是一針見血，直抵文藝病象，直擊文藝現場，揭示出當下文藝的諸多問題，從而引起療救者的注意，給讀者帶來不一樣的藝術思考和審美沖擊力。

在文藝越來越飯圈化的當下文壇，我們更需要提倡一種有態度，有風骨的文藝批評，絕不能把文藝批評寫成溫吞水。面對文藝批評家們的一團和氣，你好我好，魯迅先生說，文藝批評必須像剜爛蘋果那樣，把壞的部分“剜”掉，絕不能把壞的蘋果也拿給大家吃，就是說要“壞處說壞，好處說好。”但這種看似常識的觀點，許多文藝批評家卻始終難以做到。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許多作家和文藝批評家往往都是熟人，甚至是關系密切的朋友，大家經常都會在各種場合見面，真正的批評，在面子上很難抹得開。這一批文藝批評家卻從來沒有“考核”“任務”的煩惱和困擾，即便沒有學術經費的支持，他們也毫不在意。他們沒有人際關系的羈絆，與那些當紅的作家們從無任何個人的交接，在進行文藝批評時，也特別放得開。

一片冰心在玉壺，心底無私天地寬，他們在批評時，敢于講真話，論真理，不用在寫作時考慮任何利弊得失，這樣的“劣勢”，恰恰是最大的優勢。在進行文藝批評的時候，他們也就敢說其他批評家們不愿意，也根本不敢說的話。他們的文藝批評，讓我們看到了新時代的文藝批評家是怎樣在文學的現場短兵相接，聽到了一種從未聽到過的批評之聲。

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認為，文藝批評是一種創造。俄國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更是高屋建瓴地說：“認為批評這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大錯特錯；批評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腳的，危險的。事實上，從一方面來說，該有多少條件匯合在這個才能卓越的人身上：深刻的感覺，對藝術的熱烈的愛，嚴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這是公正無私的態度的源泉——不受外界引誘的本領；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擔當的責任又是多么崇高！人們對被告的錯誤習見不以為怪；法官的錯誤卻要受到雙重嘲笑的責罰。”然而，他們也常常會遭到一些文藝外行的誤解，甚至會遭到某些專業文藝批評家們的裝腔作勢鄙夷，甚至無端的攻擊。這除了傳統的偏見之外，更多的或許正是因為僵化、呆板的批評逐漸失去了市場，受到了新的、極為嚴峻的挑戰。反觀這些文藝批評界的“新人”，他們長年關注文藝現場，對各種文藝現狀和病象了然于心，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們敢于講真話的品格，體現了文藝批評家真正的風范，將成為當下文藝批評的重要力量。

以上，與諸君共勉！

（發表于2024年9月12日《中國文化報》，有刪節）

求疵比求美更重要

謝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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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文學評論家阿爾貝·蒂博代在《六說文學批評》（又譯《批評生理學》）中，把文學評論分為兩種：“求美”的評論和“求疵”的評論。這種劃分法其實蠻簡單，也很粗糙、粗暴，然而卻被中國評論界經常引用，并作為指出問題或是“剜爛蘋果”的理論依據，同時也被作成“文藝表揚”的借口。其實，魯迅對評論家的四個要求，已經作出比蒂博代兩分法更確切的表述。所謂“求美”：無疑是表揚好的，在沒有好的時，發現并表揚較好的。所謂“求疵”，無疑是發現并批評不好的，如果還沒有“穿心爛”，就剜掉爛了的部分（剜爛蘋果）。現在很多評論家喜歡將簡單的事情說得復雜，以便顯示他們的功夫；而魯迅，將復雜的事情說得簡單，通俗易懂。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求美”的評論主要是寫給讀者看的，幫助讀者盡快找到好的讀本（減少閱讀風險和成本），深入理解作品的內容和好處（防止誤解）。如果“求美”的評論變成了為作者裝裱和PS、美化或歌功頌德，就是舍本求末、誤入歧途。“求疵”的評論，有評論家認為主要針對作者（使其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以便改進），其實不然，它是同時針對作者和讀者，似乎對讀者的作用大一些（防止誤讀和消除壞影響）。要通過指出問題改變一個作者很難，因為需要其自身意識到問題，并有改進的意愿。但要改變讀者相對容易得多，這世界上似乎沒有蠢到迷信作者、作品而以丑為美的讀者——某些吹鼓手例外，他們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讀者，而是沒有立場的評論者。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說人家好話容易，談人家毛病難。對于作者和讀者來說，“求疵”的評論比“求美”的評論更顯重要、更顯需要。劉川鄂認為“求疵”的評論是“向名家開刀”：在何滿子、袁良駿、李建軍、王彬彬、吳俊、王兆勝、趙勇、王春林等評論家的評論實踐中，較為成功地運用了向名家開刀的評論策略；針對當前一些小說反映出部分作家（尤其是名家）的低級趣味、混亂道德、良知失位等人格缺陷，作了堅定而集中的批評，受到廣泛的關注和較多的肯定。批評名家有三個方面：就是批評由他們所代表的種種不良的文學傾向，批評由他們所代表的種種不良的文化現象，同時也是對大眾審美趣味的挑戰。“在借媒體發言或被媒體‘再生產’后，為交流表達的有效性起見，在篇名的設計上，在行文風格上，淡化了‘學術性’，加強了生動性，加強了批評的鋒芒，但內在的學理支撐仍在。我認為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正常現象，是在文學邊緣化、文學傳媒化時代的批評策略。”“所謂‘酷評’，就是‘求疵’的批評。當然也有某些‘酷評’是不負責任地亂評。故弄玄虛、頤指氣使、用語夸張、故作驚人，以達到出名、出風頭，泄私憤，攪亂批評秩序等目的。但被斥為‘酷評’的大都屬于嚴肅的批評，是批評家基于良知、基于學理，對批評對象的客觀評價，當然有時也可能是嚴厲的。”（劉川鄂：《新世紀文學批評的新策略——批評名家的理由》，2005年第6期《甘肅社會科學》）劉川鄂的這篇文章發表很多年了，預見了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至今尚未解決。

在對名家“求疵”時，“剜爛蘋果”的評論家遭受的反批評異常激烈，受到的壓力也特別大。以唐小林批評賈平凹、賈淺淺為例，反批評主要來自兩個陣營。首先，體制內權威的反制，因為權威能夠調動體制內資源，站在一個權威的平臺上，所以顯得力量特別巨大、影響也特別深遠。如唐小林在《文學報》上發表了批評賈平凹的評論文章后，程永新聲稱“再也不讀《文學報》”。這對“剜爛蘋果”之類評論家的傷害極大，以致評論家每剜一個“爛蘋果”，都有點朝不保夕的感覺（擔心被一些純文學報紙雜志聯合起來“封殺”）。其次，對名家的“求疵”評論的不當反批評更多來自被批評者自己的陣營，如為賈淺淺辯護的“豐陽玢子”所代表的“商洛作家圈”，他們在網絡上以人身攻擊的方式圍攻唐小林，想想都覺得毛骨悚然。另外，那些被“求疵”的評論擊中過，以聲援被評論者的方式進行反擊者，也可以臨時劃入賈氏的陣營，如臧棣以極其不具學者風范的言詞對唐小林進行反擊，被認為是報被批評過的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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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求疵的評論比求美的評論顯得更重要。這不是說求疵的評論總體比求美的評論寫得好，而是當下文藝評論的生態更需要求疵的評論，或者說，是時代在呼喚。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中國的文藝評論生態并不值得恭維。某些所謂主流文藝評論家喪失評論精神而成為表揚家、總結家或廣告工作者。真正的評論特別是尖銳的爭鳴，往往不容于所謂“主流”，并被粗暴的語言橫掃。所謂“主流”評論很容易走極端——曾幾何時，因為政治的影響，意識形態評論獨步舞臺，“革命”幾乎成為唯一關鍵詞；在這種語境里，批判性意見被絞殺，某些評論甚至違背了文藝規律，阻礙了文學健康發展。而后，學院派引進西方評論理論和方法，但許多所謂的專家未經消化即全盤西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藝評論存在明顯的重理論輕文本的傾向。其后果是文藝評論基本一個模式，批量生產甚至淪為評職稱、評獎的工具。滑稽的是，長期以來，體制內評論習慣于以眾聲喧嘩方式來確定評論的正當與否，有時也按聲音（權勢）大小來判定，就好像以啦啦隊的規模或主辦方的意愿來決定綠茵場上的勝負。因為話語權被壟斷，真正的評論很難突破重重阻礙而有所成長。我們應該有肚量容納評論意見，認識到皆大歡喜、一團和氣對文藝創作并無裨益，甚至有害。縱觀中國文學史，幾乎每個文化繁榮的時期都是百家爭鳴。真理越辯越明，文藝越批越有活力，評論要成為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德國啟蒙運動時期劇作家、美學家、文藝評論家萊辛在《漢堡劇評》中坦承，他較晚的作品中那些可取之處完全是通過評論得來的，他從評論中得到了一些類似天才的東西。（見萊辛著、楊業治譯：《〈漢堡劇評〉選譯》，1961年第10期《世界文學》）可以肯定的是，萊辛所稱的評論絕對不是掌聲和喝彩，不是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是紅包能夠買來的。

真正的評論往往被當成偏見，這種“偏見”應該來得多一點，來得更猛烈一些。其實評論家喜歡誰不喜歡誰，與其說心中有桿秤，不如說存在這種所謂“偏見”，美國中國文學研究家劉若愚甚至稱：“一個批評家如果沒有偏見，就等于沒有文學上的趣味。”真正的評論不是見誰紅就滅誰，或者拿著棍子亂舞一通，而是不媚俗、不唯上、不趨時。魯迅總立于風口浪尖，使用評論武器與“正統”戰斗不已，因而受到強烈的反批評。能夠在評論史上留下一筆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勃蘭兌斯等無不如此。自古以來，幾乎所有批評界的大師都不是掌聲塑造出來的，相反，他們往往得益于持有“偏見”，并被各種“偏見”砥礪。而那些受到普遍歡迎、四平八穩的評論家、表揚家們，往往朽于當世。歷史是個勤奮的清潔工，每時每刻都在忙著將鞭炮炸裂后的碎屑掃進垃圾桶。那么評論是否也有標準或者底線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要符合評論倫理，最直觀的標準是要有好說好、有壞說壞，即不違背真誠和真相。建國以來我國出版過多部現代小說史，但大都會在文學史上曇花一現，因為沒有自己的真知灼見，也欠缺客觀公正的評價，甚至成為政治的傳聲筒。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于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受到重視，該著并非無可挑剔，但有兩個明顯的貢獻或優點：一是發掘了幾乎被大陸學界湮沒的張愛玲等作家，二是雖然作者對大陸主流作家存在“偏見”，但“偏見”絲毫不影響他對現代作家的評價，他充分肯定了魯迅的經典地位，同樣也沒有抹殺其他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蕭軍、沙汀、艾蕪、歐陽山、周立波等的成就。“偏見”產出的是真誠的善意的銳利的評論，起到魯迅倡導的“剜爛蘋果”的作用，體現文藝評論的豐富性和偉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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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國文藝評論界發生了許多大事。5月初，中宣部在北京舉辦200余人參加的全國文藝評論工作培訓班；5月30日，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成立；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文藝評論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六次提到魯迅，高度認可并強調要“剜爛蘋果”：“文藝批評就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不能因為彼此是朋友，低頭不見抬頭見，抹不開面子，就不敢批評。作家藝術家要敢于面對批評自己作品短處的批評家，以敬重之心待之，樂于接受批評。”

剜爛蘋果，是魯迅《關于翻譯（下）》（最初發表于1933年9月14日《申報·自由談》）中的一個比喻。據何立波《毛澤東與魯迅神交往事》（2007年第5期《黨史縱覽》）記載，在1975年8月的一天，毛澤東曾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讀《魯迅全集》中的《關于翻譯（下）》一文。當工作人員讀到魯迅用“剜爛蘋果”的比喻，主張正確批評，反對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時，毛澤東非常高興，連聲說：“寫得好！寫得好！”

“剜爛蘋果”在當下非常重要，許子東認為：“現在中國，有名作家名藝術家間的嚴肅批評嗎？有不同文藝流派風格的論爭嗎？我覺得，這種文藝批評的空白寂靜是一百年來中國文壇所沒有的。這跟我們文藝創作至少在數量上的空前繁榮形成非常強烈的對照。所以我覺得習主席講了很多方面，但是為什么這個剜爛蘋果的比喻大家特別有共鳴，因為大家可能都覺得批評的缺失。”（許子東、于一爽：《復興文藝先要敢于批評》，2014年10月20日第97期鳳凰網“洞見”）長期以來，我們有太多的文藝“爛蘋果”，但評論家缺位，沒有將部分爛處剜掉，也沒有將“穿心爛”的拿出“筐”。在《為翻譯辯護》（1933年8月20日《自由談》）一文中，魯迅寫道：“所希望于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在《關于翻譯（下）》一文中，他又指出評論界對翻譯作品的評論方法簡單粗暴：“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他認為：“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著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吃得。”于是，他“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剜爛蘋果的工作”。綜合兩篇文章，魯迅希望評論家做四件事：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在沒有好的可以獎勵時）獎勵較好的、剜掉蘋果爛的部分（使之可以吃）。

不管是哪一類評論家，都應自覺履行魯迅所說的四個職責。可是，某些體制內評論家最樂于做、做得最多的是：“二，獎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如果只顧著獎勵好的和較好的，甚至也獎勵不好的，而放棄另兩類職責，那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批評的：“一點批評精神都沒有，都是表揚和自我表揚、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勢和自我造勢相結合，那就不是文藝批評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批評了八種文藝怪象，那是句句到肉、針針見血。第一種，有數量缺質量：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第二種，低俗泛濫：把作品當“搖錢樹”、當“搖頭丸”；第三種，浮躁之風：不能及時兌換成人民幣，不值得，也不劃算；第四種，作風漂浮：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下基層；第五種，價值觀缺失：什么缺德的勾當都敢做；第六種，崇洋媚外：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第七種，鉆進錢眼：成為市場的奴隸，沾滿了銅臭氣；第八種，吹捧奉承：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這八種怪象中，第八種為文藝評論專有，紅包即是腐敗，“紅包厚度=評論高度”，這是很恐怖的一個等式。但前七種怪象，文藝評論也或多或少都存在。隨著中國反腐不斷進入深水區，文藝界反腐一定會持續加大力度。文藝評論反腐不僅要落實到打擊違法犯罪、懲治違紀違規層面，還要挺進“灰色”地帶，清理、改良學術環境和資源，清查學術上的腐敗。據耳聞：中國大陸有數百家大學學報，很多是同行都不看的，因為里面的東西沒有分量，但在里面發表文章則被認為有分量；在某些文藝報刊上發稿，需要版面費或打點編輯；很多研討會只是走個過場，車馬費吸引許多評論家欣然前往……學術腐敗真是不一而足。囿于資源、經驗和見識，本文無法對此展開分析，只能呼吁多一些“剜爛蘋果”的文藝評論，通過百家爭鳴以遏制文藝評論方面的學術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