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典指經過時間鍛造，具有美學典范意義的作品。英國批評家利維斯建構了奧斯丁、康拉德等西方“偉大經典”譜系。美國文學家布魯姆則構造“影響—焦慮”“沖突—競爭—超越”兩階段論經典譜系生成模式，認為原創性、競爭性、深刻思想性、審美力量與重讀考驗，是經典的標準。近些年來，謝冕、吳義勤、孟繁華等學者都介入過當代文學經典討論。溫儒敏提出“文學史經典”與“文學經典”之分，孟繁華提出經典化與當代性問題。其實，關于“當代文學經典”的爭論，凸顯了“經典共識”的不穩定性。網絡文學在時空范圍內，屬于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網絡文學經典化”延續“當代經典危機”的思考，并融入媒介轉換、文學屬性等問題的探討，更具當下性與時代感，甚至關乎文學的存續發展。厘清這個問題，要從現有討論的幾個層面來談。

媒介性影響文學性構成，但并非“取消”文學性

關于網絡文學經典化，有幾種不同看法：一是網絡文學無法經典化。部分學者以精英文學為標準，將網絡文學歸于通俗門類。他們認為，通俗文學在文學中地位較低，只有娛樂性，沒有經典價值。二是網絡文學可以走向經典化，但其本身的癥候性問題，是導致經典化困境的原因。比如，一些學者認為一方面網絡作家追求寫書速度，網文數量與質量不匹配，數量龐大，泥沙俱下；另一方面作者看重經濟利益，無心打磨精品，網絡文學過度商業化，文學性下降。三是網絡文學經典化是“偽命題”。這類看法相當有代表性。韓國學者崔宰溶認為，文學性是“作品中心論”觀點，應被網絡“共生互動性”替代。一旦作品不能成為中心，“經典意識”也就不存在。這種說法挑戰了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樹立的文學四大標準，即作品、宇宙、作家、讀者。他們認為文學創作客體意識、編訂選集及進入圖書館收藏對應的靜止觀念，賦予印刷文學“永恒光環”，進而與權威話語體系、印刷資本緊密結合，傳統經典才得以產生。而在互動和生活化、開放化的網生語境中，這種經典觀念應被淘汰。

事實上，以上幾種觀點爭論的核心問題在于媒介與文學的關系。傳統精英批評家注重經典恒定審美標準與長時間段層積評價。然而，網絡時代的“媒介性”對其帶來極大挑戰，影響了文學審美、原創性等傳統經典標準。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為網絡文學經典化制造了新的難題。比如，邵燕君認為，網絡文學經典化必須對網文作斷代史式的梳理。網絡文學發展前二十年左右的“傳統網文”接近于印刷時代的“通俗文學網絡版”，而這幾年出現的“二次元網文”中“數據庫”“粉絲”“類型”等特質才代表網文發展方向。她提出網絡類型小說經典標準，即典范性、傳承性、獨特性和超越性。而在討論這些具體標準時，“既要參照‘經典性’曾經穿越‘口頭文學’‘紙質文學’等多種媒介形式的‘共性’，又要充分考慮到‘網絡性’和‘類型性’的特性構成”。單小曦也認為“媒介性”應為文學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且居于中心位置。但他同時指出，機械印刷和集體化文學生產、播放型電子媒介與大眾化文學生產、網絡媒介與實時交互性文學生產多元并存發展，構成了當代文學生產基本格局。然而，這三類文學生產機制能否在網絡時代延續下去，是否有互通可能？這些問題都尚待進一步探討。

但是，經典標準多樣化，絕不等于經典消亡。經典標準會變，但經典意識永存。網絡時代經典標準，是“融合再生”的過程。首先，必須反思“雅俗對立”的觀念。通俗文學在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原創性和審美性上，普遍略遜于純文學，但其大眾傳播度、類型化敘事、撫慰人心的療愈作用，依然可以凝聚文學經典共識，如金庸與瓊瑤的作品。通俗文學經典化，為網絡時代文學經典產生，提供了價值參考。其次，目前中國網絡文學主體是類型小說，但并不是說，網絡文學就只是類型小說。比如，早期網絡小說和詩歌中，有大量實驗先鋒作品。如今，先鋒化網絡短小說，也悄然在豆瓣、知乎等平臺興起。媒介性影響文學性構成，但并非“取消”文學性。拒絕從文學審美層面介入文本，拒絕以文學審美作為經典標準，拒絕將“網絡文學看作文學”，僅將其作為媒介“裝置”，就可能形成“有媒介無文學”“有理論無文學”的情況，最終從“經典取消”走向“文學取消”。

網絡文學經典化既牽涉文學破除“雅俗的鴻溝”，也是網絡時代文學經典產生的先聲

具體而言，原創性、典范性、競爭性、重讀考驗、審美性，這幾個傳統經典標準在網絡語境下都會有不同變化。

“原創性”聯系著作家個體權威形象塑造，未來網絡文學中，這一標準將漸漸從個體原創走向“多維作者”原創。經典作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個體文化英雄，而更類似讀者和作者共同經營（或可稱為“寫讀者”）的“原創IP”。作家也將不再苦苦追求陌生化，走入自我封閉的怪圈，而更愿在新穎體驗基礎上，追求語言和內容的共享共生性。由此而言，“競爭性”的影響焦慮，會被“合作性”替代。無數前輩作家的經驗，都將化成數據庫元素，共同服務于新文學樣態。

同樣，“重讀”考驗，也會發生變化。從傳統經典標準來看，重讀是“時間超量占有”概念。一部經典作品，必須有復雜文化和審美信息含量，經得起反復重讀與不斷闡釋。未來網絡文學之中，“重讀”的時間概念，將會擴展為對時間與空間的雙重占有。將“重讀”擴展為“重享”，不僅是時間上的反復個人化閱讀，而且是空間上的反復共同分享。“經典閱讀”將會成為特定網絡虛擬社區的IP共同體行為。

“審美性”依然是經典考量重要標準，但也有“常與變”的博弈。以作品為中心的審美標準不能變。即便重視讀者共享互動，重視媒介傳播，一旦作品中心地位發生改變，經典必然被空心化。比方說，一些薦書網紅作為“媒介人”，對當代文學經典推廣起到重要作用，但他們的大眾化推介，必須建立在作品本身經典品質之上，而不是顛倒錯置。不過，其中的變量也會有很多。比如，紙媒語境下，對細節的提煉，是經典性必須考慮的因素。網絡文學中，細節與情節結合，共同服務于龐大世界觀建構。經典細節并非消失，而是與經典情節結合，重新將人類代入“故事時代”。另外，文字精練簡約，是小說的一大美德。適當的長度，被看作是對文字的敬畏。網絡傳媒狀態下，時空觀念、信息量級、閱讀訴求等標準的變化，使網絡文學“超長度”成為常態。還有，描寫與敘事的功能也會發生改變。描寫曾賦予小說模擬現實的真實感，敘事對描寫的侵蝕，被認為是小說追求“內在真實”的策略。網絡語境之下，經典小說敘事對時間的沉浸感，必然會與仿真性描寫帶來的空間沉浸感結合。敘事與描寫的再次結合，將帶來類似游戲敘述視角的擴張，給人們帶來新鮮閱讀感受。

相比其他標準，“典范性”應繼續堅守。典范性作為經典價值核心，將成為后續作品的示范，其共同體意義必須得到堅守。利維斯確立奧斯汀與康拉德等人為經典作家，其目的在于“喚醒一種正確得當的差別意識”，他們的經典作品“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潛能，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要意義”。網絡社會的即時性、碎片化等特征，在海量信息潮中，對經典作品永恒性構成威脅。這樣的情況下，典范性的堅守，將使得經典能在人類文明之中，繼續發揮凝聚精神共同體的作用。

隨著網絡媒介高度發達，紙媒轉型是必然趨向。所有文學作品，未來可能都將以網絡媒介為傳播主渠道。相對于紙媒文學的“網絡文學”概念，也應改為“網絡時代的文學”。由此而言，網絡文學經典化，既牽涉文學破除“雅俗的鴻溝”，也是未來網絡時代文學經典產生的先聲。經典是人類“共識經驗”的凝聚。沒有經典，共識可能會陷入混亂，人類思維表達力和理解力、文學反映精神的能力都會下降。經典的建立，不僅關乎網文能否被文學體系接納，更關乎其高質量發展。不過，樹立網絡文學經典的任務，完全交由市場產業化網絡平臺，以及讀者大眾口碑，顯然是不夠的。而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和批評家，對此介入得并不充分。這表現為批評家面對網絡文學文本時，缺乏精彩的文本解讀和深度挖掘，缺乏披沙揀金般地對經典進行篩選、定義和闡釋的過程。

網文超大信息量與信息轉瞬即逝的特點，加劇了經典化難度。塑造經典更需要批評家認真做好閱讀、挑選、闡釋工作，也要擴大眼界與心胸，注意傳統標準與新標準的溝通與共識的建立。網絡文學二十多年發展中，忘語的《凡人修仙傳》、貓膩的《間客》、夢入神機的《龍蛇演義》、天使奧斯卡的《篡清》、煙雨江南的《褻瀆》、酒徒的《家園》、齊橙的《大國重工》、何常在的《浩蕩》、阿耐的《大江東去》等網文作品，有的是成熟的類型文學，有的延續現實主義風格，有的能在網生性與文學性之間找到很好的平衡。同時，網文已發展出玄幻、校園、修真、洪荒、游戲、盜墓、懸疑、穿越、科幻等數十個類型或亞類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之作，但目前這些優秀作品的解讀闡釋普遍存在不足。網絡文學如何經典化，這是新的條件下批評家們需要持之不懈探索的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