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科幻作家陳楸帆做客“新媒體創意寫作”課堂，為同學們帶來一場題為“Deepseek之后，創意寫作走向何方？”的講座，講座由課程負責人樊迎春主持。

樊迎春老師在開場介紹中指出，陳楸帆是一位兼具傳統與先鋒特質的作家。他的傳統性體現在其科幻作品始終貫穿著現實主義和人文主義的關懷；先鋒性則表現在他勇于探索、敢于解構，近年來更是積極嘗試人機互動寫作，不斷以創作實踐做出對現代性的反思。“新媒體創意寫作”課程邀請他作為嘉賓是題中之義，相信他能為同學們提供關于新媒體時代科幻文學創作、改編與人工智能等問題的別樣經驗與獨特視角。

課堂開始后，馬海晴和諸俊飛兩位同學分別以《一黛不如一黛？——從林黛玉的形象變遷看經典IP的改編困境》和《后人類主義視角下的AI與寫作》為題做了報告，前者從不同版本的《紅樓夢》影視劇中林黛玉這一經典卻難以演繹的形象切入，探討了經典IP不斷被改編的原因與困境；后者則從名為韓國作家創作，實為Deepseek產生幻覺、自己生成的科幻小說展開思考，在后人類主義的視域下探討了AI寫作的現狀、限度與可能。

陳楸帆對兩位同學的報告進行了點評。他認為，馬海晴提出的“一黛不如一黛”揭示了媒介革命如何改變了我們的認知、導致經典文本的多義性流失及審美體系的變遷乃至崩壞這一重要問題。我們是否還能回到所謂“經典版本”的《紅樓夢》？又該如何讓文本呈現出新的可能？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針對諸俊飛的報告，陳楸帆分析了AI訓練數據的偏差性，并延伸至后人類主體性討論，強調人機交互已打破傳統認知邊界，形成無法清晰界定的混合主體性。也正是在這種混雜語境中，人文學科的重要性得到凸顯。

由此，陳楸帆開始了他對于人工智能與創意寫作思考的分享。他指出，從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開始，人類就一直“熱衷于創造怪物”，而“怪物”對自身身份的質疑——“我是誰？為何被創造？”——則從科幻文學的誕生之初就不斷以各種變奏形式出現，當下的AI，某種程度上也扮演著這個“怪物”和“他者”的角色。

隨后，他援引Amara定律分析技術發展的非線性特質：“我們總是高估技術的短期效益，卻低估其長期影響。”以互聯網為例，它曾被寄予構建平等信息社會的厚望，但最終卻陷入算法壟斷與信息繭房的悖論。AI的發展同樣如此：從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到人工神經網絡在90年代的邊緣化掙扎，再到Transformer架構引發的生成式AI革命，技術的進化始終以螺旋式對抗的方式進行。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AI的科幻作家，陳楸帆也分享了自己與AI合作的創作經驗。早在2019年，他就在《人生算法》一書中嘗試與AI合作創作。他與好友將他的作品作為訓練數據，開發了一個小型模型，即“陳楸帆2.0”，可以用他的文風生成新內容。然而模型生成的內容支離破碎，他被迫為這些“無意義的胡言亂語”創造上下文。不過陳楸帆指出，人類把模型講的故事圓上這種“意義賦予”的過程，恰恰也是文學的核心功能。同樣在2019年，《思南文學選刊》創新性地使用AI評委為上一年的所有小說打分，陳楸帆利用AI輔助創作的小說《出神狀態》以0.00001分的微弱優勢勝過莫言的《等待摩西》。這個“斯普特尼克時刻”讓他意識到，“現實已經超越了科幻的想象，開始挑戰人類虛構的界限”。

面對AI帶來的沖擊，陳楸帆提出了積極應對的策略。他認為，這是“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擁有與一個異構大腦（機器智能）相互激發創作靈感的機會”。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在人機時代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理解并利用AI技術激發創作靈感，比如用項目經理的思路為每個模型分配最適合的工作，搭建AI流水線。只有逐步建立起對新技術的認知緩沖帶，才能適應快速發展的科技周期，步入人機協同的未來。不過，陳楸帆也提醒大家要審慎地對待AI，不能被它們所驅使和壓倒。他主張“把AI作為方法，作為觀照人類界面的界面”，以此為契機來更好地理解何為寫作、何為文學乃至何為人類。與其追問“AI是否有創造力”，不如思考“人能否在機器的幫助下更有創造力”。

陳楸帆還從“AI參與創作的作品能否獲得人類獎項”以及“如何界定AIGC的知識產權、權利歸屬及利益分配”兩個問題切入，剖析了當前人類在使用AI方面存在的問題。在他看來，有關AI的一切討論最終都要回歸到一個根本問題：人是什么？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在哪里？而文學作為理解人類的界面之一，不僅是對外部世界的映射，更是對內部世界的轉譯，恰好能在此時提供幫助。因此，他提出了“深度寫作”（deep writing）的概念，將寫作視為通向人的意識深處、改變人對外界認知、重新尋找生命意義與價值的實踐。

最后，陳楸帆以生態學隱喻總結技術與人類的關系。他反對啟蒙運動以來的二元對立思維，主張人類與機器處于共生進化網絡中，正如蜂鳥與花朵相互依存，人類與AI也在塑造彼此的未來。“一切都在變動之中互相形成，只有接受這種變化，我們才能與機器也好、與其他物種也好、與整個生態系統也好，一起超越怕與愛，去形塑新的未來、新的現實。”

講座結束后，樊迎春老師進行了回應。她認為，在內容與形式都處于巨變的時代，陳楸帆的講座再一次提醒我們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AI既是解構又是創造的工具，它作為人類智慧的產物，為我們提供了重新認識自我邊界的機會，也再不斷催促我們厘清和發掘“人”的不可替代性。如果人類可以與AI共生共創，共同探索更廣闊的創作可能性，把AI作為方法，作為觀照人類界面的界面，這種相互激發的狀態也許是最具普適性、最解構也最建構、最高級的人文主義。隨后，同學們就為何選擇創作科幻小說，創作時如何搜集整理信息等問題向陳楸帆提問。陳楸帆強調要始終保持對前沿領域的好奇心，而科幻可以容納很多互相矛盾的存在，充滿了可能性。在他看來，很多時候“科幻不是在預測未來，而是在創造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