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

王十月、鄭小瓊、柳冬嫵都曾是東莞的打工者，他們以自己的文學創作成為“打工文學”的實踐者和代表性作家。我們特約請三位作家，以親歷者的身份，回溯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文學發展脈絡和精神流變，探討新大眾文藝的根源、現狀及其發展前景。

從“他鄉”到“我城”：東莞文學的精神流變

王十月

近日，東莞素人寫作者的涌現受到廣泛關注和熱議，普遍認為，“素人寫作”是“打工文學”發展到新階段的表現。作為“打工文學”的實踐者，和東莞“素人寫作”的支持者，我想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同與異談一點淺見。

眾所周知，“打工文學”這一概念自提出伊始就飽受爭議。四十年來，爭議聚焦在兩個點，一是“打工文學”的藝術水準，二是“打工文學”概念的準確性。以至于，廣東的文學工作者形成了某種心結，說起“打工文學”總顯得不那么自信。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四十年來，伴隨著改革開放和“民工潮”而興起的“打工文學”，在爭議與質疑聲中，一直在忠實地記錄著改革開放以來廣大勞動者的生活。從上世紀80年代寫下《深夜，海邊有一個人》的林堅，到90年代寫下《我們INT》的張偉明，到新千年后的王十月、鄭小瓊、塞壬等，再到現在蔚然成風的“素人寫作”，大眾拿起筆書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一直是廣東文學的重要特色。因此，在新大眾文藝的視野下觀察當下的中國文學，廣東、東莞自然極其具有代表性。

我們都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必然要回應這一時代最具體的社會生活。

改革開放以來，數億農民離開故土來到廣東，用廉價的勞動力托舉起中國制造，無疑是過去四十年來廣東最廣闊的社會生活；因而，城市化進程，也是這四十年來中國最廣闊的社會生活。文學記錄這一進程中數以億計的打工者的喜怒哀樂自是應有之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沒有“打工文學”，將是中國文學的嚴重缺失。當然，主流作家早就意識到了這一問題，賈平凹的《高興》、王安憶的《民工劉建華》等，都將關注的目光聚焦到了這些普通的進城務工者；二十年前的底層文學熱，也是基于對這一廣闊現實的文學回應。但這種基于他者的觀察，和身在其中者的體驗自有其本質的不同。“打工文學”更具備新大眾文藝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打工文學”可視之為“新大眾文藝”的先聲。

作為一名“打工文學”的創作者，我到《作品》雜志任編輯之后，本著對打工者樸素的感情，一直特別留意來稿中的“打工文學”。但較長一段時間，我是有些不滿的。很長一段時間，我讀到的“打工文學”，和林堅、張偉明，甚至和我本人筆下的打工生活并沒有太多的變化。直覺告訴我，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必定有不一樣的“打工文學”。但這是怎樣的“打工文學”，我并不能提前規劃，只能期待從來稿中發現。現在，我終于欣喜地看到了這個變化，就是我將要談論的“素人寫作”。

有人也許會問，“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究竟有什么不同？特別是東莞的這些素人寫作者，他們中大多數依然是打工者，他們寫下的依然是打工的生活，為什么不將他們的寫作稱之為“打工文學”？“素人寫作”是不是換湯不換藥的命名游戲？哪一個作家在成為大眾熟知的作家之前不是素人？事實上，當《作品》雜志開設“素人寫作”專欄時，我們的編輯也有這樣的疑惑。我對編輯們說，“素人寫作”欄目發稿有兩個要素，一是寫作者是文學圈外人，二是他們所寫的是他們最熟悉的、有自身生命體驗的、帶有鮮活職業特點的題材。

現在，我想繼續就“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更為本質的不同，談一點我的觀察和理解。在我看來，“打工文學”和“素人寫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對城市的認同感，如果說“打工文學”是“他鄉敘事”，那么東莞新涌現的“素人寫作”，則可稱之為“我城敘事”。

我們知道，上世紀90年代，“打工文學”最著名的一部小說是《別人的城市》。一度，“別人的城市”這個小說標題成為了流行短語，它準確地概括了那一時期打工者對城市的心態。2000年，我在打工期刊《大鵬灣》做編輯，主持兩個欄目，一個叫“人在他鄉”，一個叫“故鄉的云”。這是《大鵬灣》最受歡迎的兩個欄目，也是來稿最多的兩個欄目。從這兩個欄目名不難看出，當年的打工者，對所打工的城市普遍沒有歸宿感和認同感，我們不以城市建設者自居，我們身在城市、心在農村，身處他鄉、心懷故鄉。從心理上，我們自覺地將自己當成城市的過客，就像鄭小瓊的詩中所寫，“風吹走了一切，我剩下的蒼老，回家”。在“打工文學”中，打工者是無根的浮萍，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會回到故鄉。正如張偉明的《我們INT》，INT是電子廠的質檢術語，意指接觸不良，這部小說表達的正是農民脫離土地成為工人后對工廠和城市的不適應。人在他鄉的漂泊感，是當時打工人的一種普遍情緒。在當時，廣東幾乎所有的電臺都有諸如“人在他鄉”“出門人”“城市屋檐下”之類的節目。而當時，我們打工的城市，也沒有將打工者當成是“自己人”，打工者被稱之為撈仔撈妹、北佬北妹、盲流、三無人員、農民工等。很長一段時間，打工人在城市生活，需要一張暫住證，他們是暫時在此居住的人。可以這樣說，“打工文學”最大的母題就是“人在他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城市開始以開放、包容的心態接納這些打工者，以東莞為例，打工者被稱之為“新莞人”。正是這種包容與接納，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打工者的心態，從而改變了“打工文學”。同樣是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同樣在城市里勞作，東莞近期涌現的素人寫作者筆下，“人在他鄉”不再是廣為書寫的母題，也不再是普遍的情緒，甚至基本看不到這種情緒的表達。在王瑛的《清潔女工手記》中，作者寫下的是清潔工的生活日常，她關注的是“人”，而不是“外鄉人”。從“外鄉人”到“人”，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同樣，夜晚擺攤做燒烤的女詩人溫雄珍，她的詩中也鮮有漂泊主題；在石材廠工作的詩人曾為民，他專注于對石頭的熱愛與書寫，創作了幾百首以石頭為主題的詩歌，但他更多展現的是對生命和美的思考。他們不約而同地將“外鄉人”還原成“人”，他們的筆下，東莞、深圳不再是“別人的城市”，而是自己的城市。從“他鄉人”到“人”，從“他鄉”到“我城”，這絕不是文學的自覺，而是現實生活的感受使然。

我們還可以做以下對比：

“打工文學”的故事發生現場主要聚集在工廠、城中村，事件主要聚焦在找工作、工傷、勞資糾紛、查暫住證這一類相對激烈的沖突上，“素人寫作”書寫的生活場景更加多樣，他們走出了工廠、城中村，走向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打工文學”更專注于“生存”，“素人寫作”更專注于“生活”；“打工文學”直接、熱烈、重視主觀疼痛感，“素人寫作”委婉、平和，重視客觀日常化；“打工文學”多是緊張的，人在他鄉的迷茫、安全感的缺失、前途未卜的憂心、勞資關系的嚴峻、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等等，造就了“打工文學”他鄉敘事的精神底色，而“素人寫作”的時代背景與當年大為不同，當年的諸多問題如今已不再成為問題，而今天的打工者面對的問題，已經和城市居民沒有根本上的不同，至少今天的打工人面臨的問題，和本地人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涇渭分明。如果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廣東文學從“打工文學”到“素人寫作”的變化，是從“他鄉敘事”到“我城敘事”的變化，是從關注“外鄉人”到關注“人”的變化，那么，從本質上來講，這也是中國這幾十年來，人們從對物質豐富的向往，到對精神豐盈的追求最真切自然的呈現。

另外，作為有三十年寫齡和二十年編齡的文學從業者，我之所以在閱讀這些素人的作品時會感到眼前一亮，不僅僅是因為素人寫作者筆下所呈現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素人寫作者普遍呈現出來的那種不為文學而文學的寫作狀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受“純文學”觀念的影響，我們的文學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路越走越窄，這些素人寫作者也在提醒我，要時刻保持一種素人寫作的狀態——忠于生活、忠于自我。

（作者系《作品》雜志社社長、總編輯）

新質生產力與新大眾文藝

鄭小瓊

幾個月前，當DeepSeek橫空出世時，我聽到或看到大量用AI生成的音樂、詩歌、評論以及小視頻，并將這些AI生成的詩歌與人類自身創作的詩歌相對比，分析人與機器的創作之間的區別。面對狂浪般涌來的AI作品，新質生產力所誕生的新技術讓文學在傳播、創造方面充滿向外擴展的張力，它背后隱含著人類社會在未來會呈現一種革命性的變化，將把人類帶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一個全新的時代將要開始。

二十多年前，當互聯網進入我們的生活，它打開了文藝創作者的作品傳播和知識獲取的新途徑，“在細小的網絡背后有一座座無形的圖書館”，這是我第一次上網后最大的感受。網絡時代讓在流水線上打工的我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互聯網技術”帶來的文化平權后的紅利。通過互聯網，我可以迅速地閱讀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了解文藝思潮、掌握文學動態；通過互聯網實現文藝創作者之間平等而自由的交流，獲取信息與知識的通道變得前所未有的方便，大眾獲得學習的機會不再受到局限。當時的我借助互聯網新媒體的力量，能夠跨越地域、語言和學歷等障礙，便捷地獲取詩歌知識，在工廠的機臺上寫下自己對工廠生活的感悟，分享在五金廠對鐵的新認知與感受，把自己的詩歌發表在互聯網等新媒體平臺上，直接面對讀者，跟同行與讀者交流。這種交流讓沉悶封閉的我迅速地打開文學創作的窗口，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也讓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詩歌與打工者的生活。

以人工智能與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對于普通大眾來說，不僅僅是一次信息的普惠與平權，它重塑了人與自我、世界之間的新型認知，開啟了新大眾文藝發展與繁榮的道路，拉近了大眾與精英之間在獲取知識和傳播方面的距離。比如在溫雄珍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讀到她寫燒烤攤生活的詩歌，也可以讀到作為一個中國基層女性關注到巴以戰爭的詩歌，兩種題材在一個中國基層生活的女性詩人筆下找到了一種恰當的平衡點，顯示出一種共生共存的和諧性。我覺得這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事件，在以AI與網絡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加持下，我看到的是中國一個新時代的崛起。新質生產力正在書寫我們普通大眾的認知史，新技術讓大家更加快速地縮短自身與世界的距離，我們正進入一個更加開放、自由、平等、包容的世界。當新的技術加快了普通人在認知上的覺醒與自由，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用詩歌、小說、散文、視頻、自媒體等方式表達自我的感受，它們構成了新大眾文藝的主體。十幾年前，我寫作了一首《工業時代》的詩歌：“美資廠的日本機臺上運轉著巴西的礦井/出產的鐵塊，來自德國的車刀修改著法國的/海岸線，韓國的貨架上擺滿了意大利的標件/比利時在角落等待出售，西班牙跟新加坡/在檢測，俄羅斯被搬運工放入倉庫，黑非洲/站于露天場的原料，智利的訂單如它的國土/那樣狹長，我的四川方言有些守舊，湘西話/更難聽懂，福建的閩南話跟臺灣人交談/粵語的香港只是停靠站，如果我愿意/把印度，阿拉伯阿富汗，巴基斯坦安排在/澳大利亞附近，伊拉克和美國緊靠著/以色列搬運到加勒比海眾國中央/英國與阿根廷握手，日本和墨西哥……/在這個工業時代，我每天忙碌不停/為了在一個工廠里和平地安排好整個世界”。詩歌寫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工人如何在車間重構世界與自我的關系，我在許多國家朗誦過這首詩歌，跟他們分享在一個信息與技術全球化的時代，一個中國女工的生存體驗與世界的關系。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于當下，在未來，我們這種緊密關系會進一步地加深。在抖音直播中，一個貴州山區的寶媽可以通過AI語音同步翻譯與歐洲、西亞、南美的買家實現實時同步交流，她背后陳列的是來自中國工廠的箱包、鐵鍋和有中國特色的工藝品，買家可以在視頻直播中挑選自己滿意的產品。

當普通大眾通過新質生產力獲取知識的成本越來越低，獲取知識的寬度越來越廣，新大眾文藝的出現是一種必然。抖音、小紅書等網絡媒介發展實現了傳統精英與普羅大眾在發表與傳播機會上的平權化，新媒體以近乎顛覆性的方式倒逼傳統媒體重新界定文藝作品在大眾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普羅大眾憑借自身獨特的經歷和感悟創作出一大批文藝作品，這些文藝作品扎根于他們當下的日常生活。比如快遞工作者、燒烤攤的服務員、煤礦工人、清潔工人、流水線工人、建筑工地工人等這批新型文學創作者的作品中，我深刻感受到這批作品的在場性。他們不僅僅是身體的在場， 更是生活的在場、生存的在場，乃至精神與心靈的在場。這種“在場”的深度生存經驗讓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具有人情煙火的現實在場感。讀王瑛的作品，我讀到的是一種在具體而真實的保潔工作生存狀態下的身與心的在場感，而非旁觀者式的，更不是那種在精妙得可以隨時抽身而出的體驗式或者采訪式的“在場”。在她的作品中，既不忽視生活皺褶間的失意、焦慮與掙扎，也保持著對星空的渴望和生活本身的質感。對于新大眾文藝中生活在基層的這個寫作者群體，他們真誠地記錄日常生活里微小的凡人生存切面，傳遞出最溫情的煙火味。

（作者系《作品》雜志社副總編輯）

新大眾文藝：普通勞動者的書寫和表達

柳冬嫵

2024年第7期《延河》雜志，刊出《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作者非常敏銳地觀察到“新大眾文藝已經悄然并蓬勃地從草根和民間興起并興盛”：“大眾生活，小鎮青年，市井人生，擺攤瑣記，打工經歷，興、觀、群、怨，碰壁撞墻，峰回路轉，關于生活的方方面面，關于勞動者的寫作，關于歷史的民間記憶，各種圈子、各種樣態的新的文學和藝術，它們的蓬勃興起，標志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大眾寫作和創作正在發生。”對于“打工文學”而言，“新大眾文藝”的提出可謂恰逢其時。一直有學者想為“打工文學”改名，但都并不合身。將“打工文學”納入“新大眾文藝”的版圖里，是最合適不過的了。“打工文學”天然地具有大眾性、人民性，“打工作家”不僅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

廣義上講，“打工文學”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狹義上講，“打工文學”主要是指有著“打工經歷”的“打工作家”所創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是來自打工者內部的文學敘述。在“打工作家”與其他作家創作的“打工文學”文本里，的確存在著某些經驗上的差異。當然，作家在任何時候都有寫什么和怎么寫的自由。但同時，一個作家寫什么，并不是沒有限制的。在一般情況下，作家最好寫他熟悉的題材。莫言說：“最好的打工文學應該是有過打工經驗的人寫的。專業作家當然也可以寫，寫出來也可以發表，別人看了也像那么回事，但最較勁處是虛假的。”“你可以在技術上寫一個農民工在建筑工地怎么樣搬磚，怎么樣和水泥，怎么樣在腳手架上雙腿發顫，怎么樣餓得頭暈眼花，但你無法準確地體會到一個站在云端里的腳手架上的民工的心情，他的孤獨，他的向往，他的恐懼，他的理想。”這些論述顯示了莫言對經驗作者的重視，他所說的“最好的打工文學”，強調了打工者作為“打工文學”創作主體的重要性，這就是一種新大眾文藝：“人民大眾可以更廣泛地參與到各種文藝創作與活動之中，人民大眾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而不是單純的欣賞者。”

打工者成為“打工文學”的創作主體，在某個側面，詮釋了“新大眾文藝”之“新”。“大眾文藝”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現代作家郁達夫于1928年創辦的《大眾文藝》月刊，他在發刊詞中陳述道：“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也須是關于大眾的。”郁達夫的不少作品確實可以稱之為“大眾文藝”，如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是現代文學史上最早反映女工生活的小說之一。他的短篇小說《薄奠》則為人力車夫唱了一曲悲愴動人的挽歌。人力車夫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作家們的筆下備受青睞，胡適、沈尹默、葉圣陶的同題詩歌《人力車夫》、劉半農的《車毯（擬車夫語）》、魯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駱駝祥子》等，以詩歌或小說的方式分別加以表現。據估計，民國時期全國人力車夫至少不會低于50萬人。現代文學中集體出現的人力車夫形象是現代文學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卻沒有出現“人力車夫作家”，從創作主體構成而言，人力車夫是完全缺席的。在現代文學中，女工形象也有很多，如康白情的《女工之歌》， 還有廬隱的短篇小說《靈魂可以賣么？》，反映紗廠女工的非人生活和不幸遭遇，提出了“靈魂應享的權利”問題，但是“女工作家”始終是缺席的。但在新時代的條件下，“無論身份，不論階層，門檻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為作者”，“外賣小哥在送外賣的間隙，寫下《趕時間的人》；打工小哥開起‘詩歌商店’；保姆、保潔、保安、木工、電工、瓦匠等平凡職業者的呼喊與呼喚，歡笑與淚水，焦慮與等待，失望與希望，匯成新時代的‘新工人文學小組’”。在廣東東莞，最突出的例子，莫過于“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榮獲魯迅文學獎，五金廠打工妹鄭小瓊成為著名詩人。“打工文學”的創作表明，新大眾文藝確實是一場創作者的革命。改革開放后，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中國民工潮在珠三角拉開了序幕，“打工文學”的創作大潮也在珠三角拉開了序幕。不僅是專業作家在寫“打工”，從最龐大的打工群落里走出的一批批“打工作家”，更擁有了言說自我和建構自我的能力。

“打工文學”作為新大眾文藝的一種類型，“表現的是勞動者原生態的生活，是人民大眾真實生動的生活”，我們從中“看到那些充滿生氣與活力的生活場景，那些生機勃勃的勞動景象；那些有血有肉的個人經歷，那些生活重壓下的一聲嘆息；那些大眾的呼喊與呼喚，歡笑與淚水，焦慮與等待，失望與希望”。“打工作家”記錄了那些原本被遮蔽的生活經驗。他們的書寫，對這個社會的感知系統來說，是掃除了一片盲區，開辟了一片領地。鄭小瓊在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談道：“作為一個流水線生活的工人，我知道當鐵砸在自己的手指與別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與坐在書房依靠資料感受到的生活有著本質的區別，有一種疼痛是自己親身感受到，有一種疼痛是想象得來。”（《作家通訊》2012年第3期）2007年，東莞“打工詩人”鄭小瓊曾因散文《鐵·塑料廠》獲得人民文學獎“新浪潮”散文獎。《鐵》寫到身體對鐵的痛感，這種經驗可能是其他作家寫不出來的。“鐵”是鄭小瓊寫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創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學符號之一。“當我自己不斷在寫打工生活的時候，我寫得最多的還是鐵。”“我一直想讓自己的詩歌充滿著一種鐵的味道，它是尖銳的，堅硬的。”對“鐵”的豐富記憶，和鄭小瓊多年在五金廠的工作經歷有關。鄭小瓊寫下很多關于“鐵”的詩歌，她改寫了當代中國詩歌史中“鋼鐵”和“機器”意象的意義和走向。同樣，我們從“打工作家”王十月的散文《尋親記》《小民安家》《總有微光照亮》《關卡》《聲音》到他的小說《出租屋里的磨刀聲》《文身記》《開沖床的人》《國家訂單》《白斑馬》，都可以看到那些從骨子里發出的疼痛。這些疼痛，來自王十月切身的體驗，來自他身邊那些與他一樣命運的打工者們。

鄭小瓊、王十月等“打工作家”的出現，是“新大眾文藝已經悄然并蓬勃地從草根和民間興起并興盛”的具體例子。詩人、評論家李少君在為鄭小瓊散文詩集《疼與痛》作序時注意到“草根性”的詩歌現象，并指出：“鄭小瓊出身于偏僻地域，卻得益于時代開放，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齡人同樣的詩歌啟蒙與詩歌教育，接觸并學習經典。后來她輾轉于異鄉，在工業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經歷時代風雨的洗禮，完成了人生閱歷與社會經驗的積累，領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細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問題。于是，眾多外在條件和因素刺激她的靈感和寫作欲望，她的天賦與才氣得到激發，一寫詩，就一發不可收拾，也立即得到詩歌同仁的關注與扶持。因為網絡，她的詩歌獲得廣泛傳播，最終被主流詩歌界接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新媒體的產生，不僅是鄭小瓊“登上大雅之堂，獲得廣泛認可”的原因，也是整個東莞打工作家群、素人寫作群形成的原因。在東莞黃江鎮做過酒店服務生、工廠保安的穆肅（網名：小木不識丁），在“QQ·作家杯”征文大賽中脫穎而出，出版了長篇小說。東莞網絡作家楊海燕（網名：房憶蘿）的《我是一朵飄零的花——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以樸素的筆調、紀實性的手法記錄下自己的打工經歷，講述了一個打工妹所看到、經歷和體會的城鄉世界，記錄下了工業化過程中一個普通打工女孩的命運。這不僅僅是她個人的命運，也是這個年代背井離鄉的打工群體生活狀態的一個縮影。由此可見，“新媒體的產生，為勞動者參與文學提供了極為便利而通達的載體，物質文化生產者和精神文化生產者傳統意義上的鴻溝逐漸被抹平”。

（作者系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